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3月9日，《国富论》正式出版。这本近1000页、历经十年创作的大部头问世，对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斯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真正加速这本大部头出版的是北美殖民地焦灼的独立战争。从欧洲大陆游历回国后，斯密就不再是一位藏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成为了马瑟尔堡议员和爱丁堡议员，试图学习魁奈、杜尔阁，用自己的行动改变政府的决策。
在《国富论》创作期间，北美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在这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斯密勇敢地站在了北美这边。斯密认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才引发了倾茶事件，同时他还批判蓄奴政策和黑奴贸易，指责英国政府限制性的殖民地政策阻碍了财富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斯密这一系列主张，都体现在《国富论》的自由市场理论中。
自由主义是《国富论》的灵魂所在，它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典型产物，带着强烈的启蒙精神。
《国富论》出版4个月后，北美发布了《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诞生。有间接证据表明，《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利坚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于1775年在伦敦与斯密有过会面，并看过《国富论》的部分手稿。
斯密将“财富是如何增长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总结为四个字：自由市场。
斯密学说正是自由市场学说。自由市场思想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休谟及重农学派对此都有着成熟的见解。斯密全盘吸收了休谟、魁奈、杜尔阁的自由市场主张。他反对贸易限制，呼吁废除英国的《谷物法》。
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一个自由国度的设想，他说：“英国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都在这里实现自由贸易、自由交换”【5】。
这个自由市场的运行，主要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是什么？
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每个使用资本和劳动的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5】”
后人一般认为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隐喻市场规律。但从斯密前后学术思想来看，“看不见的手”更可能指的是自然神学中的上帝创造的规则。美国经济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在《经济情操论》中指出，“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作品中出现过几次：
最早是斯密的“天文学史”文稿中，指的是“看不见的神物”【6】。第二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这样描述：“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雇佣千百万劳动力为自己劳作，但他们同时分享所获得的产品。这些地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尽管他们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不知不觉促进了社会的利益。【3】”这里表达的意思应该与《国富论》中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看不见的手”表示市场规律更可能是之后经济学家的拔高。不过，“看不见的手”的描述依然给我们打开了探索市场规律之门。
真正推动市场运行的源动力是人的自利之心。斯密在《国富论》中非常经典地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通过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7】”
在这一段描述中，斯密吸收了休谟、杜尔阁、曼德维尔的自利学说。当时，坚持这一主张最著名的学者就是曼德维尔。他在其畅销书《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之善果。
19世纪，斯密学说的反对者、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的自利立场，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立场是相互矛盾的，这意味着斯密前后逻辑难以自洽。经济学家熊彼特将这一问题概括为“亚当?斯密问题”。
但真正读懂《道德情操论》的人并不会产生这一困惑。在《道德情操论》的第七卷，斯密回顾了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同时也解答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问题。斯密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及哈奇森的仁爱及理性主义，同时也吸收了来自霍布斯、孟德维尔的自利主张。
所以，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兼收并蓄，从同情心出发，衍生出人类的三种美德，仁慈、正义和谨慎。斯密认为：“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形成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出于对自身幸福的关心，我们怀有谨慎的美德。【3】”从这个角度来看，利己和利他在自由市场中其实是可以统一的。不过，每个人的自利行为最终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个市场法则一直备受争议，它也是反对者攻击斯密自由市场学说的关键点。
劳动分工，是斯密学说最核心的部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斯密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财富增加的具体原因归为自由市场中的劳动分工及交换体系。“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是斯密学说的核心思想。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斯密举了一个制针厂的案例【5】。他说，制针一共有18道工序，如果采用专业分工的方式让工人合作生产，每人每天可以制造出四千八百枚针，而如果由一位工人独立完成，他一天所生产的针不会超过20枚。
后人都认为这是斯密到工厂实地观察到的案例。但实际上，斯密的这个案例可能是引用的，当时英国制针工厂的工序是25道，而不是18道。这个例子更可能取自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1755年第五卷中的别针例子。《百科全书》这个案例提到的法国工厂制造别针的工序正好是18道。
斯密有没有真的去过制针厂其实并不重要，虽然之前的休谟、杜尔阁、哈奇森都论述过分工，但是斯密的分工学说是前无古人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评论斯密的分工理论时指出，此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对分工赋予这样的具有决定重要性的支配地位【7】。
早在《法学讲义》中，斯密就指出，劳动分工是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换的天然倾向的必然结果。
不过，《法学讲义》中没有斯密分工学说中最为重要的论述，那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劳动分工的程度”。这一简洁有力的论述，被后人概括为“斯密定理”，它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与推动全球化。
通过劳动分工，斯密将“财富之源泉”的主题引入到制造业及劳动分工领域，这份远见大大超过了之前的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
遗憾的是，斯密的分工理论没能在国际分工领域继续有效的拓展，后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弥补了这个不足。同时，斯密也没有在知识分工上深入挖掘，虽然斯密发现了熟练工人和知识积累的价值，但如果沿着这条路推导下去。为什么？
因为斯密发现，技术进步会带来规模递增，规模递增又会引发市场集中，这就与他的自由竞争理论相背离了。后来经济学家马歇尔概括了斯密的这一困惑，人们称之为马歇尔悖论。
斯密所处的时代，英国刚刚爆发工业革命，但是斯密好像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工业革命之父”詹姆斯?瓦特正是斯密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事。从1757年开始，格拉斯哥大学资助了瓦特进行蒸汽动力的研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还为瓦特安排过研究场地和宿舍。就在《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瓦特成功地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并应用于实际生产，人类从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所断言的，“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8】。
这样，斯密就与发现经济增长之根源失之交臂。此后百年，经济学家不但没能突破斯密的瓶颈，反而误入了斯密开创的均衡范式的“完美”陷阱。
后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用“人的行为”和“经济过程”纠正了均衡范式的错误【9】。直到二战后，经济学家们才从制度和科技这两个因素解释了经济增长之源动力。
另外，斯密花了大量篇幅探索了货币的起源及功用，并以货币引申到商品的价格及劳动工资，再论述了价值论。在这方面，斯密继承了威廉?配第以及重农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他虽然也知道劳动量难以量化，但依然坚持劳动是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最后，将斯密界定为一个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或许是一种误区。因为他在《国富论》最后一篇中论述了政府职责及作为，包括国防、司法、公共教育、公共工程及公共财政支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