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长期以来，虽然人们接受了传统的经济理论关于理性行为的“假定”，但在“理性”一词的含义上一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很多人来说，“理性”一词代表一种过了时的心理学、一种能掐会算、一种享乐主义的动机以及一些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行为。随着经济理论的日益清晰化和公式化，关于假定方面的含义的许多争议已大为减少。现在，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认为，理性行为就是指效用函数或福利函数等良序函数的一致的极大化。
然而，强烈的甚至难以弥合的分歧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批评者声称，家庭和厂商并不极大化，至少并不始终如一，偏好不是良序的，理论对行为的解释空洞无力，某些理论家回敬道，经济理论只是指明一种大致的趋势，并非在每个特殊事件上都能灵验，另外一些人特别强调：“空谈不如实践”(2)，认为即使决策“似乎”不是理性的，但是人们根据理论可以获得有用的预测。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上，只有理性行为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本文的目的无意为经济理论提供新的辩护，而是希望能够说明，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原理如何从一般原则中产生出来，这些原则不仅涉及理性行为和具体事例中的生存行为，而且涉及大量的非理性行为。不论出于何种意图，某些读者可能认为，这种解释的结果是为经济理性提供新的而且是更有说服力的辩护。笔者确信，本文能够为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提供重要的辩护，尽管唯一根本性的辩护是一种实证角度的辩护，但这并不需要引入新的实证材料。可是，由于这些原理显示的同极端广泛的非理性行为的一致性，所以，对这些原理的辩护未必是对个人理性行为的辩护。实际上，经济理论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这或许就是本文分析的主要结论。
虽然经济学家通常对于大市场对不同变量的变化的反应颇感兴趣，但是，经济理论建立的是单个厂商和单个家庭分析，而它们的市场反应可以说是通过将单个典型单位的反应加以放大得到的。由于分析与注释直接偏离市场而转向个体或者说由于偏离了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因而出现了混淆。有人辩解说，理性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或者说，为了市场体现这一趋势只需少数几个单位理性地行事，这种争辩敏锐地意识到了市场与个体的不同的分析层次之间的差异，但是，不幸的是，一个人同样地有充分理由认为，非理性行为也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或者说，只有少量单位为了使市场作出非理性的反应而需要根据非理性行事。在市场层次上支持理性的论点必需能够表明，理性单位做出的反应将会超过的单位非理性做出的反应。本文对市场层次和个人层次作了明确区分，并导出一个市场层次理性的论点，也许这有助于使经济学家的分析兴趣真正转到他们的实际兴趣所在的层次。
第二部分首先提出家庭选择的传统理论，然后说明为什么它的主要含义——市场需求曲线倾斜下降——也可以从广泛的非理性行为中产生。第三部分对厂商进行类似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全文并补充另外几个含义。
家庭
1．传统理论
图1
传统理论认为，家庭选择同可供使用的有限资源相适应的商品最优组合。为了决定哪种组合“最优”，引入偏好或效用函数，该函数有如下性质：任一组合A总比其他任一组合B具有更多、更少或相同的效用（一致性假设），而且，如果A优于B，B优于C，那么A必然优于C（传递性假设）。最优组合具有的效用大于其他任何可能的组合所具有的效用。这种理论可以通过几何方法说明，如图1所示。商品X用横轴表示，“其他”商品Y用纵轴表示，AB为预算线，OAB定义为可能性组合，偏好用一组等效用线或无差异曲线表示。最优组合必定在AB线上的P点，这时AB与无差异曲线相切。
