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正因为这一特点，社会规范和文化期望对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处于群体中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与单独一个人时完全不同。群体会使人们收集与解释证据的过程发生系统性的改变。
第1章曾提到，种族主义是一种认为自己的群体或文化比其他群体更优越的不合理信念，这种信念也会使人们的思维产生偏差，成为批判性思维的障碍。
“非我即他”错误
人类的大脑似乎已经被设定好将人们分为“我们中的一个”或“他们中的一个”。人们总是倾向于尊重与自己相似的人，而猜疑与自己存在差异的人，不论这些差异是来自种族、性别和宗教，还是政党、年龄和国籍。虽然大多数人都声称信奉众生平等，然而在美国的文化中，诸如同性恋法官、女性医生、拉美裔参议员以及唐氏症儿童等一些修饰词的使用已经暴露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看法，那便是任何与标准有差异的事物都应加以特殊化。为什么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下列措词呢？异性恋法官、男性医生、欧裔参议员、健全儿童……
偏见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这种影响我们自身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中，研究对象被要求快速地将一些褒义或贬义的形容词与一些白人或黑人的面孔联系到一起。虽然参与者都声称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但是十分之七的白种人“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白人的偏爱”。
人们太容易陷入到“我们对他们”的思维模式中，尤其是在感受到威胁时。1994年，卢旺达的胡图族政府煽动起胡图族人对图西族的仇恨与恐惧，造成了对图西族人持续3个月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邻居杀死邻居，学生杀死同学，医生杀死医生。仅仅因为图西族“非我族类”，甚至连牧师都开始屠杀教众中的图西人。这场屠杀最终造成了一百多万人惨死。
大多数发生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都源于“非我即他”错误。
这种错误也会导致人们在遇到问题时迅速两极分化为两个阵营。不管是“右翼保守势力”还是“老好人”，只要是“他们”，都是不合理的；与他们争论任何问题都毫无意义。相反，我们的群体占据着道义的绝对制高点。没有中间地带。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美国人迅速将整个国家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红色的州是共和党阵营，蓝色的州是民主党阵营，自己阵营中的人都是“正义”与“善良”的，对方阵营中的人全是“错误”与“邪恶”的。
根据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马扎林·贝纳吉的理论，如果人们想要克服这种社会错误，需要时刻在思维中对此保持有意识的警觉，并建立坚固的防线。作为批判性思维者，为了将这种错误减到最少，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性地评估当前的形势，然后寻找一种更加直接的、更加包容的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基础，例如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我们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都是人类，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头脑中的旧观点，为到底应该把谁视为“我们”提出全新的、更加合理的定义。此外，人们还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即使是面对那些起初坚信是错误的观点，也能保持多元的视角。
社会期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们不断期待着新的发明和革命性的技术出现。1909年12月13日，在莱特兄弟史诗般的飞行过后的第六年，《波士顿先驱报》对当地商人华莱士·蒂林哈斯特发明的一艘新飞艇进行了报导。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新英格兰到纽约地区出现了几百名目击者，这些目击者包括警察、法官和商人，都声称看到了在空中飞行的飞艇。这些报道出来的目击事件又导致大量的记者开始搜寻飞艇的踪迹。直到故事的真相揭晓，这不过是蒂林哈斯特一手导演的恶作剧，搜寻活动才宣告结束。
红色州对蓝色州
社会期望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甚至会导致集体错觉，所有人都在试图使证据符合自己的文化世界观。有时，这些社会错误甚至会成为一种制度。一味地按照社会期望行动，不进行批判的分析，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塞勒姆巫术恐慌的根本原因正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社会期望。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可能认为猎巫者是狂热的极端分子。然而，他们的行事方式仅仅是与当时的主流宗教世界观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期望保持一致，当时某些不幸事件的发生，比如农作物歉收、瘟疫横行、人口死亡等，这些都被解释为魔鬼和它在人世间的使者——巫师在作祟。
在本章开篇，我们曾经介绍过彼得·赖利一案，案件中负责审讯赖利的警察采用诱导性问题获取了赖利的“供词”，这些警察之所以会这么做，他们的社会期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赖利的母亲是一位精神虐待狂。社会上一般认为遭到父母虐待的受害者往往具有暴力倾向，报复心强，尽管实际研究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往往不会发展出暴力倾向，而那些目睹家庭暴力实施的孩子才最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将暴力看做一种正常现象。此外，这种残忍的谋杀案常常是由内部家庭成员实施的。因此，警察基于自己的期望，草率地就得出结论，肯定是赖利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刻板印象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偏见，指的是由于某个人属于某类社会群体，从而对该群体的社会期望便会被强加到此人身上。在第2章中，我们曾经提到一项研究，研究者向学生展示了一张图片，图片中是一名黑人正在乘地铁，旁边是一名手持剃刀的白人。后来研究者要求学生回忆这幅图片时，竟然有一半的人认为手持剃刀的是那名黑人。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一些乘客因为乘坐同一架飞机的人中有一名阿拉伯裔人而拒绝登机，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刻板印象。
群体压力与服从
