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利益相关者
假设从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这一角度看问题呢？这样的做法往往是关注股东回报的常规替代选择。这一观点是说，当你做重要决定时，你应该对外部团体的利益负责，而不仅仅是股东。 [1] 通常，这些团体是指公司的顾客、雇员、供货方、政府以及公司所在的社区。
利益相关者分析能够帮助管理者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基本义务吗？答案是否定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观点很有效也很重要。它对于追求利润的狭隘观点是一剂强力解药。它告诉管理者要谨慎、负责并有策略地处理好他所做的事情中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团体。它还促使管理者为管理与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提出完善的计划。但是利益相关者分析有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它太宽泛了。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对利益相关者的义务还远远不够。它并没有告诉你哪一个团体享有最大的优先权，或者管理者和公司对这些优先团体有什么样的义务？利益相关者分析给你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它告诉你要好好看看重要的外部团体，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的力量以及你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它没有告诉你什么利益关系或者谁的利益关系才是真正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在于因为利益相关者分析太过宽泛，所以它制造出了严重的诱导倾向：你容易关注那些更大的、确定的、熟悉的团体，尤其是如果这些团体具有政治或经济影响力。这并不是教科书上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方法，而是现实世界的危害。这个危机暗含在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经典台词中：“把那些嫌疑犯都找来。” [2] 艾伦·福伊尔施泰因可能就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他过多地关注于那些长期与他共事的、他能看得见的、熟悉的人的眼前利益，以至于没能考虑自己对他们的长远义务。他确实关照了莫登纺织厂的现有工人，但是这只是基于短期考虑。不管是在莫登纺织厂、美国的其他地方还是全世界，都没有人能代表其他人。从长远角度来看，如果福伊尔施泰因愿意重新思考并重建莫登纺织厂，进而长期提供稳定的工作，那么谁会受益呢？
因为只关注已经确定的团体，管理者可能会忽视长期的机会。他们还可能忽视自己对那些边缘化、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的重大义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那些能保存过去辉煌而非塑造明日成就的团体。最近有一本名为《未来和它的敌人》（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的书强调了这个问题。其基本问题是：谁代表未来？谁代表那些弱小甚至还没有形成的团体的利益？ [3] 那些知名的工厂和公司在世界各地与很多政府为友，而那些新创业的公司则通常不是这样。 [4]
幸运的是，吉姆·墨林避开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的风险。他有关那他珠单抗的决定影响很多不同团体的利益。那么墨林应该“把那些嫌疑犯都找来”，并想出计划保护公司股东、员工、所在社区、患者、医生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吗？或者他是否应该只关注履行对正在服用那他珠单抗的患者这一团体的义务呢？墨林没有忽视百健的利益相关者，但是他更关注公司对服药患者的明确、基本的人类义务。相比其他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团体来说，对这些患者的义务占主导地位。
[1] 有关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经典著作是R.Edward 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Pittman，1984）.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泛领域内的后续研究工作，比如项目管理、冲突解决、企业-政府关系和策略规划。Freeman的书于2013年再版，请见R.Edward 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2] Captain Renault to Rick，Casablanca，Julius&Philip Epstein，screenwriters（Hal B.Wallis Production，1942）.
[3] 请见Virginia Postrel，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New York：Free Press，2011）.
[4]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近期，或者说现在已经消逝的时代——在那个稳定的时期公司有长期股东，限量的国内竞争者，很少的政府监控人员和由工会组成的稳定雇员。这些不同的群体可以被善意地看作重要的伙伴，一起工作面对日益增大的社会需求，或者可以看成是在少数共同利益中合作的“铁三角”。这两种观点都有重要的真相，但是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有关铁三角观点的一个重要范例来自Gordon Adams，The Politics of Defense Contracting：The Iron Triangle（New York：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1981）.近来，学者对于美国商业-政府关系出现的更为复杂的观念争议颇多，这种观念来自于工厂“想要”政府监管者追求一种能够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有价值的典范关系。请见David Carpenter and David Moss，Preventing Regulatory Capture：Special Interest Influence and How to Limit It（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