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郑爽代孕并试图弃子事件已经持续发酵了三天，尽管她发微博表示“道歉”，公众被点燃的愤怒情绪依然不减。
反对代孕的声音中，热播美剧《使女的故事》被屡屡提及。很多网友担心一旦代孕合法化，底层女性就会彻底沦为上层女性的“行走子宫”，这部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1985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就会成为现实。
《使女的故事》是否昭示了未来女性的命运？既然代孕在我国属于违法，为何却屡禁不止？网友对代孕现象持续关注背后折射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第一财经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李恒，她曾参与上海市法学会的重大项目“代孕的生命伦理与法律规制研究”，对现有西方各国的代孕法律法规也有客观了解。
现有法律只能惩罚中介
第一财经：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删除了修正案草案中原本注明的“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这是否代表我们国家对代孕出现立法松动？
李恒：我们国家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时，有委员曾提议是否可以将“禁止代孕”改为“规范代孕”，后来因为对“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规定有较大意见分歧而被删除。但是国家其他法律规范已经明确禁止代孕行为，比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半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其他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人类精子库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指导原则》也都明确了禁止代孕。
上述法律规范位阶较低，国家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又没有禁止代孕，有人可能就说，那是不是国家支持代孕？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国家现行的立法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肯定是不允许代孕合法化的。但社会中又存在代孕的既成事实问题，代孕母亲、胎儿、出生的子女的合法权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现在国家对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的亲权认定还没有相关立法，需要立法来保障相应主体的权益。通过2016年“上海代孕龙凤胎监护权案”的判决可以看到，在亲权认定上是符合现在国际上认可的伦理原则，判决的时候还是遵从“保护代孕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则”。
第一财经：既然国家法律层面禁止代孕，但现实中又存在代孕现象，禁止代孕的执法难点在哪里？
李恒：不孕不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疾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09年中国人口协会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客观上说代孕的需求是巨大的，曾有报道披露我国每年代孕出生的婴儿超过1万。
2015年，计生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从行动的情况来看，国家对待代孕联合执法，集中在中介、广告宣传、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以及相关医疗器械上，但是对于代孕行为本身是很难打击的。一般执法也只能捣毁中介公司的场所、删除相应广告、没收违法器械等处罚，对委托代孕者和代孕者都没有处罚的依据。而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成熟了，代孕中介很容易卷土重来，加上通过网络联系，代孕产业链也具有隐蔽性。
何况中介还可以把代孕场所放在国外，而且在国外代孕的婴儿，如果这个国家代孕合法，带回国时，父母只要在国外完成亲权的转移手续，父母双方一人又是中国人，孩子可以申请中国国籍，这样整个程序就是合法的，也给打击代孕执法带来难度，因此要杜绝代孕很难。
代孕并非有钱就可任性
第一财经：郑爽是流量明星，收入非常高，本身也很年轻，完全具备生育能力，结果一下就代孕两个孩子。很多网友认为这意味着在国外有钱就可以任性，随便代孕。
李恒：确实，很多人一提到代孕就想到“出租子宫”，觉得有钱就可以任性。但实际上哪怕是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比如前面我说的基因型代孕，也就是代孕母亲提供卵子，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的。有些国家虽然认定代孕合法，但是绝对禁止商业代孕。例如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的代孕相关法律都明确规定，禁止商业代孕，允许无偿代孕，代理孕母除必要的医疗、法律、保险以及生产期的生活费之外，不得有任何的金钱交易，否则将被视为贩卖婴儿的行为。同时立法对代孕原则、代理孕母（及其伴侣、配偶）和委托父母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政府还会监管代孕以及亲权转移的整个过程。