相对价格或实际收入的变化将改变最优组合的位置。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实际收入保持不变，那么，任一商品的需求曲线倾斜下降。在图1中，预算线从AB到CD的变化会提高X的相对价格并降低Y的相对价格。通过使货币收入对赖斯伯利斯价格指数之比保持不变可以维持实际收入保持不变。[1]在需求的实证研究中，为了从实际收入效应中分离出相对价格，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最优组合从p变为p′，根据基本原理，p′在p的左上方，或者说选择较少的X及较多的Y。由于在大量家庭情况下的市场需求曲线通常可由个人需求曲线的水平加总得到，所以它只是个人需求曲线的放大或宏观上的再现，因此，个人需求曲线也倾斜下降。[2]
人们已从实证角度研究了诸多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正如传统理论所预言的，几乎所有曲线都是倾斜下降的[3]；另一方面，人们很少研究家庭需求曲线，因而知之甚少。人们几乎从未从实证角度分析效用理论的其他含义[4]，无论是市场方面的含义还是家庭方面的含义，而且，这些含义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用。
家庭决策的效用分析从其概念问世之日起就遭到了广泛的非议，尽管理论的阐述和批评重点均随时间而出现过很大的变化。今天，批评者不是否认家庭极大化任何效用函数就是否认极大化的函数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实际上，他们否认的是家庭能够理性地行为，因为理性行为现在是指极大化一个具有一致性和传递性的函数。[5]
效用理论的重要含义——市场需求曲线倾斜下降从实证方面得到了一致的证明，而且在实践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如何才能使这一含义和那些广泛的批评相协调呢？也许有一种解释，即，人们经常从个别事例方面而不是整体方面检验理论的假设，或者等价地说，不是通过它们的含义来检验的。当然，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许多批评的矛头所指只是效用理论的规范性的含义。本文从截然不同的线索出发提出一种调和的见解，从原则上揭示，倾斜下降的市场需求曲线与其说源于理性行为本身，毋宁说源于包括广泛的非理性行为在内的一种一般法则，因此，既可以说家庭的行为“似乎”是理性的，也可以说家庭的行为“似乎”是非理性的：证明前一个陈述的实证依据同样适用于证明后一个陈述。
2．一般分析
经济学家早已意识到，不管在何种决策规则之下，家庭的可能性集合或机会集合的某些变化将导致同样的反应。例如，实际收入的下降当然至少会减少在某一商品方面的支出，对所有商品的支出的平均的百分比变化必定等于收入的百分比下降，虽然这些原理“简单”、“明了”，但在实际应用中却能大显身手。然而，人们很少认识到，不管决策规则如何，因相对价格而引起的机会的变化也会产生系统的反应，特别是，传统理论的基本原理——需求曲线倾斜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本身的变化所致而与决策规则无关。
图2
在图2中，由于预算线CD上的商品X的相对价格高于预算线AB上的商品X的相对价格，而CD上的商品Y的相对价格低于AB上的商品Y的相对价格，所以，由CD构成的集合OCD提供的Y的消费机会多于集合OAB提供的Y的消费机会，而OCD提供的X的消费机会少于OAB提供的X的消费机会。如果p点代表根据某一决策规则从OAB选取的X与Y的数量（X0，Y0），那么可以说OCD提供的X超过X0的消费机会小于OAB提供的同类机会，OCD提供的Y超过Y0的消费机会大于OAB提供的同类机会。如果根据某一决策规则选取的任何商品的数量与该商品的可获得性正相关，那么，从OCD必将选择较少的超过X0的X和较多的超过Y0的Y。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对所有这些决策规则来说，需求与价格负相关。
显而易见，理性行为的传统理论是一种规则，这一规则依赖于相对价格变化对机会分布的影响。在均衡位置，理性家庭会从任何一种商品的每一美元的新增支出中获得相同的效用。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边际消费机会和平均消费机会转向相对便宜的商品并偏离较为昂贵的商品，这是因为每一美元现在能够购买的便宜商品较多而能够购买的昂贵商品较少，所以，如果将支出用于相对便宜的商品而不是相对昂贵的商品，那么在旧的均衡位置每增加一美元支出会带来更多的效用。因此，理性家庭具有随着机会集合改变其消费的动机，使其消费转向相对便宜的商品而偏离相对昂贵的商品。
