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的科学概念指出了一种关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实践哲学。
——B.E.斯金纳（B.E.Skinner），《科学与人类行为》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由于科学方法在理解这个物质宇宙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科学思维运用于对人类的心理和社会维度的理解。从一种哲学观点来看，这种科学思维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而当把决定论运用于对人类的研究时，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下面我们就通过讨论决定论来探索这些问题。
作为基础的决定论
科学家不仅要发现现象，更要发现隐藏在各种现象背后的秩序，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心理学家的长期调查、生物学家的饮食文化还有物理学家的加速器原理，所有这些都被设计用来发现自然的要素以及引导这些要素活动的规律。不论这些要素是人类、舌蝇还是原物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序的、可预测的并通过复杂的因果机制运作。也就是说，他们预设了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被决定的，而是完全混乱的，科学探究将不能导向对自然规律的发现。
对于决定论的适用范围，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有着大量的争论。但大部分都同意对于宏观物理世界的事件而言，决定论是一个有效的描述。争论的焦点是在量子物理的微观世界和人类行为中，决定论有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我们关注的也是后一个问题。
人类与决定论
社会科学家关注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和控制，以求促进社会和心理功能的优化。这个关注背后的预设，完全或部分地是决定论思想：社会科学家认为每个人成长历程中的基因、心理和社会力量控制着他的品格和行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坚持一个有关人类本性的决定论观点，他们却通过考察过去事件来寻找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这种主导性倾向似乎已经预设了这一观点，尤其当基本目标就是要发现引导人类行为的规律或原则时。这里有一个例子：
学生：为什么马克成为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教授：嗯，我们的答案在于那些在马克的早期发展中塑造了他的基因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力量。有趣的是，马克的父亲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也许就把这种基因遗传给了他。另外，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马克的父亲不仅没能教给他一个健康的价值观，实际上还成了一个负面、消极的榜样。当然，马克的妈妈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因为马克的父亲经常失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果，马克的妈妈也不能帮助他塑造价值观，也从没与他建立起牢固的关系纽带。她经常忽略马克，在接连不断的压力之下对他施以体罚。令人伤心的是，她对他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爱的表达，这就是马克为什么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如果马克的行为是由他的基因构成、由他的心理和社会环境塑造的，他还能为他做的任何事情负责么？强决定论者必然回答“不能”，因为他们相信马克行为的每个要素，包括选择、判断还有行为背后的评价，都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的结果而已：
心灵中没有绝对也没有自由意志，心灵是由一个原因决定去欲求这个或那个的，这个原因也被另一个原因决定，另一个又被另一个决定，如此下去，以至无穷。（Spinoza，Ethics，Part Ⅱ，Prop.xiviii）
强决定论者主张如果关于马克的所有变量都已知道，他们就能十分精确地预测他的行为。他们之所以没能精确地预测一个人将要做什么，不是因为人们是自由的，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能够知道对行为产生影响的所有变量。因此，他们谈论可能性。他们说，给定一特定类型的家长风格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一个人就很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但是他们很少能够确定某人会成为精神病患者，即使也曾经有过一些个案。
与决定论相反的是非决定论者。虽然我们生活的很多成分是由基因和社会心理等力量形成的，他们仍相信在我们行为的背后有自由意志的成分存在。我们在这种意义上是自由的：我们本可以做其他事，但却没这样选择，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是负有责任的。
如果非决定论者对于我们自由的看法是正确的，科学家还能理解、预测我们的行为么？一些哲学家主张预测与自由不是不相容的。例如，你可能很了解你的朋友，知道他在一个特定情境下会如何选择行为。因此，虽然他是在自由地行动，你仍可以预测他的行为。然而这种情境再出现一次，也许你就不能预测了：