从第1章介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体压力会促使个体成员采取某些立场，而这些立场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支持的。一些宗教邪教组织正是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倾向，他们将宗教成员从家人和朋友中分离出来，避免其受到反对意见的影响。在很多邪教组织中，组织成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甚至为每个人指派一个兄弟。
塞勒姆猎巫事件发生在17世纪末的马萨诸塞州，一些无辜的人——巫师——被认为是引起社会紊乱的罪魁祸首而被逮捕、审判甚至处死。
群体压力的影响力非常大，它会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导致人们对已经摆在眼前的证据视而不见。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开展了一系列关于从众心理的实验。在实验中，他向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展示一个屏幕，屏幕左侧是一条标准长度的线段，右侧有三条对比线段。其中有一条线段与标准线段等长，另外两条线段的长度与标准线段有明显的差异。在每次实验中，一名不知内情的被试加入到一个由6名实验者的同谋组成的小组，实验者让这6名同谋在实验中给出错误的答案。实验开始后，实验者向小组呈现线段，并问其中一名同谋右侧三条线段中哪条线段与标准线段一样长。这名同谋毫不犹豫地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接着其他几名同谋也相继给出了相同的答案。现在，这名不知情的被试开始表现出茫然不解甚至是惊愕。怎么可能6个人都错了呢？
在听到6个“错误”答案之后，75%的真被试选择了屈服于群体压力，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却没有相信自己思考的证据。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实验结束后再次询问这些真正的被试时，竟然已经有一些人真的相信错误的答案是正确的了。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曾经提醒人们，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被当权者牢牢控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很容易被操纵，甚至相信“二加二等于五”，那么这个社会就危险了。阿施实验为这个警示提供了生动的证据。
人们寻求与他人一致的渴望是正常的。然而，这种渴望常常与我们将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内在倾向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与多数人意见不一致的人遭到排斥。此外，人们更喜欢周围是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在公司或企业中，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常给人带来不言而喻的沮丧。与群体成员拥有对立观点的“异类”或不墨守成规的人可能会被上级领导排除在下一步的工作之外，甚至会被开除。
因为我们具有顺应他人想法的内在倾向，所以在了解一致性意见以何种方式和条件达成之前，人们无法确定其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现在人们在做决策时，强调应达成群体一致并不可靠。在达成一致的过程中，群体中的多数常常能够影响整个群体均认同他们的观点。
考虑到思维中的其他错误，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策略以识别和消除人类服从群体思维的倾向。例如，在滑冰和跳水比赛中，运动员的成绩是由裁判主观决定的，由于担心裁判在打分时受到其他裁判的影响，所以打分由个人独立完成，而不是群体决策。如果我们一开始在群体决策中发现了群体思维，我们需要在思维上跳出这个群体，仔细评估某一立场的证据，决不能认为被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就一定是正确的。
分析图片
阿施实验 在阿施实验中，当其他人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不明内情的被试（左）表现出茫然不解。
讨论问题
1. 你认为图中这名不知情的被试正在想什么？
2. 回忆自己有没有与这名被试相似的经历，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周围人的想法与你都不一样。对于自己与他人的观念之间的差异，你是如何反应的？
责任分散
责任分散（diffusion ofresponsibility）是发生在人数超过临界数量的群体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责任没有明确地指派给每个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不关我的事”或“这是其他人的事”。例如，与我们在人群中时相比，当只有我们一个人在场时，更可能给予他人帮助。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旁观者冷漠”或“基蒂·基诺维斯综合征”。1964年，在美国纽约的一所公寓外，一名28岁的年轻女子基蒂·基诺维斯被杀害。罪犯看到公寓里的人打开灯后离开了两次，直到他第三次回来才将她杀害。事情的发生前后经历了整整30分钟，但是其间听到基诺维斯呼救的38个邻居中没有一个人报警。近期还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2008年6月，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一条繁忙街道上，一辆汽车在撞了一位中年男子后逃之夭夭。这名男子躺在街上，头破血流，动弹不得，周围站着一些围观的人但却没人上前救助。来来往往的汽车从他身旁驶过却没有一辆停下来。最后救护车赶到之前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在大学生联谊会中，责任分散也时常发生，造成没有人去拯救一个处在危难之中的同胞。
2008年6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一条繁忙街道上，一名男子被汽车撞成重伤，肇事司机逃之夭夭，而伤者躺在路上动弹不得，无人上前帮助，这正是“责任分散”现象的典型写照。受害者安吉尔·托里斯之后不治身亡。
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们很容易犯“非我即他”错误，并受到社会期望和群体一致的影响。人们处在群体环境中时，常常认为一些没有明确指派给自己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虽然这些特质有可能促进群体的凝聚力，但却会妨碍有效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优秀的批判性思维者，人们需要随时对这些倾向保持警惕，并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其他人的观点。
再想一想
1. 知识的来源有哪些？
· 知识的来源包括理性和经验两部分。经验包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专家证词以及研究资源，例如纸质材料和互联网。
2. 经验会带来哪些形式的误导？
· 经验可能会被错误记忆、证实偏差以及依赖传闻与轶事证据所歪曲，也会受到人类思维中的知觉、认知和社会错误的影响。
3. 人类的思维中存在哪些类型的认知和社会错误？
· 认知和社会错误是大脑解释世界的方式的一部分，包括对随机数据的错误知觉、难忘事件错误、概率错误、自我服务偏差、自我实现预言、非我即他错误、社会期望、群体压力与服从以及责任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