不仅效用最大化原则，其他许多容纳大量非理性行为的决策原则[6]也能因为价格变化的机会效应而导出倾斜下降的需求曲线。这可以用既包括广为一般的行为又包括据称是“实际”的行为的两个非理性行为模型加以说明。一方面，家庭常被说成是感情用事、反复无常，不能摆脱怪念头的羁绊；另一方面，家庭又被说成是怠惰成性、墨守成规和反应迟钝的。一种观点认为，货币冲动造成一系列混乱的、无法引导的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情况很少容许当前的变化或选择。种种非理性行为存在于这两种极端之间，这些行为部分地取决于过去的冲动、部分地取决于当前的冲动。
如果要深入地研究这种行为的含义，那么，“冲动”和“怠惰”的特征必然可以精确和定量地予以说明。为此目的，冲动行为可以用一种概率模型表示，在该模型中，决策可以取决于多面骰子的投掷。怠惰行为也可以用一种模型表示，在该模型中，决策尽可能地取决于过去的情况（该句的含义即将充分展开）。冲动与怠惰之间的行为用两个极端的加权平均表示。虽然对效用理论的最常见而又最强烈的批评无法严格地加以表示，但笔者相信，上述模型已经抓住了这些批评的实质，它们将生动地表明机会分布的变化如何系统地影响非理性选择。
冲动的家庭似乎只诉诸概率机制：并不诉诸偏好系统或效用函数。实际上，为了消除效用最大化的任何痕迹，可以假定每一个机会被选中的概率相等。[7]虽然某一家庭的消费不能事先予以决定，但是大量的独立家庭的平均消费几乎必然位于机会集合的中间位置，这（从数学上讲）也是单一家庭的预期消费。如果机会一开始便受到图2中的预算线AB的限制，那么许多家庭的平均消费将接近AB的中点p点，不同家庭均匀分布在p点周围。
能够使市场加权的赖斯伯利斯价格指数保持不变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将通过p点旋转预算线，而p点表示市场消费。[8]CD线表示X价格的补偿性增加，各点的选取现在在CD线上随机进行而并非在AB线上进行。每个家庭可以位于CD线上的任意位置，但是，大量独立家庭的平均位置几乎注定位于中间位置，这一点在图中用p′表示。从几何角度和代数角度均可以说明，p′位于p的左上方不是偶然的：X价格的补偿性增加总是使预算线的中点向左上方移动，而X价格的补偿性下降则会使该点向右下方移动。[9]
所以，至少在市场存在大量家庭的情况下，市场需求曲线倾斜下降这一理性行为的基本原理也可由冲动行为导出。虽然许多实际的个人需求曲线并非倾斜下降，但是每一家庭预期的需求曲线必定倾斜下降。[10]不仅预期的个人需求曲线倾斜下降，而且实际的市场需求曲线的形状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价格的变化对机会分布的影响。X的相对价格的提高使机会偏离X并且增加在X方面低于初始位置的那部分机会的比例，因而增加冲动家庭减少其X的消费的可能性。对于某一家庭只是较为可能的事情对于大量独立的家庭来说则是一种确定的情形。
现在考虑怠惰模型：只要存在可能，家庭就完全按照它们过去的老样子消费。p点还是表示面对预算线AB的大量家庭的平均消费，CD表示X的价格的补偿性增加的结果。价格变化之后，虽然位于区域Ap的家庭不再处于预算线上，但他们还是可以永久地停留在那里。然而，除非所有家庭都在P点，否则，不管某些家庭多么不想变动，由于PB已在新的机会集合OCD之外，所以，在价格变化之后，初始位置只得位于半开区域pB的家庭无法保持它们的位置不变。显然，由于X的价格上升使机会偏离X，所以，只得进行调整的家庭并非恰好就是偶然高出X的平均消费的家庭。
如果pB上的一般家庭（average household）消费的X超过OD，那么，所有家庭消费的平均数量必然下降。Ap上的那些家庭不会改变它们的X的消费，但由于OD是为预算线CD所允许的X的最大值，所以pB上的那些家庭只得减少它们的X的消费。一般说来，相对价格的变化愈大，家庭间的离差愈大[11]，那么为新的预算线所允许的X的最大值低于pB上的平均值的可能性就愈大。虽然直到决策规则确定以后pB上的家庭所做的调整才能精确地决定，但是，即使从代数上讲不是必然的，这些家庭的X的消费也可能下降：由于它们消费的X的数量相当大，所以广义的决策规则也会产生这种效果。所以，这就保证了一组怠惰的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也趋于倾斜下降，就像理性的和冲动的消费者一样。
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这些行为可以纳入某种模型，在该模型中，当前选择部分地取决于过去的选择，部分地取决于概率机制[12]，换句话说，这些选择是冲动家庭与怠惰家庭所作决策的加权平均。由于在此两极上的市场需求曲线均趋于倾斜下降，所以任何加权平均的市场曲线也将倾斜下降，因此，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再现理性行为的基本原理。
