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虽然新的分析问世的时间不长，它的许多含义也尚待进一步挖掘，但以上的许多应用表明了家庭生产函数分析可以适用于消费理论的各个方面，这种新的分析同考虑家庭对相对价格或实际收入变化做出的反应的传统含义并不矛盾，相反，新的分析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更注重收入和价格的效应，因而在解释行为时不大强调“偏好”的作用。
这种将重点转向价格和收入变化而偏离偏好变化的改变似乎只是——无法对生产函数幌子下的偏好做出解释的——一种遁词，但如果将行为方面的反应归因于偏好上的差异，那么，由于没有关于偏好形成的可资利用的理论，所以这种归位更无道理可言。然而，如果将行为方面的反应归因于生产过程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反过来表明价格和收入上的差异，关于它们的影响的某些分析是现成的。上述区分看来至关重要。由于与偏好构成有关的要素对于经济学是遥不可及的，所以经济学家出于分析上的方便而将有关的数据加以“分组”以减少偏好上的差异带来的影响，尔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着手排除或开始分析留下来的偏好上的差异。但是经济学家声称了解与生产效率有关的要素的一些情况，并成功地研究了这些要素。家庭生产函数分析提供了洞悉消费过程的新的方法，以前外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内容现在看来很适于经济分析。即使经济学家继续关注更为传统的课题，但是家庭生产函数分析提供了一种可以使各种家庭行为得以分析的手段。
以前归因于偏好上的差异的行为差异实际上起源于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依此认识，人们可能认为，所有家庭实际上具有完全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观察到的行为差异起源于相对价格的差异并和实际资源有关。[28]标准理论中，在所有的消费者都在从事同一件事情——使效用或满足最大化——的意义上，他们的行为是相似的。进而人们可能认为，所有消费者都从相同的“基本快乐”或偏好函数中获得效用，只是他们创造这些“快乐”的能力不同。由此看来，拉丁语中所说的“爱好不能争辩”（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表明，解决偏好差异引起的争论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这种争论实际上并不存在。[29]
家庭生产函数分析把时间约束、消费者知识和消费效率的家庭差异纳入了选择理论的基础。研究者过去运用这些附加的限制来解释观察到的行为，新的分析则赋予消费技术一个重要角色，并对称地考虑货币、时间及生产力方面的限制。虽然许多非经济学家对于选择理论关于理性的假定的非议缺乏充分的理由[30]，但是，要从操作方面区分非理性选择与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选择是困难的。选择理论的新的分析对于信息投资和昂贵的信息的积累提供了充分的认识。
如果将观察到的行为方面的差异归因于偏好上的差异，如果把每个人的偏好满足作为标准的陈述的标识，那么，对行为方面的差异就不能做出标准的说明。然而，如果将观察到的行为归因于具有一组相同的偏好情况下的不同效率，那么，这些差异可以根据上述效率造成的充分实际收入水平予以说明，也就是根据它们的生产力水平予以说明。例如，如果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偏好，那么就谈不上教育对效用水平的影响：大学毕业生所喜好的东西未必也是小学辍学者喜欢的东西，而且，甚至从原则上讲，两人也不能在哪一组偏好“更好”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如果教育影响的是家庭生产函数的效率，那么由此可以对行为方面的差异做出说明。
不管怎么说，生产更多的商品总会受人欢迎，这一点将为两人所承认。如果辍学者的效率较低，那么，他的行为将与人不同；其原因同当他面对较高的价格时他的行为会有所不同一样，两种情形都会限制他的机会集合。机会集合上的差异可以衡量教育的“消费收益”，在决定增加的教育收益过程中，消费收益应加到“市场收益”上。[31]
如果家庭能够影响其所在的环境，那么它们将会转向提高生产力的那些方面，通过在校学习、锻炼、迁移、选举等等，他们就可以“生产”良好的教育程度、健康的体质、怡人的气候或政治上的稳定。如果教育程度和年龄能够提高一个人正确地估价行为的长期后果的能力，那么，可以设想，文盲和年轻人将会更“非理性”地消费。根据这种推理——这里只是顺带提及，可以获得关于各种政策的合意性的福利方面的含义。
将家庭生产函数（5）式代入效用函数（4）式，可以得到根据产品、时间及环境变量“派生”的效用函数：
那么，为什么我们使用由（4）式和（5）式确定的更为复杂又不大熟悉的两阶段公式而不是简单地使由（14）式决定的受充分收入限制的派生的效用函数极大化呢？这是否同当前的理论不大协调，并且是否恰如本文倡导的其他方法一样有用呢？尽管关于生产函数的每一陈述均可以转化成关于派生的效用函数的等价陈述，但是我们深感这并不那么有用。家庭生产函数分析的几大优点是：
（1）效用函数应与偏好唯一有关，它应研究消费单位选择的终极目标。派生的效用函数不能将偏好从资源中区分出来，却代之以某些因素的大杂烩，这些因素包括能够产生满足的一些自变量、使人起腻的一定量的时间与产品，以及它们本身——例如年龄、教育程度——很少产生效用的几个自变量。家庭生产函数有效地区分了选择目标和生产它们的手段。
（2）两阶段公式意味着一个对派生的效用函数的主要约束，即用于生产某一特定商品的产品与时间是可分的，这种限制在把商品与时间的使用进行互补和替代的自然划分时至关重要。派生的效用分析丝毫没有说明哪种产品与时间使用的替代关系、哪种产品与时间使用是互补关系。
（3）两阶段公式允许将所有生产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工具直接用于分析消费：这包括要素中性的或增益要素的生产力的变化、规模效益、替代弹性、“管理者”的效率，如此等等。
（4）更一般地说，家庭生产函数分析似乎提供了消费分析的有用参数。即使所有说明都可以转换成关于派生的效用函数的说明（类似地，虽然所有有关货币需求和收入决定的数量理论分析的命题均能转换成有关储蓄和投资分析的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样有用的分析。最近30年正在升温的争论是基于不同的判断，即哪种方法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更为稳定的参数。）
结论
本章表明，关于消费理论的家庭生产函数分析是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工具，它全面地对称地考虑对家庭行为的许多限制，在解释观察到的行为时加强了对收入和价格变化的依赖，并相应地减少了对兴趣或偏好上的差异的依赖，由于这些改变带来种种另外的行为预测而并不需要理论研究者侥幸的创造或刻意的理论发明，所以，这些改变是值得向往的。通过贬低曾有损于理论分析有效性的偏好的地位，新的分析使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适用性扩展到非市场领域，因而在家庭的行为的许多方面的分析中更能尽情地发挥作用。
当然，对任何分析的最终评价取决于它的有用性。前面提到的关于“健康的体质”、子女、婚姻或“城市间观光”等商品生产的研究标志着这种分析激发的诸多的研究。有限的数据妨碍着更为广泛的应用。在说明对研究者有用的某些新型数据时，这一理论是大有裨益的。新的变量本质上比传统的产品与资源的考虑更为全面，它们包括妒忌、声望、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谨慎”等等范畴——这些范畴经常使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感到困扰。在有别于“国民收入账户”的“社会账户”上复活的兴趣同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家庭生产函数所指明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
在家庭生产函数的运用者手中的消费理论已从经济学的一个贫瘠领域发展成最为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是新的分析的力量及其实际优点的最有说服力的凭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