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皮层就像等待语言种子的一片沟壑田地。在功能性的核磁共振成像（MRI）和正子成像（PET）扫描的帮助下，以及在像安东尼奥（Antonio Damasio）和汉娜·达玛西奥（Hanna Damasio）那样的研究者帮助下，我们开始发现在这些沟壑的地方那些种子发育成了声音、动词、名词和句子。前不久人们还认为大多数的语言发生区，诸如“命名中心”都仅仅位于新大脑皮层的额叶和颞叶部位。但是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研究新发现是，小脑作为具有运动控制功能的人脑中比较早熟的部位，也具有语言的功能（Jansen et al.,2005）。这种发生部位的分析跨越了争论的两个对立方面，即语言是内生的（柏拉图，乔姆斯基）还是后天习得的。答案是两方面兼而有之。显然人们从出生就具有语言的能力。婴儿无意识地发声，产生的声音有许多是在其所处文化之中找不到的，然后在约十个月大的时候便针对其语言环境开始牙牙学语。简而言之，人脑有接受语言的潜能，但是语言必须由后天学习而得到。
语言是有助于人类大脑思考自身运行方式的软件；离开了语言，大脑皮层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用状态。人脑没有语言就如良田没有种子或者汽车没有汽油一样——所有都处于潜在状态而没有任何表现的舞台。如果你知道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故事，你会了解到她小时候大脑很聪明但却没有语言，于是她的行为就如动物一样。她既聋又瞎，然而当她用手指触觉感知语言之光，并将其引入自己大脑的时候，她开始了一个飞跃式的学习过程，使自己熟练掌握了七门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的行为同样会与动物无异。
我们的思维会受限于大脑中一直“运行”的语言。语言是人脑输入——记忆、分类、创造、判断和作出决定——的翻译性媒介，语言同样强力地塑造了这些输入过程。没有了语言，能够使世界概念化的大脑皮层将会像服装模特身上的服装一样毫无用处地悬挂在大脑之上。
语言之普遍化力量
语言的巨大功能之一是它的普遍化特质。我们在自己的头脑里都有单词树的概念，并且我们总体上都知道所有的树是什么样的。不管它们的末端是炫耀的花蕾、花朵、球果、种子、坚果、水果、针状物还是叶子，我们知道它们都具有根系、主干和枝叶。用一个单词树，我们可以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树。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从单一的实例中形成这种普遍化的概念。例如，如果你仅仅看到过一只金黄色的金丝猴（一只有绒毛的、敏捷的、小巧的八英寸高的小猴，身披金黄发亮的皮毛），那么你也会认识下一只金丝猴。甚至如果你遇到的第二只是红色皮毛的金丝猴，你也会轻易地辨认出；从一只金丝猴你可以抽象出“金丝猴”的普遍化特质。
也许有些语言较少具有普遍性特质。按照路易斯·乌利亚特（Louis Uriarte）的观点，他是一位曾经与亚马逊河上游的一个奥马瓜部落一起生活了七年的传教士，这些土著人几乎总是以特定的具体方式来讲话，诸如“我们在河边看到其爪印的那只美洲豹”。奥马瓜部落的父母不会普遍化地警告他们的孩子：“小心美洲豹”，但是一定会这样警告：“小心那只我们听到其在大石头旁边吼叫的美洲豹。”我们不知道奥马瓜人是否有一些概念来指称全部之存在，然而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有单词宇宙来指称。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宇宙装入我们的头脑中！因此我们可以问那些本源和终极的根本性探索问题。
语言之构造性力量
如果语言是我们大脑的软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希冀语言来引导我们的思维，而让人惊奇的是，语言甚至还能够引导我们的认知。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事物会因人而异，其原因就是我们的语言。这种语言相关性的观念，经常被人们以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名字将其命名为沃尔夫假说，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流行，在60年代受到挑战，在90年代以一种更加普遍化的形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沃尔夫认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会以不同的形式认知雪，是因为他们许多单词都可以描述雪。由于爱斯基摩人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视杆、视锥以及视网膜，那么是否他们描述雪的语言使得他们在认知上产生差异？我们向一位山地滑雪运动员并且也是一个滑雪队的原教练询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使用的语言文字有路基、清新、人工的、压紧的、风力堆积的、硬外层、光滑冰、蓝冰、完美无瑕、样板件等。在他脑中的这些语言文字是否帮助他认识了更多的雪并且滑雪滑得更好？是的，也增加了安全性：“如果你滑得很快，突然有树木凸出来，你最好能够认识风力堆积的雪，否则你就会受伤。”（风力堆积起来的雪说明前方有障碍物）。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在《思维的版图》（Geography of Thought，2003）中认为，亚洲人注重语境和联系，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对象和种类。他的评论者认为：“通过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作者认为亚洲人确实在观察、思考以及对世界的思想组织方面与西方人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方式”（Ernst,2004）。例如，在观察一个鱼缸40秒之后，美国人会将3倍的评论用于更大或者更鲜艳的鱼身上，而日本人则会将60%以上的评论用于鱼缸所处的环境（Ernst,2004）。
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当你向医生描述疼痛的时候，医生的认知也是通过语言来构造形成的。例如，如果你患有心脏病并且你把疼痛描述成“剧烈地”疼痛，与你把疼痛描述成“压抑”、“紧张”或者“辐射状”疼痛比较起来，你得到正确诊断的几率会更小。
让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例子。例如一位首次开车的车主，未曾干过修理汽车的工作，他打开发动机罩，看到的是乱麻似的电线、金属物以及软管。想一下，对于这些部件的所有词汇进入大脑，机械师会有什么判断？普通人听九十五件乐器组成的乐队演奏，听到的是一个混合的声音。那么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师听到的是什么？城里人首次进入深山老林了解到的是“黑暗”、“宽广”以及“令人害怕”。那么一位园艺博物学家会了解到什么？认知的诸多差异源于人的经验之不同，这种经验不同被储存在人类的语言之中。
最后一个例子。作为星期六早上的家务活，一个男孩必须为家里迷宫式的，带壁架、护壁板以及门框的旧房子进行除尘工作。在学校里他学过，那些壁架是按照七部分希腊式圆柱设计的。今天他根本没有看到迷宫，而看到的是从底部地基到顶部屋檐的每一部分壁架，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每一部分对应的语言。
由于我们学习到的语言因素，我们只是局部地观察所看到的事物。16世纪的哲学家蒙田告诉我们：“心灵按照其自身的观念切割［现实］”(1967,p.131);因此，他警告我们无论大脑抓住或者拒绝的是什么，都要保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培根把这种扭曲过程称之为“心灵的假象”。他把我们特定的假象称之为“洞穴假象”。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洞穴或者密室，其作用是使自然之光发生折射并褪色”（p.336）;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心灵、身体、教育以及习惯(p.337)；如果我们要使某物产生假象，通常是扭曲它的重要性（p.340）。你拥有何种类型的大脑，里面装着何种类型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