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必然具有倾斜下降的补偿性需求曲线和一致的、可传递的“外显”的偏好系统，另一方面，对非理性家庭而言，价格的补偿性变化会有迥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对一个而非一组怠惰家庭而言，补偿性变化不会引起消费的任何变化；虽然一个冲动家庭可能具有趋于倾斜下降的需求曲线和一致的、可传递的外显的偏好，但将存在许多例外。然而，在大量非理性家庭的市场上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倾斜下降的。价格的补偿性变化把市场推向初始的机会集合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的外显的偏好系统是理性的（一致的和可传递的）。
所以，市场运行似乎是理性的，当家庭理性地行为时是如此，当家庭以怠惰、冲动或其他非理性方式行为时也是如此。这种分析的阐述必须区别于代数方面的阐述，即，在总是假定其他家庭的平均消费不会反常变动的情况下，即使只有少数家庭理性地行为，市场也会理性地运行。依然假定其他家庭的平均消费不会出现反常的变动，那么，从代数方面同样可以说明，即使只有少数家庭非理性地行为，市场也会非理性地运行。我们的分析超脱了代数方面的阐述而源于理性与非理性家庭的反应的分析。
如果“典型”仅指市场反应在微观层次上的再现，那么，即使当实际的家庭不理性地行为时“典型”家庭也会理性地行为。经济学家更进了一步，还建立了只是市场在微观层次上的再现的实际家庭的理论，观察到的行为被用于推论未知的家庭行为，而根本没有认识到，由于市场理性与家庭非理性的相容性，家庭理论无需简单地再现市场。如果用繁荣的物理学中的例子做一类比的话，那么可以说，分子运动的理论不是大型物体运动的简单再现：宏观物体的平缓的、“理性”的运动是无数的反常的、“非理性”的微观物体的运动造成的。
根据市场反应的模式构造家庭理论不仅不必要，而且还会引起许多痛苦而无谓的争论。对市场理性的坚定信念使一些人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为理性辩护，而对家庭非理性的坚定信念使另一些人同样不遗余力地抨击所有理性。但显然被忽略的是，两种观点都可能部分正确、部分错误：家庭可以非理性地行为而市场仍可以十分理性地运行。如果人们能够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批评者们就可能更容易接受暗含市场理性反应的模型，经济理论家则会欣然接受包含反常及其他非理性行为的家庭的反应模型。
效用分析并不表明市场需求曲线必然有较大的弹性。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至少在某些市场上，理性行为会做出相当大的反应。因而，说明非理性家庭能够产生负的而且相当大的弹性可能是有益的。怠惰家庭的市场反应取决于这些家庭间的离差、价格方面的变化以及那些被迫调整的家庭做出的反应。如果X的价格上升10%，如果家庭沿初始预算线均匀地分布，如果被迫调整的家庭将它们的平均消费减至新的预算线的中点，那么，市场需求会下降大约30%，出现较大的弹性-3[13]；较小的价格变化或较大的离差仍会产生较高的弹性。大量的反常行为的家庭必定具有单一弹性的市场需求曲线。这一点也很重要[14]。所以，本文明确地分析的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市场弹性，因而也能再现“理性”行为的这种特性。
在图2中，位于Ap区间的怠惰家庭被迫离开边界，进入由预算线从AB到CD的改变而确定的机会集合内，虽然有时可以有效地定义“商品”，并且通常给出定义，以便家庭必定位于边界上，但是，笔者一般愿意把这看作是理性行为的附加含义。因此，效用最大化的家庭位于边界上，这不是根据定义而是由于效用当被极大化（只要至少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为正）。即使对“支出”作出定义以使全部收入都用于支出，但是由于某些“购买力”可能遗失、损坏或未加使用地积累起来，所以，非理性家庭也可能并不花光用尽。如果商品空间意指“消费”而非“支出”，那么这些家庭将位于它们的机会集合以内。
如果需要考察“低效率”消费的影响，那么就要取消关于机会（至少在初始时）受预算线限制的假定。低效率冲动家庭的机会集合中的各点可能具有同等的选择可能性而不只是边界上的各点具有同等的选择可能性。大量的这类家庭的平均消费几乎必然地位于集合的重心位置，而家庭均匀地分布于该点周围。由于价格的补偿性变化会改变机会集合而使重心偏离价格上升的商品并转向价格下降的商品，所以这些家庭也有倾斜下降的市场需求曲线。例如，在图2中，C点是OAB集的中心，在C左上方的C′点是OCD的中心。[15]低效率怠惰家庭的初始分布遍及机会集合，由于价格的补偿性变化仍将迫使这些消费相对大量的价格上升的商品的家庭一般转向更少地消费这种商品，所以低效率的怠惰家庭也具有趋于倾斜下降的市场曲线。因此，包含低效率消费的非理性行为的扩展没有改变下面的结论，即，对于价格的变化，非理性家庭倾向于做出理性的市场反应。
