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年2月，斯密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一职，并在同月抵达法国巴黎。这次旅行改变了斯密的学术生涯，也改变了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斯密与巴克勒公爵在巴黎一共待了18个月。受益于巴克勒公爵的地位和休谟的引荐，斯密游刃有余地混迹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各类学术沙龙，以及巴黎名媛们组织的招待晚宴。他在巴黎见到了众多名流雅士，包括狄德罗、卢梭、赫尔维蒂斯以及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杜尔阁等等。他还于1765年秋天前往瑞士日内瓦，拜会了伏尔泰。
期间，与法国重农学者相遇，是斯密学术生涯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
魁奈向斯密传授了关于自由竞争及自然秩序的整套商业思想，这让斯密极为震撼。斯密在法国期间，魁奈正好在撰写两篇文章：一篇是著名的《经济表的分析》，另一篇是《经济问题》。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766年《农业商业金融杂志》的六月刊和八月刊上。当时重农学派的杜邦担任了这一杂志的主编，斯密收集了这一期刊的十期。这位杜邦就是缔造杜邦商业帝国的伊雷内·杜邦的父亲。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录到了杜邦编撰并出版的魁奈文集《重农主义》。魁奈以作者的名义向斯密赠送了这本书。斯密意识到，魁奈学说的完整体性要超过他在法学讲义中的内容。魁奈是继哈奇森、休谟之后对斯密学术影响第三深远的学者。
1766年10月，巴克勒公爵的弟弟在旅途中突然病逝，斯密不得不提前结束旅行。很快，斯密就回到了家乡柯科迪，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母亲。由于巴克勒公爵承诺给斯密提供养老金保障，斯密可以安心地启动下一个伟大而又艰巨的学术课题——政治经济学。
在游历欧洲之前，斯密对政治经济学已经有所研究。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法学讲义中有一部分内容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1895年，英国经济学家爱德温?坎南整理并出版了斯密的法学讲义（B）手稿。扉页上写着：“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所讲授的关于正义、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的法学或讲义笔记”【1】。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事约翰?米勒教授指出，在《法学讲义》中，“斯密思考了与贸易、金融、教会以及军队机构相关的政治机制。斯密关于这些主题的授课内容，都写进了他后来出版的题为《国富论》一书中。【1】”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休谟和斯密都意识到，法国政治经济学正在散发出启蒙的光辉。在出游欧洲大陆前，休谟于1763年10月28日在枫丹白露写给斯密的书信中就指出：“我们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在法国严格审查的体制下，有关启蒙思想的著述仍能在法国得以传播的商业体系非常有效。【1】”
回到苏格兰后，斯密的学术野心开始展现，他试图集百家之长，构建一个宏大的学科体系。但是，这个宏大的体系该从哪里开始？这是斯密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最终，斯密将研究财富问题作为突破口。财富是如何增加的？这是一个困扰了欧洲学者好几个世纪的学术问题。
早在14、15世纪，西欧财富突然快速增加，城市人口也大规模地集中。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直观的图形给我们展示了当时欧洲学者们的困惑。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西欧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被定义为“千年停滞”。从公元1000年开始，西欧经济逐渐增长，到了斯密所处的时代，西欧的经济、财富、人口、商品及贸易，直线拉升【4】。以爱丁堡城市人口为例，1722年爱丁堡人口数量只有3.5万人，1755年增加到4.7万人，1791年已经突破8.4万人。
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财富及城市化的伟大跃进。从16世纪开始，欧洲学者就一直关注这个“特殊现象”。当时的西欧，城邦衰败，小镇兴起，贸易兴旺。一些负债累累的领主将女儿“下嫁”给有钱的贸易商。这时，一批学者如威廉?斯塔福、托马斯?孟等人认为，是迅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大量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而贸易则是财富之源。这一学说被定义为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仅仅将金银视为财富，并且他们主张限制金银出口、限制国际贸易，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之后，重农学派和一些其他经济学家以书信交流的方式，对重商主义理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讨论与批判。其中，重农学派大佬魁奈的观点是支持自由贸易，并且他主张农业才是财富创造的源泉。重农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阁则认为，商业和制造业也是财富积累的来源。斯密在法国期间，为了阐述这个问题，杜尔阁还撰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探索》一文。
斯密同时吸收了魁奈与杜尔阁的思想，并以“财富是如何增加的”为主题开始创作自己理想中的学术体系。一开始，他就将书名确定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英国学者罗伯特?钱伯斯在1827年出版的《苏格兰风情》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轶事：在柯科迪他母亲家中书房内，斯密一边向抄写员口述《国富论》的内容，一边用头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来回蹭。据说斯密假发上的润发油在墙上都留下了印记。
令斯密没想到是，整理这一宏大的学术体系花费了他十年宝贵的时光。1773年，在前往伦敦处理出版事宜时，健康状况不佳的斯密担心自己一去不复返，便指定休谟为其身后著作的管理人，并负责《国富论》的出版。但这时休谟身体状况也不好，他渴望在临终前看到好友呕心沥血多年的著作出版。并且，他也将斯密确定为其身后著作的管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