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智力活动，包括科学，曾免于一种或另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塑造力量。
——W.比万，《当代心理学》（Contemporary Psychology）
有时科学上的失败不是由于偶然或者糟糕的研究设计，而是因为实验者自身。这种错误被称作实验者偏见（experimenter bias），它是实验者方面由于他们的期望或欲求一个特定结果，而在感知或判断上犯错误的倾向。这是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当中的一种普遍倾向的一部分，即只看到我们愿意或期望看到的。西格蒙德·弗洛依德、卡尔·荣格、威廉·詹姆斯还有其他人曾论证说，客观、理性的探索也许更多的是一个虚妄而不是现实，是一个仅仅由无意识动机、沸腾的情感和珍藏的信念指定的理性化活动。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人、一个事件或一个观点，能够改变我们的感知，尤其当我们喜欢的基础仅仅建立在道听途说或不正常的个人需求之上时。这种偏向会影响到老师给学生的考试打分、法官对被告人的判决以及科学家对研究的操作。
很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这种效应。在一个经典实验中（Rosenhan，1973），正常的毕业生为了能被录取到一个精神病院，撒了谎。这些毕业生接受了一个精神诊断，一般都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在此之后行为正常。然而，他们的正常行为，却经常被医护人员看做是病态的。精神分裂症这个标签，使工作人员对正常行为的感知和判断发生了偏向。
在另一个早期实验中（Rosenthal，1966），两组毕业生都被分配了一些走迷宫的老鼠。一组被告知，他们的老鼠是“迷宫光明型”，也就是被训练成非常擅长走迷宫的老鼠；另一组被引导并相信他们的老鼠是“迷宫昏暗型”。然而事实上，这些学生看到的都是同样性质的老鼠。可是被告知他们的老鼠是迷宫光明型的毕业生，比另一组记录下的走迷宫错误要远远少得多，而且他们觉得他们的老鼠要更聪明、更令人满意和更讨人喜欢。其他研究也支持这些发现。
当对研究变量的理解易受主观性影响时，就应该特别小心以防实验者偏见。因为这样的偏向性理解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依靠一个科学家良好的判断和谨慎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测量变量的更客观手段或者是研究协议中能消除偏向可能性的特别程序。
一个普通程序就是，确保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实验的一些关键条件，否则的话就会允许实验者偏见。例如，如果Z博士发明了一种抗抑郁药，并且实施了一个实验以发现这种药物是否确实缓解了抑郁症状，那么Z博士冒着很大的名誉和金钱风险，就可能不知不觉地扭转了他对结果的理解。这比让Z博士估测病人的康复同时又知道哪些病人服用了他的药、哪些没有还要不明智。更好的状况是，让他不知道谁服用了真的药物或者让其他不知道这些事实的人评估病人的康复情况。
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动机，很明显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警惕的东西。在伯特化学公司关于他们自己的除草产品的致癌性质和一个研究结果没有任何风险的独立组织的研究两者之间，其可信度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由对研究结果有投资利益的机构实施好的研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实验者偏见效应和公然欺骗的潜在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规则：我吃了谁的面包，就要为谁唱赞歌，在任何时候都很通行”（Schopenhauer，1859/1958b,p.xxviii）。对科学家的一个调查发现，15.5%的人说他们改变了一个研究操作的方式或者研究的结果，因为受到了来自于研究资金支持者的压力（Wadman，2005）。因此，在评估科学结果时，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特别兴趣一定要被考虑在内。那些结果也必须与来自同一个主题所作的、任何独立资源研究的结果相权衡。如果由电视网络资金支持的电视工业城市研究，表明电视暴力对观看者没有影响，如果这些研究和来自独立资源的、操作良好的研究相冲突，那么，你来做法官吧。
