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世界上有些地区的法律规定，在定罪时，如果没有取得罪犯的口供，无论证据多么确凿，都不能给他定罪。这样的法律条文不知是出于何种价值观或道德原则制定的。如果全世界的法律都这样规定的话，那么碰上那些顽劣、奸诈的歹徒可就麻烦了，他们即使犯下滔天大罪，也绝无忏悔之意。即使你证据如山，但他一口铁嘴钢牙，抵赖至死，你也无奈何他。
这样恶劣的手段对于罪犯来说，确实太无耻了，但类似手段在撒谎中却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说过，“谎言说一万遍就会变成真理。”无论一个自我意识怎样强的人，他也抵不住他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强调同一说法，而最后难免掉人对方圈套。的确，当我们明知某人在造谎并能提出相当的证据，证明他的确造了谎，可是，如果他仍然不承认，我们能拿他怎么办呢？你指斥他不要脸、没有廉耻，他会反唇相讥：“不要脸就不要脸，廉耻一斤值多少钱？”
要是生活中碰到这样的滚刀肉，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你只有自认倒霉、甘拜下风了。
有这样一位仁兄，他二十出头，出生在一个农家，自幼喜爱文学，还能写几句诗、作几篇文章，可惜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一直下去。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他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认识了一家刊物主编，主编乃是一忠厚长者，心地善良而宽厚，觉得这孩子虽然出身贫贱，但好学不倦，力求上进，十分难得，有心扶掖提拔他一下，便将他安排在自己主持的刊物编辑部里作收发。工作并不复杂，就是登记登记来稿，上邮局寄发一些信件。
刚开始，这小伙子干得好好的，有一天，不知他哪根神经搭错，觉得自己置身这样一家刊物，眼看着人家寄稿子来，发表、出名、拿稿费，而自己的稿子却屡投屡退，他竟然突发奇想：刊物退回作者的稿子中有一些写得不错，我干嘛不拿来换成自己的东西呢？于是他便做起手脚来，把一些退稿收拾出来，稍做处理。本来这些稿子基础就不错，在本刊无法刊出并非写得不好，而是版面有限，或作品风格同刊物风格不协调。所以他稍做手脚寄到另外刊物很快就被录用了。
第一次做坏事居然得逞，当他拿到一笔不少的稿酬时，不禁喜上眉梢。于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接二连三地处理了十多篇，而且都一一发表出来了。
从此，他以为自己掘到了金矿，找到了通向荣誉和成名的终南捷径。到后来，他干脆连一点点的文字修改都不愿做了，拿了人家的稿子涂掉署名换上自己的姓名，把通讯地址一改就往外寄。
因为稿子寄自一家著名的刊物，接到冒名稿件的刊物编辑丝毫不怀疑其中有诈。
一个人造谎，弄虚作假，简直像吸鸦片，是会上瘾的，尤其是尝到造谎作假的甜头之后。这位仁兄胆子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恶劣，早先他还是从退稿中搜罗，干到后来，他干脆直接从来稿中挑选中意的作品，只把第一页重抄一遍便寄出去。
就靠这种低级手段，这位仁兄居然还在文坛上慢慢地有了一点名气，几个好事无聊的评论家甚至还在报刊上写文章评论他的创作，说他思路开阔、创作手法丰富多样、仿佛就是一颗文学新星升起在文坛星空之上。
但如俗话所说：“久走夜路碰上鬼，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位仁兄有一次竟然将一位名作家的稿子据为己有，而且寄出去后又端端正正发在一家颇有影响的刊物的头条。这一下麻烦来了，那位名作家岂肯善罢甘休，先是一个电话打到编辑部大加挞伐，然后是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大家都以为这一下够这位仁兄受的了吧！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当刊物老主编，这位仁兄的恩师找到他询问起来，他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是那位名作家无事生非，血口喷人，因为刊物退了他稿子，他借机寻仇报复。老主编一听，糊里糊涂没再深究。
没过两天，法院传票来了，这位仁兄竞毫不怯场，大义凛然地走向法庭，指责那位名作家公报私仇，压迫文坛新秀，至于作品问题，纯属思路、风格相同，根本不存在盗用他人作品的问题。法庭上，这位仁兄竟然恬不知耻地拿出剽窃发表的他人作品剪贴，大言不惭地说自己青春年少，创作旺盛，大量创作计划还来不及实施，怎么有闲功夫读所谓的名作家作品。
由于名作家一向一稿即成，不留手稿，那时还不时兴电脑写作，也没法另外保存一份，而这一次这仁兄偏偏又将名作家作品亲手抄了一遍，将原稿付之一炬。这样，法院也莫衷一是，不知如何判案，最后只好调解了事。
这位仁兄的造谎功夫可真算熟练到家了，脸不红心不跳地将谎造到法庭上，那种矢口否认抵赖至死的功夫真可以称得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不过，这事儿一闹大，连锁反应出现了，曾经怀疑自己作品被盗冒、被剽窃的作者纷纷投书报刊，这位仁兄最终还是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