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马金尼斯在《出售总统》一书中说：“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就是一场欺骗的竞技。”这话可能有些过激，但细想想不无道理，有些政客的确少有诚实。
“政治与道德无关。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懂得如何做一个出色的伪善家和两面派。因为人类的头脑太简单，他们太容易见利忘义，因此骗子永远不愁找不到欺骗的对象。”这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的。
政客们总是把政界搅得缤纷多彩，使政治或多或少地带上迷幻色彩，以求混水摸鱼。就政坛的本身说，一方面统治者总是想办法赢得百姓的尊重，他们或到处标榜自己清政廉洁，或对选民信誓旦旦，让老百姓不得不把他的谎言当作真理。
另一方面，芸芸众生在心理上总觉得自己很渺小，对站在自己头顶上的人就觉得伟大，希望他们能代表大家把国家治理好，成为圣君贤相，成为青天大老爷。
但是，历朝历代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些时候，我们明明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了，却并未达本质。因为有些搞政治的人都太善于伪装了。无论是政客们的互相争斗，还是他们在赢得权力后对大众许下的种种诺言，没有不是在欺骗中进行的。“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这句话的确是说到政客们的心坎之中了，他不是政客，却道出了政治策略的精髓，这可能正是孔老夫子的伟大之处。
政客们为谎言勾画的面孔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会因时因地因事而选择不同的面具。
三国时期，曹操长子曹丕和三子曹植，水平各有所长。曹丕做事坚决果断，富有魄力；曹植才华横溢，机敏睿智。由于曹操本人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才华出众，因此同气相通，他更喜爱诗文不凡的小儿子曹植，经常带着他游览赋诗。
按照古代惯例，帝位应由长子继承，一旦长子成人，即举行专门仪式，立为太子。曹丕成人后，被立为太子，但曹操却多次有意废长立幼。
曹丕得知曹操的心思后，就请朝歌县官吴质到府商议，因怕有人看到，于是用装丝绢的大竹筐将吴质藏于其中，带进府里。
杨修和曹植知道这件事，马上报告曹操。
曹操说：“过几天把他抓来。”
很快的，有人通知曹丕，曹丕很紧张地问吴质：“怎么办？”
吴质说：“不必忧虑。明天用大竹筐装绢再送入府里，借此迷惑他们。”
第二天，杨修又报告曹操。曹操就派人搜查竹筐，果然都是绢。曹操因此怀疑是杨修想害曹丕，不但不再打算改立太子，而且有了想杀杨修的念头。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称为魏文帝。这位做哥哥的登上帝位后，一直对弟弟从前的表现耿耿于怀，生怕他对自己心怀不满，有朝一日会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他对曹植横加迫害，时常找借口为难他，以便一举把他杀死，以绝后患。
有一次，他竞无端地命令曹植说：“你不是善于做诗吗？现在你在朝堂上当场做一诗，要在七步之内完成，否则斩首。”
曹植当然明白兄长的意思，是要借机杀人，情急之下，他悲愤地蹴步吟道：“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小诗把同根相煎、兄弟相残的情形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对为了权力而六亲不认、自相残杀的曹丕进行了无声的鞭挞。
曹丕听了这首诗，饶过了弟弟。但并不是慈悲心动，而是曹植已按他的要求写出了诗，他无法可想。但政客的残忍本性没变，他后来还是千方百计压制曹植，使其郁郁而死。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自己的皇位坐得安稳，不是也曾经把哥哥、弟弟都杀了吗？
政治和战争一样，只以成败论英雄，全然不在于过程如何。为了当上皇帝，有的不惜篡改遗诏夺位，杀人灭口。雍正皇帝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一七七二年，康熙驾崩。此前，他亲笔立遗诏：“传位十四子。”
遗诏写好后，锁人祖传的铁盒中，交内侍太监梁英密藏，钥匙挂在康熙的脖子上，可谓再保险不过了。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祯知道后，密令内务大臣隆科多伺机篡改遗诏，以争夺继承权。
康熙病重将死之际，隆科多支开一切侍者，盗得钥匙，打开盒子，取出遗诏，把“传位十四子”的“十”字改成“于”了，遗诏成了“传位于四子”。就这样，由谎言做成的遗诏把胤祯推上皇位。
隆科多是扶帝上马的第一功臣，但他知道得太多了，有可能坏事，结果被弄死了。雍正这叫杀人灭口。
谎言的前后，往往是凛凛的杀机，“伴君如伴虎”，的确是这样，别以为替政客撒谎你能捞到什么，聪明人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