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在一生中将经历不同的道德发展阶段。本节将介绍道德发展理论和针对大学生的道德发展研究。
劳伦斯·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根据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1927—1987）的理论，人类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具有跨文化性，即在世界任何文化的人类发展过程中，这些阶段是普遍存在的。每个新阶段都标志着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对个人道德决策的更大满足。
柯尔伯格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每个水平包含两个不同的阶段。柯尔伯格将前两个阶段称为前习俗阶段（preconventional stages），道德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处于这个水平的个体希望别人对待自己时遵守道德，但他们对待别人时却一般不会考虑道德的约束，除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大多数人会在高中时超越前习俗道德推理阶段。
处于习俗阶段（conventional stages）的人会向他人寻求道德指导，并需要他人肯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第三阶段是习俗推理的第一个阶段，对处于该阶段的人来说，得到他人的赞同和遵守同伴群体的准则尤为重要。例如，琳迪·英格兰守卫是伊拉克阿布·哈里卜监狱丑闻中的一名当事人，她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自己“选择去做朋友们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情”。法官驳回了她的这一借口。
大多数高三学生和大一新生处于道德发展第三阶段。该阶段与大学生认知发展的第一阶段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认知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往往认为答案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权威人士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习俗道德推理的下一个阶段包括用更广泛的文化标准和法律取代同伴群体规范。这种类型的道德推理便是大家熟悉的文化相对论。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处于这一阶段。他们宁愿采取盛行的观点，而不是对道德事件的决策作透彻的思考。对处于该阶段的人来说，只要“每个人”与自己观点一致，就足以使他们认为自己一定是正确的。
在道德推理的后习俗阶段（postconventional stages），人们能够意识到社会习俗应该是合理的。某件事情符合法律规定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合乎道德或公平公正。相反，道德决策应该建立在普遍道德原则之上，而且要考虑公平、同情和互相尊重。
一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与其行为相互关联。有一项研究选取了86个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只有9%处于第二阶段（自我中心主义）的人和38%处于第四阶段（维持社会秩序）的人会向受到药物副作用的人提供帮助；而处于第六阶段的人则全部伸出了援助之手。遗憾的是，只有不到10%的美国成年人达到道德推理的后习俗水平。
道德推理水平较低的人往往倾向于采用过分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当这些方案毫无作用或事与愿违时，他们便会感到困惑不已。
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更加复杂的问题和事件，而旧的思维方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时，便会放弃旧的思维方式。向更高阶段的提升常常源于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或由与自己世界观相冲突的新观点所触发。
卡罗尔·吉利根关于女性道德推理的观点
柯尔伯格的研究仅仅以男性为实验对象。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女性道德发展往往遵循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她认为，男性思维往往以责任和原则为导向，称之为公正取向（justice perspective）。相反，女性则更多地以事件情景为导向，并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关怀的角度观察世界。她称之为关怀取向（care perspective）。
吉利根将女性的道德推理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或水平。与男孩一样，处于前习俗阶段的女孩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相反，达到道德推理习俗阶段的女性往往愿意做出自我牺牲，将他人的需求和利益放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之上。发展到最终，达到后习俗阶段的女性已经能够平衡自身和他人的需求，吉利根称之为成熟的关怀伦理（mature care ethics）。
虽然有些研究支持吉利根的结论，但是其他研究则发现，道德发展之间的性别差异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很多女性也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而有些男性也更倾向于从关怀的视角思考问题。此外，大多数人在道德推理时往往同时从两种视角出发。正像认知与情感共同作用一样，道德推理的两种类型也常常互为补充，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大学生的道德推理发展
虽然在校园以外，大学生也有很多机会获得道德方面的发展，但是研究表明，大学教育与道德发展有着明显的正相关。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许多年轻人在离开家庭，进入大学后会经历一个危机期，有时被称为“认知不平衡期”。面对原来世界观的改变，他们最初的反应可能是顺从，并且很容易受到同伴文化的影响。一些大学新生很容易在同伴的怂恿下参与自我破坏的行为——例如吸烟、酗酒狂欢、街头吸毒、行为放纵和鲁莽驾驶等，这种倾向只不过是顺从的一种反映。
处于道德推理后习俗水平的人更愿意向生活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独立思考
莫罕达斯·甘地，非暴力活动家
莫罕达斯·甘地（1869—1948）出生于印度，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称其为“圣雄甘地”或“伟大的灵魂”。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甘地处处受到英国种族隔离传统的限制，乘火车时他不能坐在自己想坐的座位上，走路时他不能走在“非有色人种”的朋友旁边。更糟糕的是，他目睹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受欧洲人和印度上流社会人士的蔑视和侮辱。他没有在这种文化规范前保持沉默，也没有将怨恨和不满藏在心底，而是理智地表达了自己的道德义愤。
他的回应唤醒了民众，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有效的非暴力道德改革运动。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大屠杀中，几百名手无寸铁的印度平民被英国军队开枪射杀，甘地随之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政策以反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印度最终在1947年获得独立。
甘地还为废除印度残暴的等级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尊重所有人的平等和尊严，使用非暴力抵抗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革手段，这些做法给以后的人权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人权运动。
讨论问题
1. 讨论甘地面对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如何反映出柯尔伯格和吉利根后习俗阶段的思维过程？
2. 回忆自己的经历，在面对暴力（言语上或身体上的）时是否曾经想要或者使用过暴力进行对抗。讨论一个处在后习俗道德推理水平的人最可能做出怎样的回应？
正如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大学新生的思维模式往往是“非黑即白”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大学生讲述关于“乔”的虚构案例，进而了解他们的道德推理水平。多年来，乔一直是个模范市民，直到有一天，一个邻居发现他其实是一名通缉犯。然后，研究者问学生：“这位邻居是否应当向当局举报乔？”大学新生的答案更倾向于“是”，原因是这符合法律规定；他们认为如果让罪犯逍遥法外，可能会带来新的犯罪。大学生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仍然关注法律条文；然而，他们也会质疑在这个案例中遵循法律是否公平。达到后习俗水平的人则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乔，确定他是否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他们也会考虑哪种选择——向当局告发还是不告发——对社会更有利。
在大学里，同伴关系对道德推理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形形色色的人保持各种各样友谊的学生往往有更大的收获。在课堂中讨论道德问题时，学生的思想会受到挑战并需要自己去论证结论。这个过程也有可能提升道德推理水平。
虽然受到这些积极影响的推动，但大多数大学生还是无法从习俗道德阶段提升至自主的后习俗道德推理阶段。大学通常能够将学生从遵循同伴文化，转变到遵循更广泛的社会规范这一较高的习俗推理阶段。
道德推理在人们的日常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道德推理水平影响其人生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个人生活，也包括工作和事业。道德推理水平与自尊、心理健康、职业目标满意度、诚实和利他主义行为表现出正相关。下一节将主要介绍指导个人思维的道德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