一个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政治领域，例如，一个政治家被期望要仔细权衡支持和反对强制控制的双方论证，然而同时他又收到了来自国家步枪协会的巨额活动资金。像第二章表明的那样，这个政治家客观思考的能力，就很可能会被动机性考虑损害。科学中，一个人判断、感知和评估的能力也易遭受这些动机因素的影响。不幸的是，由于一些实践上的原因、一种忽视偏见的取向或者一种有意欺骗公众的企图，防范这些因素的安全措施并不总能得到执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发现烟草业极力打压那些表明尼古丁是毒品的研究时，美国公众痛苦地意识到科学欺骗和偏见的潜在危险。结果证明，烟草科学除了“政治科学”外什么也不是，就像一位政治家正确表述的那样。
安慰剂效应
在任何一个能成为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控制一个研究者的信念和期望。但受试主体的信念必须得到控制，因为这种信念也会经常干扰研究结果。如果受试主体相信给他们的药物能治愈他们，这个信念自身而不是药物就有可能带来治愈效果。这就叫做安慰剂效应。要控制这一点，只需给研究的实验组真正的药物而给控制组一种安慰剂，即不包含药的药丸，但让他们相信这是真正的药物。如果信念要为治愈负责的话，两组就都会得到治愈。如果真的是药物而不是信念在起作用，那么只有实验组才会得到治愈。信念能够治愈的范围是由萨伯斯坦（Spirstein）和基尔希(Kirsch)研究（1996）提出的，他们分析了39个研究，总共包括3 252个抑郁者，结果发现有一半的药物作用都要归因于安慰剂效应。很清楚，这个研究强调在研究中控制它的必要性。
研究中使用安慰剂并不是没有问题。首先，安慰剂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因此，有着不同成分的不同类型的安慰剂，这些成分不完全是惰性的。甚至一个简单的糖丸也能改变血液含糖量。任何一种安慰剂的药理学效应，都能通过增大或减小安慰成分和刺激成分间的结果差别，混淆一些研究结果。
如果一种安慰剂绝对没有可察觉效果，我们就需关注另一个问题。在一种医药文化中，像在美国，人们对药物治疗的潜在副作用变得相当熟悉。如果参加一个药物研究的人们被告知，将给他们安慰剂或真药丸。他们可能很容易就弄明白给他们的是安慰剂，因为没有出现经常伴随药物治疗出现的副作用。如果受试主体能知道他们只有安慰剂，安慰剂研究就不再能充分控制这个信念。但如果我们给受试者的安慰剂也会引起副作用，那么我们就有了相当积极的安慰剂，它有着混淆结果的更大潜能。更富警示性的一个想法就是：由于这几种问题，一些早期药物研究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欺骗案例下面是一些科学处理不当的案例，发生于1989年和2000年之间，由高等教育编年史报道：
［俄勒冈区域灵长类中心］神经科学部门的一位助理科学家，在公开论文中用同样的细胞照片代表不同的数据集。（Wheeler，1991，p.A7）
［西北大学］一位生理学副教授给两篇出版摘要伪造数据，并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带有一位研究生假签名的文件。（Wheeler，1991，p.A7）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的两位教授在九篇论文中歪曲了研究主体的地位，并剽窃了一本书的章节。（Wheeler，1991，p.A7）
［佐治亚医学院］一位护理学教授在一个精神健康研究中，捏造了受试主体和数据的存在。（Burd，1995，p.A23）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药学院］一个研究项目的肿瘤学协调员，伪造病人采访数据，篡改患者状况的最新信息，使其看上去呈更有利的结果。（Walker，1997a,p.A33）
［维特沃特桑德大学，南非］血液学和肿瘤学教授承认，他篡改了一个乳腺癌治疗研究中的数据。（Vergnani，2000，p.A52）
［乌尔姆大学、吕贝克医学院、弗赖伯格大学和其他］在几十年来德国最大的学术欺骗案中，涉及基因疗法研究中的两位血液学教授，被多个大学委员会指控，十年内至少篡改了47篇科学论文。他们写的上百篇其他论文目前因涉及欺骗正在被检查。（Bollag，1998，p.A57,A59-60）
［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动物生物医学科学系的副教授，伪造并出示肌肉重量的数据，好像它们是实验得出的结果。而实际上，他并没进行过这种实验。（Walker，1997b,p.A29）
在上面的大多数例子中，肇事者都从大学职位上辞退了，被剥夺几年内的联邦教育拨款，并通知了发表篡改数据的期刊。
欺骗案例在所有层次、所有学科和所有国家都曾发生。根据一项调查，有0.3%的科学家篡改数据（Cook，2005）。你可以看到，一些最有声望的大学也和上面这些案例有联系，或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