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地铁乱涂乱画的现象平息了紐约地铁里的犯罪潮，这是因为犯罪人群对环境透露的些微暗示极度敏感。我们的社会总存在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信息点，但这些点是群体效应的引爆点。
纽约地铁里的复仇天使
1984年12月22日，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六，伯恩哈特-戈茨离开自己曼哈顿格林尼治村的寓所，走向位于十四大街和第七大道会合处的郊区地铁站。他40来岁，身材修长，头发呈浅黄色，戴着浅黄色眼镜。那天他上身穿了一件风衣，下身配一条牛仔裤。在车站，他乘上开往市中心的2号快车，挨着4个黑人青年坐了下来。当时车上已经有20个人左右，但多数人都坐在车厢的另一头，以避开那4个家伙。因为，正如后来目击者所说，他们看上去“不像正经人”、“流里流气”。然而，戈茨对这一切似乎毫无察觉。果然，刚刚上车，4人当中的一个叫特洛伊-康蒂的，就冲着戈茨开口了：“你好啊？”他几乎是趴在车厢的长椅上。他和另一个名叫巴里-艾伦的青年一同走向戈茨，向他要5美元。第三个叫詹姆斯-拉姆舍尔的家伙则以手势示意人看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就好像那里藏了一把枪。
“你们要干什么？”戈茨问道。
“给我5美元。”康蒂又说了一遍。
戈茨抬头看了看，后来他回忆说，康蒂的“眼睛放光，而且非常自得……笑得特别放肆”。不知怎么，就是那双眼睛激怒了他。戈茨的手伸向衣袋，掏出镀铬的可装5发子弹的史密斯威森三八式手枪，朝着4个家伙每人一枪。第四个家伙名叫达雷尔-卡韦，倒在地上尖叫着，戈茨走过去对他说'“你好像没事，那就再来一枪。”说完，开了第五枪，子弹直入卡韦的脊髓，使他终身残废。
混乱之中，有人拉动了紧急制动闸。所有的乘客都跑进了下一节车厢，只有两个妇女惊恐得好像被钉在了原地。“你没事儿吧？”戈茨问其中的一个，表现得彬彬有礼。她回答，没事儿。另一位妇女躺倒在地上，她想让戈茨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你没事儿吧？”戈茨问她，问了两遍。她点头表示没事儿。这时，列车长已经来到了现场，问戈茨是否是警察。
“不是，”戈茨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停了一会儿，他说，“他们要抢劫我。”
列车长让戈茨交出手枪，戈茨拒绝了。他从车厢的前门走出去，摘下车厢间的保险链，跳到铁轨上，消失在黑暗的隧道里。
发生在纽约郊区地铁里的枪击事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经核查，那4个黑人青年都有过犯罪记录。卡韦曾经因持枪抢劫被逮捕，康蒂被逮捕则是因为盗窃。三个人的衣袋里都有螺丝起子，他们几乎就是所有城市居民害怕的那类恶棍的化身。而那个把他们一个个击倒的神秘的持枪人则像一个复仇天使。
小报甚至称戈茨为“地铁治安员”和“死亡愿望杀手”。在听众可以拨打电话参与的广播节目里、在街上，戈茨都被人们奉为英雄，因为那些曾在地铁里遭受过抢劫、恐吓或袭击的纽约人偷偷有过的幻想被戈茨变成了现实。
新年前夜，枪击一案发生一周后，戈茨到新罕布什尔州警察局投案自首。当他被押解到纽约市时，《纽约邮报》在头版刊登了两幅照片：一幅是戈茨，戴着手铸，低垂着头，将被拘留，一幅是那个黑人特洛伊-康蒂，戴着眼罩，抱着两只胳膊，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刚刚出院。标题是：英雄前途难料，凶犯法外逍遥。开庭审理此案时，没有经过太多周折，戈茨的攻击和谋杀未遂罪名被判不成立，宣布无罪。裁决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在戈茨的公寓楼外，喧闹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当街庆祝集会。
《堆狱篇》的交通版
戈茨案已经成为纽约历史上那段黑暗的、非常时期的象征，那一时期，纽约犯罪盛行。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平均每年的谋杀案远超过2000起，严重犯罪活动超过600000起。地铁里的情况更是只能用“一片混乱”来描述。
在戈茨那天乘上2号地铁之前，他是在灯光昏暗的站台等车的，四周的墙壁黑暗潮湿，满是涂鸦。结果那天碰巧他要等的车晚点，因为1984年时纽约的交通系统每天要发生一次火灾，每隔一周要出一次火车脱轨事故。警察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表明，戈茨乘坐的车厢肮脏不堪，满地垃圾，车体、顶棚上都被层层乱涂乱画，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984年运输局车队里的6000辆列车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涂鸦。只有往来于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区间车例外。冬天，因为供暧不足，车上很冷；夏天，因为没有空调，车厢里闷热难忍。现在，2号地铁在隆隆驶向钱伯斯大街时，时速已超过40英里。那时戈茨乘坐的列车可就没这么快了。1984年的时候，纽约地铁系统的“拖拉费时”区多达500处。所谓“拖拉费时”区，就是由于铁轨被破坏致使火车时速超过15英里就出事故的地段。逃票现象非常普遍，交通局的年收入损失达1.5亿美元。每年发生在地铁系统的重大犯罪活动高达15000起——该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末可能突破20000——而且，由于受到乞丐和小痞子的骚扰，地铁乘客的人数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威廉-布拉顿是纽约成功打击暴力犯罪的关键人物，他在自传中提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乘坐纽约地铁的情况——这之前他在波士顿居住了多年，所目睹的一切使他震惊：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代币，然后想投代币时，结果发现旋转柵门被人故意塞住无法转动了。因为无法投币进入地铁，我们只得走侧门，该门由一个模样邋遢的人伸手把持着。他把入口处的绕杆弄坏，为的是能够站在门旁强行收取乘客的代币。与此同时，他的同伙把嘴对着投币口，正在往外吸里面的硬币，吸出的硬币上尽是他的口水。大多数人都不敢惹他们：要代币，喏，拿去吧，我有什么可在乎的？还有一些人则索性不花钱，从上边、从下边、从旁边或通过绕杆进入地铁。那情景简直就是但丁《地狱篇》的交通版。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各种可怕的犯罪。但自那以后，突然毫无预兆的，犯罪的蔓延势头开始趋缓。90年代的犯罪率达到一个高峰，自此，犯罪率急剧下降。谋杀案下降了三分之二，各种严重犯罪活动减少了一半。同一时期，其他城市的犯罪率也有所下降。但从暴力程度和数量来看，没有哪个地方比纽约市下降得更明显，9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相比，地铁上的重大犯罪事件减少了75%。1996年，戈茨第二次上法庭，这次是民事诉讼案，达雷尔是原告，新闻界对他的案子几乎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而戈茨本人似乎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纽约市早已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人们很难记得戈茨曾经的象征意义。一个人在地铁上拔枪射杀别人，还能因此被称为英雄，这简直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