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些我们下面即将解释的原因，研究者有时会使用事后回溯研究。事实上，对于我们从大众传媒中接受的许多科学新闻来说，这种设计可能要算是最普遍的了。在事后回溯研究（ex post facto design）中，研究者找到有差别的组。换句话说，研究者在创造出对待条件后才步入场景，因此才命名为“事后回溯”或“在事实之后”。比方说，用事后回溯研究来发现沉思默想的影响，我们就会找到沉思者与非沉思者。找到这两组后，我们就用另一个变量如情感稳定性来测量他们。如果发现沉思组比非沉思组在情感上更加稳定，我们就可能推论出：沉思增加情感稳定性。然而，这种方法的问题是，除了被研究的变量之外，一般会发现两组之间还有其他差别，而这些其他差别恰恰就是对结果差异的真正解释。在上面的例子中，沉思也许不是两组之间的唯一差异。如果不是，我们怎么知道是沉思导致了情感稳定性还是它也只是其他差异中的一种？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差异？也许沉思的人比非沉思的人受过更多教育；也许沉思的人一般来说也更倾向于是素食者；也许选择沉思的人是由于有更多的闲暇、更少的压力；也许他们是精神性取向的人，从而导致了他们从事沉思活动。谁知道呢？重点在于，这些其他变量中的任何一个，也叫隐藏变量（hidden vorriables），都能够解释两组之间的结果差异。也就是说，教育、素食主义、闲暇时间或者精神性取向，而不是沉思自身，都对沉思组情感稳定性的增加负有责任。
不论何时我们是发现而不是创造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我们就遇到了隐藏变量的问题。科学家试图控制可能会明显解释差别的变量，比如通过确保沉思者与非沉思者都吃肉，有同样的教育水平，等等。可是智商、药物滥用史或者早期家庭经历等这些因素呢？研究并不总能鉴定、控制所有潜在的重要变量。因此，一个或多个这样的非控制变量可能就是导致结果差别的真正原因。
假设你听说了一个比较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事后回溯研究，发现素食者寿命更长。大多数不了解事后回溯研究的人会很快得出结论：采用素食式的饮食将增加寿命。但是因果关系（the cause-and-effect）在事后回溯研究中是不明显的。比如，可能素食者碰巧就是那种比典型的非素食者更关心自己健康的人，他们相比于非素食者不仅避免肉食也避免烟酒，他们更倾向于经常去看医生，进行常规体检。那么到底是素食还是其他往往也伴随着素食的好的健康习惯，导致了长寿？
事后回溯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决定因果关系的方向。要表明这点，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研究，它试图发现对婚姻满意的人相比于不满意的人，是否要有更高的工作动机。很明显，我们将不得不发现受试主体，因为使一组人对婚姻满意，另一组对婚姻不满，是很有挑战性难度的。假设我们发现，满意的那组受试者比另一组有更高的工作动机，这意味着婚姻满意度不管怎样都会导向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呢，还是勤奋工作的人倾向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婚姻，因此就营造了更多的婚姻满意呢？在这个例子中，除了任何隐藏变量的问题，因果的方向也不清楚。但有时我们也能剔除一个因果方向。例如，比较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骨密度上的差别，或者比较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徒的寿命的事后回溯研究，能够使我们剔除一种因果方向：改变骨密度不会使一个人变老，活得更长也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天主教徒。然而，隐藏变量可能仍会扰乱我们的理解，使得很难精确知道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解释我们得到的结果。
既然后者能更好地决定因果关系，那为什么还要用事后回溯研究，而不是得到更好控制的实验呢？有时仅仅是由于用实验设计不切实际。你想被指定为一个试验组成员，在随后的25年中不准吃肉吗？其他时候是因为，实验设计不能充分代表真实世界的情况。让一个孩子在实验室中看一个小时的暴力电视，可能并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电视的时间。最后，进行可控实验的伦理问题经常会很严重。用实验方法研究虐待儿童的影响，将要求研究者在实验组中虐待儿童。找到被虐待的孩子，再研究他们才是唯一的道德选择。
有争议的是，在使用动物受试者而不是人时，就可以避免伦理问题吗？不言而喻，我们不能用动物来研究虐待儿童，但一个寻找一种特定药品的可能致癌效果的受控实验设计，能使用动物受试者操作。然而，在使用动物受试者而不是人时，还存在普遍化的问题。普遍化就是假设：对样本来说是真的，对研究中更多数量的主体也是真的。假设一种引起了实验室老鼠癌症的药物也会在人身上引起癌症，就是在作出一个普遍化的陈述。考虑到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可以留出对这种普遍化抱有怀疑的空间。
思考
如果不考虑普遍化和伦理问题，你能想出任何我们不能使用动物做实验的社会科学的主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