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文科学领域名声显赫的“芝加哥学派”聚集了不少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可以说或多或少地均与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西奥多·舒尔茨、乔治·施蒂格勒、罗纳德·科斯都是这个学派的杰出代表。这个学派的另一位头面人物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于世的加里·贝克尔。
加里·贝克尔生于1930年。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0年以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在该校担任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1992年，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辞世。他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论》早已被奉为经济学中的经典；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物一样，贝克尔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即寻求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的假设）解释人类行为，坚信市场机制能够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与舒尔茨一样，贝克尔主张资本概念的扩展性和普遍性；与弗里德曼一样，他主张有效的理论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字描述，而应作为预测未来的工具；与施蒂格勒一样，他强调信息和劳动市场调查的重要性，然而，贝克尔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或曰“经济分析”有着更为透彻、更为精辟的见解，从而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大开拓了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在贝克尔看来，政客也罢、知识分子也罢，经商也罢、从戎也罢，独身也好、结婚也好，利己主义也好、利他主义也好，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
二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集中体现并代表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这是因为：首先，贝克尔在本书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那些研究成果不过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化，换言之，读者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思路在人文科学领域里进行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其次，本书是一部特殊的文集，绝大部分章节的内容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采撷、编纂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共由七篇组成。第1篇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余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也就是经济分析的具体应用。贝克尔在第1篇中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由经济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种假定有机构成。经济人追求最大效用。效用的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效用最大化动机的基础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人的基本偏好（basic tastes）的满足。基本偏好决定了偏好类型（preference patterns），偏好类型相对稳定，并不因人因时或因地而异。偏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资源，而资源的分配通过市场进行，这些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位一体，构成了贝克尔的“经济分析”。
对歧视现象的经济解释构成本书第2篇的内容，这也是贝克尔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迈向“非经济领域”进行其开创性研究的第一步。贝克尔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歧视的存在。收入上的差异也许与种族、性别有关，但收入的变化反映着边际生产力和工作时数的变化，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等因素都会造成这种变化。排除了这些因素的余项才是歧视的体现。研究表明，歧视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能够增加歧视者的收入，而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同时蒙受损失。要维持歧视，或者说要购买歧视，歧视者就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歧视纯属一种偏好，像任何一种商品或劳务一样，对它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价格这样一些变量。
本书第3篇主要阐述了犯罪行为和对付犯罪的公共政策。当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较之成本存在的差异。因此，犯罪行为理论只是一般选择理论的扩展，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
第4篇围绕人力资本、时间分配和家庭生产进行了探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对人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这种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当预期效用大于当前支出所带来的效用时，人们便会进行这项投资。
长期以来，闲暇被视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闲暇的增多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也就是劳动供给的减少。贝克尔则认为，不应把闲暇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所有闲暇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闲暇。人们不是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消费活动之间作出抉择。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闲暇）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
家庭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生产单位，生产健康、尊严等一系列特殊商品。家庭生产所投入的要素既有购自市场的商品与劳务，还有时间和环境要素。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个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因而时间的机会成本即时间的价值增加了。
生产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改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生产过程的改变。新的产品或劳务之所以层出不穷，并不是层出不穷的需求或偏好所致，改变的只是实现这种需求或偏好的生产方法。所以，无须借助需求或偏好的外在变化，只要利用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就能解释全部家庭消费行为及有关变化。
非理性行为的基本含义是什么？非理性行为真的没有理性吗？在本书第5篇，贝克尔区分了非理性的两种基本含义：冲动和惰性，前者与概率问题相联系，后者受过去选择的影响。通过对冲动模型和惰性模型的深入考察，贝克尔得出了这样一条重要结论：非理性单位（厂商、家庭或个人）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做出理性的反应。
第6篇的主题是婚姻、生育和家庭。婚姻存在于各个社会和各个时期。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促使人们做出结婚决策的那些变量的重大变化将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做出的抉择。收入的高低、寻找配偶的时间的长短、对配偶的了解程度、办理离婚的难易等因素都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
生儿育女通常要有食物、衣物和学费等方面的支出，还要占用父母的时间。这种时间也是一种支出，因为存在着机会成本。在贝克尔看来，生儿育女如同购买某种耐用消费品。人们“购买”子女乃是因为他们预期能够获得的效用足以补偿他们的那些支出。子女会同其他耐用消费品争夺家庭预算的比例或份额，增加子女意味着减少其他消费。子女数量与质量随家庭的收入及子女的“购买”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对子女的需求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样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父母时间的价值的增加提高了这些子女的相对价格，因而家庭规模或子女数量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小。
经济人假设同利他主义行为似乎是十分抵触、格格不入的，要想使经济分析在“非经济领域”站稳脚跟就不得不面对利他主义。本书最后一个部分即第7篇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理论”对利他主义做出一个完整的说明。利他主义在市场上是罕见的，在家庭里却是较为普遍的，这是因为利他主义在市场上没有什么收益，而在家庭里却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利他主义对家庭的支配如同利己主义对市场的支配。社会“仿佛”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结构中，利他主义也是存在的。利他主义随其投入要素的费用结构而变化。时间的价值愈高，利他主义的供给就愈少。要建立一个利他主义的社会，关键不在于改变人，而在于改变人周围的费用结构。
本书第6篇、第7篇实际上可以说是贝克尔《家庭论》的一个提纲或内容摘要。马歇尔曾以企业为出发点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体系，贝克尔则借助经济分析通过对家庭的全面阐述最终建立了以家庭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
贝克尔运用他的经济分析解释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解释了大量存在且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当然，经济分析所能运用的领域还远不止这些，贝克尔的全部分析也仅仅是一场思想革命的开始。
三
像任何思想变革来临时遇到的情况一样，贝克尔的学说出现时遇到了极端的“歧视”。他的文章迟迟得不到发表，保守的学术同行在公开场合对他的观点讥笑嘲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贝克尔的主张，经济分析在解释许多“非经济现象”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贝克尔指出，有些现象还有待经济分析做出同样深刻的解释，有些解释还不够完善，不过，诚如贝克尔所说，有限的成功出自有限的努力，经济分析的力量和它所展示的远大前景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