厂商
如果图2中的X与Y不是表示商品而是表示投入要素，如果AB与CD不是作为等收入线而是作为等支出线，那么，以上的分析可以轻易地拓展为投入要素的需求分析。理性行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X的价格的补偿性增加会减少既定支出中的X的使用量，支出线CD使用的X低于AB线使用的X。图2的应用性在于，它提示，这一基本原理与其说是源于理性行为本身毋宁说是源于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要素利用机会分布的影响，甚至非理性厂商也倾向于对投入品价格的变化做出理性反应。例如，平均说来，当面临AB时，大量的冲动厂商位于p点，当面临CD时则位于p点左上方的p′点。[16]
如果允许总支出变化，则由于此时总支出线有所区别于预算线，所以，图2不能直接应用于投入要素的需求：更一般地说，家庭同厂商的传统的分析上的区别是，厂商不受预算线限制[17]，因此，我们关于非理性家庭的分析似乎同非理性厂商的分析不甚相干。只要有利润最大化假设，厂商决策就可以合理地分析而无须求助于预算限制，传统的区别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一旦容许其他决策规则，预算限制的存在和重要性就会显得清楚明了了，而传统的分析上的区别变得模糊，甚至可能终归消失。
据我判断，阿尔钦及其他研究者[18]推动的“生存”分析的巨大建树并不在于说明生存下来的厂商的行为似乎一定要使利润最大化——因为相反的例子不难发现，而是在于说明非理性厂商的决策受预算限制。实际上，生存分析只不过是第二部分针对家庭问题建立的一般分析的特例，这种一般分析将所有经济单位的行为同它们的机会分布相联系。因此，如果出现带来负利润的产出，厂商就不能继续进行生产、不能生存，其原因在于，处于这种配置的生产会使资源消耗殆尽。[19]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收入区域之外家庭不能继续从事消费，在这种意义上，家庭就不能“生存”。上述两种场合的“生存”一词的含义均指对行为的资源限制，而不是从字面上将“生存”区别于“死亡”，虽然某些家庭和厂商因入不敷出而实际死亡。如果理解了本文中的生存的含义，那么，无数关于经济学中应用生物学生存理论的许多不得要领的争论都可以避免。
既然由收入限制构成的区域称为家庭的消费机会集合，那么非负利润区域可以顺理成章地称为厂商的生产机会集合。例如，在图2中，受预算线AB限制的家庭的消费机会集合为OAB。图3显示，平均成本线为AC，需求曲线为dd的厂商的生产机会集合为QeQu。家庭支出不能超过可支配收入，在这种限制下家庭选择它们的消费；同样道理，可以认为，厂商的支出不能超过它们赚得的最大利润，在这种限制下厂商选择它们的产出。可以说，当产出利润为0时，全部数额均被花费；而如果利润达至最大，也就没有任何支出；一个低于全部数额的正值可以在其他任何容许的产出水平上支出。传统的结论是，当利润最大时，厂商不受预算限制。这一结论显然是成立的：没有任何“支出”，也就没有任何对支出的限制。然而，在其他决策规则情况下，因为存在某些支出，所以对于总支出的限制依然有效。
图3
成本或需求条件的变化会改变生产机会集合而且甚至迫使非理性厂商作出全面的反应。许多变量能够影响这些机会集合。笔者未尝试图决定非理性企业对所有这些变量的反应，然而，明确考虑垄断性产出同竞争性产出之间的某些差异不无裨益：一个著名的原理同利润最大化行为密切相关，甚至抱有怀疑态度的读者对于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可以再现这一原理的说明可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分析单位上的差异以外，产业成本与具有大量独立、同质的厂商的产业中的厂商成本相同。但是，产业的需求曲线比厂商的需求曲线更富有弹性，因而，在图3中，AC曲线既可以衡量产业的平均成本又可以衡量厂商的平均成本，DD衡量产业的需求条件而dd衡量厂商的需求条件。不考虑DD线，最大化利润的厂商将在价格水平Od和每个厂商生产产量OQc点达到竞争性均衡，此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如果产业变成一个完全垄断的卡特尔，那么DD既可以衡量产业的需求又可以衡量厂商的需求，而且dd不再有意义。有个著名而古老的原理说，如果总是最大化利润，那么在卡特尔条件下每个厂商的产出将低于OQc。
