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警察准备把你带到手术室去，你可以用简单明确的话来改变他们的主意并拯救你的生命。你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杀我是错误的。我是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样的表述能够及时制止警察。
是什么让这样的表述如此令人信服呢？答案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基本原则——直接剥夺无辜人的生命是错误的，同时它告诉警察他们有责任遵循这一原则。你是说，因为你是人，所以警察对你是有责任的。同时，因为警察也是人，所以他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请注意，这样的表述和计算净结果没有关系。然而，它也没有明确否定第一大问题。它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让我们在做困难的决定时有了新的视角。这个视角是这次愉快对话中第二个重要声音，它所强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大重要问题。其基本观点在于，为了处理好非常困难的决定，你必须明白自己作为人的基本义务是什么。因此，当你试图解决灰度问题时，你必须为自己想出一个答案，来回答当你面对某种情况时你的人性核心义务要求你做什么和要求你不要做什么。
器官移植案例是一个思维实验。我们需要花时间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基本人类义务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历史最重要的决定。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打响了第一次核武器战争。该事件导致20万人死亡，有些人当场死亡，有些人则是在经历了烧伤、创伤和核辐射折磨后死亡。在第二颗原子弹投放后几天，杜鲁门总统对作战部长表示自己头很痛。当部长问总统是字面意义上的头痛还是比喻上的头痛时，杜鲁门回答，“两者都有”。他说自己一想起来“杀了所有孩子” [1]?就觉得难以接受。接着杜鲁门命令，没有他的明确指示，不能再在太平洋地区使用原子弹。
为什么杜鲁门总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又是为什么头很痛呢？杜鲁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欧洲作战。他深知在亚洲的战争给自己的盟军和其家庭带来多大苦痛。他急迫地想要结束这场漫长且极具破坏性的战争。但是杜鲁门也知道几千个无辜的婴儿和刚会走路的孩子在这场原子灾难中丧生。他知道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孩子们是无辜的，为了更大的地缘政治议程杀害无辜的人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将这样的事件看作恐怖主义。
当杜鲁门总统表示自己不能再忍受杀害孩子时，他并没有提及有关净结果的估测。他考虑的是人性，也就是不仅作为总统，还有作为“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杜鲁门清楚明了地知道杀害无辜的孩子是错的，他不想违背基本的人性。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感觉呢？为什么杜鲁门相信坚守人性是做重要的战时决定的正确方式，而这样的决定会不会成为其不仅是作为总统，也是作为人类的立法核心呢？对于做关于灰度领域的最好决定，这样的思考方式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
[1] David McCullough，Truman（New York：Simon&Schuster，2003），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