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长寿是绝大多数人的重要目标，但显而易见，它们不是每个人的唯一追求：由于它们与其他目标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许会放弃健康与长寿的目标；经济分析表明，存在一个适度的期望寿命，这时，增加年份的效用在价值上低于因运用时间及其他资源获得这段时间而放弃的效用。因此，一个人也许宁做烟鬼或埋头工作而放弃身体的锻炼，这倒不是因为他忽视这样做的后果或不懂得身体健康的价值，而是因为对他来说吸烟或埋头工作比身体的健康或锻炼更有价值；如果长寿成为一种唯一目标，那么吸烟或埋头工作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只要其他目标存在，这样做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不失为明智的抉择。
因此，根据经济分析，绝大多数（并非全部！）死亡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杀”，就是说，如果投入更多的资源，生命就可以延续。这不仅对通常所谓的“自杀”分析有现实意义[15]，而且对流行的自杀与“自然”死亡的区分也提出质疑。经济分析与现代心理学又一次得出类似的结论，后者强调，许多“意外的”和其他断然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死亡背后存在着“死亡意愿”。
经济分析不仅用经济学语言重新陈述有关健康的不同行为，并通过一系列的同义反复而避免所有可能的错误。这种分析还意味着，例如，随着工资率的增长，健康和医疗保健都会有所改善；尽管医疗费用不断上升，但是老龄化会导致健康状况日益下降；即使减少医疗费用支出，教育程度的提高也能够增进健康。以上陈述不是必然成立的，但却能与现有资料吻合。[16]
根据经济分析，如果某个人对婚姻的预期效用超过恪守独身或继续寻找更合适的配偶所带来的效用，那么他就会决定结婚（见第11章）；同样道理，当重归独身或另行婚配的预期效用大于离异的效用损失——包括与亲生骨肉分离、家庭财产的分割、法律费用的支出及其他损失时，已婚者将终止他（或她）的婚姻。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在寻找他们自己的配偶，因而存在一个婚姻市场；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并假定市场上其他人也尽力而为。在某种婚姻组合中，如果还没有结婚的人不能通过婚姻使各人的状况有所改善，那么，这种婚姻组合就是所谓“均衡组合”。
此外，经济分析可以说明许多可能搞错的行为，例如，依照知识、教育程度、种族、家庭背景、身高及其他变量，“相近者”才能够彼此结合，而依照工资率及某些其他变量，“相异者”也能够结合；（假定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工资率较高的男性与工资率较低的女子的结合，会使许多人惊奇，但这却与经已婚妇女不工作的比例校正后的现有数据相一致（见第11章），经济分析还揭示高收入者结婚较早而离婚率较低，这一含义似乎也与现有资料相符，但却显得不合成见。同时，它还揭示，妻子相对报酬的上升会增加婚姻解体的可能性，这可以部分地说明黑人家庭比白人家庭更高的离婚率。
根据汉森伯格的不确定原理，因为观察本身改变了所研究的现象，所以，物理学家研究的现象不能在“自然”状态中观察到。一个更为现实的原理向社会科学家们显示，因为他们既是分析者又是参与者，因而不能客观地进行观察。经济分析强调的一种观点与此分外有别但又略有关联：如果人们从事学术的、知识的或艺术的工作的货币或心理的预期收益超过从事其他职业的收益，那么，他们便会选择前者；这里的选择标准同更大众化的职业选择标准是一样的，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人较少地关心个人报酬而较多地考虑社会福利或更加诚实。[17]
根据前面提到的价格上升对供给数量影响的原理，从经济分析可以得知，当不同利益集团或赞助人对某一理论讨论和结论的需求增加时，这种需求的增加就会刺激这些方面的供给。流入某项课题——即使“主观臆断”的课题——的研究基金或政府资金可以毫无困难地产生研究这些课题的动议。经济分析把从事于智力和艺术工作视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正常反应，其他学者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心智或技能的“滥用”。看来，那种将思想和艺术市场同“普通”商品市场截然区别开来的企图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与前后脱节的根源。（Director, 1964; Coase, 1974）
这并不表明所有经济学家都用经济分析研究全部人类行为，甚至也不表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此方法研究绝大部分人类行为。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公开敌视传统范围以外的经济理论的任何应用。而且，经济学家们情不自禁地用非理行为、粗心大意、愚蠢行为、价值的特别改变等臆断说明他们解释不了的现象，以掩盖他们自己知识的贫乏，而这些臆断恰恰暴露了他们所掩饰的失败。例如，当有的百老汇剧场老板索取的价格过高因而耽误了及早售出座位的时候，人们会断言这些老板不了解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结构，而不去指责分析者对于为什么实际价格已经最大化了利润的无知。当个人的报酬的变化的一部分能够得到说明时，研究者往往把其余未予说明的部分归因于偶然因素[18]，而并不归因于忽视或不能度量系统的另外成分。煤炭行业据说缺乏效率，因为某些成本和产出的计算有这方面的显示（Henderson, 1958），但更为引人注意的看法是，这些计算存在严重错误。
战争据说由狂人挑起，政治行为更多地被愚蠢与无知操纵；凯恩斯说过：“狂人专权，无中生有。”（Keynes, 1962, p.383）虽然斯密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要首创者，以解释市场行为的同样方式解释了某些法律和立法问题，然而甚至他也未做深入探讨，而把其他问题牵强地归于愚蠢与无知。[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