完全冲动的厂商会对所有可行的产出赋予同等的选择机会，并从中随机选择一个：没有边际成本函数可资借鉴，当然更谈不上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产业是竞争性产业，那么这些厂商将沿机会集合QeQu均匀地分布，平均产出几乎一定位于中点。仍用Od表示均衡价格，OQc表示平均产出，这里，现在的OQc作为QeQu的中点，单一一点并不一定使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卡特尔化使厂商的需求曲线转向DD，并使机会集合转向QeQu的左侧至Q′eQ′u，如果产出依然随机选择，那么厂商将沿Q′eQ′u均匀地分布，平均产出几乎必然位于它的中点，即OQc的左边。
以同样方式可以说明，怠惰厂商及其他形式的非理性厂商也能够再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原理。对这种情况的基本解释是，从竞争到垄断的变化可使生产机会集合转向较低的产出，反过来又鼓励非理性厂商降低它们的产出。边际收益函数的影响充其量是第二位的，因为该解释总是针对最大化利润的厂商作出的。
关于投入要素的价格变化和竞争程度的分析揭示，非理性厂商能够作出十分理性的市场反应，这种看起来似非而是的论点为边际主义者与反边际主义者之间经久不衰的争论提供了解决办法。坚信厂商的非理性导致反边际主义者认定市场反应是非理性的，而坚信市场理性导致边际主义者认定厂商是理性的，能够认识到双方的“证据”均成立而双方的推理均不成立的人为数很少，这是因为双方均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错误的一面；从根本上说，争论中所缺乏的是对非理性企业的反应的全面分析，特别是，机会集合如何受到不同变量变化的影响，因而理性厂商和非理性厂商的决策如何受到不同变量变化的影响。由于这种分析能够揭示非理性厂商经常地被迫作出理性的市场反应，因而，反边际主义者可以认定厂商是非理性的，边际主义者则可以认定市场反应是理性的，其实这二者并不存在矛盾。
总结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家庭的消费机会对那些支出不外乎可支配收入的家庭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厂商的生产机会对那些具有非负利润的厂商——或者当收入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时具有略大一些的机会集合的厂商同样是有限的。这种忽视是几乎完全专注于利润最大化厂商造成的，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可以不受生产机会的限制的影响。如果厂商使效用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20]或者它们非理性地行为，那么，对厂商的机会限制就像对家庭的机会限制一样切切实实地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厂商”一词除了包括“商业”组织以外，还包括基金会、其他的私人非营利组织、政府及求职者，因而机会集合适用于资源有限的所有决策单位。
即使非理性的决策单位也必须接受现实，而且不能譬如说保持一种不再处于它们的机会集合之内的选择。这些机会集合并非固定不变，也不受反常变化的支配，但不同经济变量可以有规则地改变这些机会集合：某些商品的价格的补偿性增加将使消费机会转向其他商品，某些投入要素的价格的补偿性增加会使生产机会转向其他投入要素。此外，某些职业的吸引力的补偿性下降将使就业机会转向其他职业。因此，在广义的决策规则条件下可以预期全面的反应，包括许多非理性行为的反应。
实际上，本文最重要也是最实质性的结论是，非理性单位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例如，由于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会使机会转向其他商品，即使冲动地行为，购买这种商品的机会也会更少，所以，冲动家庭具有趋于倾斜下降的需求曲线，其他非理性家庭也具有趋于倾斜下降的需求曲线；非理性厂商具有倾斜下降的投入要素的需求曲线，非理性工人具有倾斜上升的职业供给曲线。
然而，如果非理性单位经常理性地做出反应，那么如何解释边际主义者同反边际主义者之间、凡勃伦主义者同新古典主义者之间以及其他在经济决策单位具有的理性程度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人士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对立呢？主要的解释无疑是，人们很少全面地探讨非理性行为的正规模型——特别是很少探讨关于机会的变化如何影响非理性行为；另一个辅助性解释是，人们很少注意群体反应或市场反应同个人反应之间的区别。在传统理论中，由于市场反应通常只是个人反应的宏观映像，所以这种区别对理性行为的传统理论是不必要的。然而，一组非理性单位做出的反应比单个单位做出的反应更为平缓、更富于理性，而且，个人层次上的不适当强调很容易导致市场反应的非理性程度的夸大。
