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并不认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完备的，并不认为所有参与者的活动不存在交易费用，但是，信息残缺或存在交易费用情况下的行为不应混同于非理性或随意行为。[9]经济分析已有一套适度或合理积累信息的理论，[10]它表明，承担重大决策比次要决策——选购房屋，操办婚事比购买沙发、面包——需要更多的信息投资。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因此信息通常是严重残缺的，这一假定可以解释在其他分析中用非理性行动、随意行为、传统行为或“不明智”行为解释的那些行为。
如果存在一个明显有利的机会，厂商、工人或家庭都未予利用，经济分析不会诉诸非理性行为、对于现状的满足或价值（即偏好）基于一时需要而发生特殊的改变，相反，它推测利用这些机会的某种成本的存在——一种不易为“局外人”觉察的货币的或心理的成本的存在使得利用这种机会不再有利可图。显然，为了保持某个能量系统的完备，使其与能量守恒定律相符，有时需要假定某种（未知）能量的存在；根据近乎相同的道理，为了使经济分析趋于完善或“完备”，需要假定某种成本的存在。化学、遗传学及其他学科的系统分析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系统是不是通过有用的途径来完善的；从经济分析得出的重要定律表明，这一完善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出的远不仅仅是同义反复，因为，正如我前面指出的，偏好稳定的假设为预言对不同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经济分析并不认为决策单位必需意识到他们最大化的努力，能够说出或条理分明地描述他们的行为。[11]因此，经济分析与当代心理学中潜意识的强调相一致，也与社会学中外显功能与潜在功能之间的区分相吻合。（Merton, 1968）经济分析并不引入主要决策与次要决策的概念性区别，并不需要用专门范畴描述决策中感情的浓烈与淡漠[12]，譬如，并不区别涉及生死存亡[13]的决策与名牌咖啡的选择、配偶和子女数量的选择与油画的购买等等；并不需要专门区分具有不同收入、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的人员的决策。
实际上，笔者终于认识到，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决策，重大的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者与穷人，男子与女士，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想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经济分析能够胜任如此宽泛的研究，能够印证前面引述的萧伯纳的名言。
不管如何估价这一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学时期，我为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和经济学家的分析技巧所吸引，这种兴趣开始反映到我的博士论文中[14]，即用经济分析考察种族歧视（见第2章，及Becker, 1971a）。随后，我将经济分析应用于生育、教育、时间使用、犯罪、婚姻、社会相互作用及其他社会的、法律的及政治的问题的研究。只是在对这种研究及其他迅速增长的有关成果的长期反省之后，我才得出结论，经济分析适应于说明全部人类行为。
即使是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斯密经常（但不总是）运用这种方法解释政治行为，边沁也清楚他的苦乐原则可以应用于全部人类行为“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大主宰即快乐与痛苦的统治之下，是它们谕示我们该当如何及将做什么……它们主宰我们的行为、言论和思想”（Bentham, 1963），这一苦乐原则据称适用于我们全部的行为、言论和思想而不限于货币决策、重复选择或非重要决策。边沁的确运用他的原理研究了极其广泛人类行为，包括刑事处罚、监狱改革、立法、高利贷法、法律体系以及商品和劳务市场。虽然边沁明确指出苦乐原则适用于我们一切言行，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应该”做什么——他是一个首开先河的改革家，但并没有发展一套关于人类实际行为的可以验证的理论。因为他没有坚持偏好稳定的假设，所以他经常陷入空洞的说教，他的兴趣乃是致力于他的原则与所有行为的吻合，而不是从对行为的约束中得出一些结论。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市场行为、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分析把生产组织看成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决定因素，它更强调物质产品、生产过程和结果，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普遍压迫。本书的经济分析与此缺乏共同之处。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像边沁主义一样偏重应该如何，那种将诸多论证的内容与所有事件相吻合的努力使其许多预见性的分析流于空泛。
不言而喻，经济分析尚未对各种人类行为提供同样深刻的认识，例如，战争及其他许多政治决策的决定因素尚未由经济分析（或任何其他方法）给予透彻的说明，但我相信，有限的成功主要在于有限的努力，两者不乏关联。因为，一方面，经济分析没有系统地研究战争，对其他政治行为的研究也只是新近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明显同样难以把握的行为——诸如生育力、子女抚养、劳动参与及其他家庭决策——最近几年通过经济分析的整体应用得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说明。
以下章节，通过所探讨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我希望）可以为经济分析的广泛适用性提供某种支持。最近20年运用经济分析研究形形色色问题的诸多文献为经济分析的适用性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支持，所研究的问题包括语言的进化（Marschak, 1965）、出席礼拜频次（Azzi and Ehrenberg, 1975）、死刑（Ehrlich, 1975）、法律制度（Posner, 1973; Becker and Landes,1974）、动物绝种（Smith, 1975）以及自杀（Hammermesh and Soss, 1974）等等。为了展示经济分析的鲜明特色，笔者扼要分析一下三种非同寻常而又富有争议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