一些中国富人喜欢去的泰国，发生过一名日本男子通过代孕者生下至少16名婴儿，以及一名代孕母亲为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产下龙凤胎，对方只带走健康女婴，拒绝抚养患唐氏综合征的男婴的事件，之后外国人被禁止在泰国寻求商业代孕服务。
郑爽是去美国代孕，美国是商业化的国家和社会，承认代孕合法化的州很多，包括得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犹他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等，大多是商业代孕。
第一财经：网上流传印度的“代孕工厂”里代孕母亲非常弱势，很多人看了都对她们的遭遇非常同情。
李恒：印度的情况我没有找到一手资料，只在网上还有一些纪录片里看过，在没有一手资料的情况下，不能随便评判。
代孕商业化存在子宫租赁问题，必然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国外有些代孕肯定是存在子宫剥削的，也就是对女性的剥削，但并非所有的代孕都是这样。比如英国较早出现的一例代孕，是一个母亲给自己不孕不育的女儿代孕，那就很难被认定为出租子宫。另外代孕的产生除了满足不孕不育的个人需求以外，国家对人口增长的需求也是影响因素，像以色列、乌克兰和俄罗斯为什么允许代孕，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人口太少了，对未婚妈妈和代孕等增加人口的社会现象，国家立法上比较支持。
女性担忧“物化”背后的焦虑
第一财经：说到子宫剥削，这次郑爽代孕被曝光激起的舆论之所以特别大，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从这件事上看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有钱就可以选择轻松的生育，不用像普通女性一样经历各种磨难。很多反对者还担心，一旦放开代孕口子，美剧《使女的故事》中的剧情可能就会成为现实，底层女性沦为上层女性的“行走子宫”。你觉得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李恒：现在网上普遍有种对代孕的焦虑或者恐慌是，认为一旦放开就会出现女性被强迫代孕，A级女性迫使B级女性给她代孕，B级女性迫使C级女性给她代孕，社会陷入层层剥削。这种观点其实是种谬论，是建立在代孕完全没有任何规制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科技手段被随意滥用。
人类社会秩序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代孕也不是一个独立循环，会受道德、伦理的约束，是整体社会制度的一个部分，还有法律的最低保护。再说，就算代孕放开，出现女性被胁迫或者暴力怀孕现象，那就不仅仅是代孕问题，还涉及到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这些不可能逃脱法律的约束。
所以现在网上很多自媒体写的内容，是用这些极端现象来博眼球收割流量，用女权的假象来掩盖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本质看法，这几天网上这种论调太多了。所以讨论代孕这个话题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第一，中国现在是绝对禁止代孕的，第二，即便在个别国家允许代孕，不管是伦理道德、法律还有宗教、文化，整体上都会有非常多的规制，绝非有钱就可以任性。
第一财经：这两年一旦有代孕新闻曝光，讨论都会非常激烈，尤其是郑爽这次更是因为弃养而点燃了公众的愤怒情绪。为什么如今代孕话题会很火，背后折射了怎样的社会心态？
李恒：在代孕这个话题上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多是女性在参与，男性关心程度明显更低。为什么呢？因为男性生育焦虑比较低，不孕不育的指责和压力在现实中一般仍然是女性承担，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
女性之所以对代孕话题关心，不是简单的“八卦”和受社会舆论影响，根源是女性关注自身的社会地位问题。女性没有办法忽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比如经济独立、职场天花板、性别歧视……这些问题在20多岁看不出来，但30岁后就非常明显，女性很难再往上走了，这时又面临养育孩子的压力，整体就会感到非常焦虑。
而且这两年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疫情尤其让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个体对财富不均衡感受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每个人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但公众焦虑和压力又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发泄，就容易在引发集体共鸣的事件上得到宣泄，比如房价、工作要不要996、子女教育，大龄女性婚否育否，这几个话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第一财经：对，很多女性就担心一旦代孕合法，女性地位得不到保障，被彻底商品化。
李恒：其实不管代孕是否合法，女性社会地位都是要保护的，而且社会要建立系列保障机制来确保和强化，而不是出现一些令人感到崩溃的缺口，更加剧女性的生存焦虑和担忧。其实女性地位得到保障也和经济独立相关，女性经济独立就意味着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所以现在女性哪怕没有受到“代孕剥削”，没有沦为“生殖工具”，也普遍有生存压力，这些都是女性想真正得到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