当非理性单位的市场反应与理性单位的反应有本质区别时，关于实际反应的经验证据在估计个人理性的程度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理论所使用的那种证据——市场需求曲线的倾斜下降和市场供给曲线的倾斜上升——同样与个人的非理性相容，因而不能厚此薄彼。由于未能给予机会集合和它们对非理性单位市场反应的影响以足够的评价，有关证据的收集显然是不够的。
本文明确分析的只是非理性行为的简单模型，其中，当前选择部分地取决于过去的选择，部分地取决于概率因素。为了构造严格的其他模型并确定它们的含义，还需要做许多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模型的含义当然会不尽相同，但一致的重要方面源于机会变化的共同反应，这是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
注释
[1] 实际收入会大致约束家庭趋于停留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
[2]如果家庭需求曲线是相互依存的，市场需求曲线也会倾斜下降，但会或多或少比平均个人需求曲线富有弹性，并取决于是“从众效应”还是“孤傲效应”占主导。
[3]市场需求曲线倾斜下降这一被广为接受的论点也带来了一些“欺骗性”结果。不同的论点只是等待着“更可信”的结果出现时才会被提出来并被采纳。
[4]特定二次的半负定形式可以涵盖所有的效用理论的含义。参见Samuelson（1947，p.114）。
[5]参见Edward（1954）。
[6]任何效用最大化的推论在本文中都被视为是“非理性”的：更准确或更有理的定义并不需要也不去尝试。
[7]Zvi Griliches指出，这一模型在R. L. Marris（1957）的简短附录中也出现过。这个附录据说是基于Harry Johnson的结论。
[8]由于并非假设效用最大化，补偿价格变动也不再解释成维持效用（大致）不变。我们的重点是，经验研究通常用此法将价格从收入效应中分离出来，经验的需求曲线有负斜率是一个有用且重要的规律，而不考虑效用是否“真的”被维持不变。
[9] 由于预算曲线的中点由（I/2Px，I/2Py）给出，其中，I是货币收入，Px和Py是单位价格，价格X的补偿性变动必然会使的X中点反向变动，而Y的中点同向变动。
[10] 当价格观测值越多，时间期限越长，个人需求曲线更可能倾斜下降。为消除特别行为，此处对时间或价格求平均与在市场中对家庭求平均是一样有效的。
[11] pB对应的平均消费与由p表示的总体平均附近的分布正相关。
[12] 从数学上讲，该模型是一阶马尔科夫过程。
[13] 初始时，X的平均消费为X0=1/2Px，后来将减至
故
[14] X的消费数量由下列函数给定
这里，X表示市场需求，I表示市场收入，X的价格的补偿性变化使市场收入与赖斯伯利斯价格指数之比保持不变，即
故此
或
[15] OCD集与OAB集不同仅是因为ApC与BpD面积不同（OApD的面积是一样的）。由于ApC位于BpD的左上方，因此，OCD集的中心也一定位于OAB集中心的最上方。
[16] 就如一组冲动的家庭会产生有相同弹性的商品的补偿需求曲线，因此，冲动的厂商也会产生有相同弹性的投入补偿的需求曲线，或更准确的说，服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最大化其利润的厂商也如此。
[17]参见Hotelling（1935）和Samuelson（1947，p.218）。
[18]参见Alchian（1950）和Friedman（1953）。
[19]更一般的，若利润和其他来源的净收入之和小于0，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
[20]参见Alchian和Kessel（1960）和我的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1957，chap.3）。
(1) 重印自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0, no.1 (February 1962). 196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西谚，原文又可译作“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