我观察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故意扰乱预测，就是为了证实他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是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例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一直被看做是一个好孩子，遵守纪律、恭顺，但却出乎意料地打乱课堂纪律，分发法式炸薯条而不是笔记本，如她后来说的，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她的良好表现视作理所当然。一个年轻人，听到他未婚妻谈论他是如此中规中矩，以至于总是能够预期他的行为，他就有意作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管怎样，他从她的表述中感到了羞辱。（Maslow，1966，p.42）
有科学家能够预测到那个十岁女孩将会分发法式薯条吗？当然，决定论者可以争辩道，不能预测这个女孩的行为仅仅反映出那个行为背后的变量很复杂和多样，但这绝不会削弱决定论。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同意上面这个例子中，强烈的自由感是很明显的。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自由感是如此强烈，也许更多地要由决定论者来说明我们不是自由的，而不是由非决定论者去说明我们是自由的。
要点在于当社会科学家寻找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原因时，一般都在决定论的预设之下采取行为，虽然他们的研究对象感觉是自由的，并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例如，当马克这个精神病患者谋杀他人时，我们的反应是愤怒，不是对使得马克成为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心理体制愤怒，而是对马克这个人愤怒，就好像他能对他的行为负责，似乎他能有其他的选择那样。于是我们就在社会科学家使马克免于责任的决定论预设，与一般预设了马克的责任和自由的这个世界的反应之间遭遇了冲突。B.F.斯金纳，一个杰出的决定论者，这样解释这种冲突：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处于转变之中。我们没有完全抛弃关于人性的传统哲学，即我们是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远未接受一个科学观点，即我们的行为毫无保留地被决定了。我们已经部分地接受了决定论的预设，然而还允许我们的同情、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有我们维护传统人类自由观的个人渴望。（Skinner，1953，p.9）
思考
在下面的表述中，斯金纳把社会科学的决定论预设与自由意志的一般预设之间的冲突归因于：我们无法完全接纳决定论，是因为我们对自由意志观念的忠诚和吸引。你同意吗？是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爱和它的暗示阻碍了对它的坦率思考吗？还是有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可靠理由？
虽然我们还没确定人类自由意志的范围，但我们可以略为自信地说，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可能受到它的范围限制：我们的自由越多，因果规则就适用得越少，人类的行为就越难以预测和控制。如果人类自由完全存在的话，那么也许社会科学家的目标就应该是去鼓励它。马斯洛（Abraham Maslow）写道：“如果人文科学在对人类神秘的纯粹着迷和享受之外还有任何目标的话，那就是把人从外部控制中释放出来，使他更少地为观察者预测到。”（p.40）
决定论与概率
虽然决定论奠基于物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科学工作之中，很多科学家却更多地使用概率而不是决定论这个概念工作。概率关注的是一个特定事件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的可能233性。例如在量子力学中，科学家运用维尔纳·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工作。这个原理认为，由于原子微粒如此微小，我们用来观察和测量这些微粒的方法改变了它们。因此，虽然物理学家能够观察、测量到一个粒子的精确动能，但他们无法同时确定粒子的精确速度，因为速度可能已经被观察动能的操作改变了，反之也是如此。如果物理学家想要同时知道动能和速度，他们只能得出一个粒子具有的可能值范围的概率。对于一个给定的概率，一个数值的范围越小，另一个数值的范围就越大。
社会科学家也处理概率问题。他们的很多研究都和人群相关，尤其当他们把一组人的平均值和另一组相比较时。比如，如果他们发现一组置身于嘈杂工作条件下的人的婚姻关系，比处于安静工作条件下的人的婚姻关系更糟，他们就可能推断出嘈杂的工作条件将导致糟糕的婚姻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个处于喧闹条件下的人都必然被这种方式影响。每组人中，一般来说总有些例外。因此，对一个嘈杂环境下的特定个体，我们可以谈论环境对其婚姻关系的可能影响，而不是必然影响。这些概率理论削弱决定论了吗？不一定。例如，爱因斯坦认为测不准原理只是反映了我们测量原子微粒的能力限度，而不是原子元素的一种内在的非决定论。类似地，社会科学家使用概率的工作可能仅仅反映出他们评估每一个体的所有重要特征的有限性。这是因为，一个群体虽然有相似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人。这些无法测量的差异使得我们确定无疑地预言行为的能力遭受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