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的现代化思考/每周三更新/博芒特（撰文）|
书接上文：你可能没听说过李约瑟，但他的科技史观的确影响了整个中国
2、啊，我的父
李约瑟被那套"制度"选中，成为了聚光灯下的小丑。"制度"需要一个混淆视听的靶子，需要一块遮羞布。很可惜，一个本来严肃而沉重的问题，被李约瑟横插一杠，浪费了半个世纪。同时，一个本来沉重严肃，甚至有些伤痛的话题，就这样被消解了。这只是现象，也绝非偶然。因为这种反思，本来就是为了革这个"制度"的命，它自然也要抵抗。
许多人一看到"制度"两个词，就会产生一些联想。不，你错了，你把问题想小了。我们这里说的"制度"比你想到的那个庞大而古老得多，也更有威权——没错，那就是父权。
一说到父权，第一个进入我们脑海的词汇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的学说从无数精神病的个案里找出来一个共同的病原，那就是他们在潜意识里遏制着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个情结的内容是"恋母仇父"，因此他用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主角俄狄浦斯（Oedipus）的名字来给这个现象取名。这个情结怎么会发生呢？弗洛伊德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我们人类的始祖还是和猩猩差不多的时候，他们生活在如达尔文描述过的原始环境中。每个原始社群都有一个强有力的男子统治着，他独占一群女性，没有别的男子可以来染指，他不容许任何竞争者在他支配下的社群里生存——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在很多非洲原始部落和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群落中。可是他的女人，是一定会给他生下孩子的，而孩子里也必然是会有男孩的。这些男孩一天天长大，在力量上可以和父亲匹敌，于是成为了父亲控制资源的竞争者。当父亲的不能容忍自己的竞争者在自己的禁地里和自己争夺资源——哪怕是他亲生的孩子，于是他便要放逐这些男孩子。这些男孩从温暖的女性怀抱被赶到了举目荒凉的荒野必须自力更生，他们的心里永远挂记着她们的母亲，怨恨独占他们所爱的母亲的父亲。于是孩子们或单独或成群地回到他们原来的社群，杀掉自己的父亲。当他们这样痛快地泄愤时，把父亲只看做一个压迫他们的人。可是一旦把父亲杀了，冷静下来，想起了幼年时候父亲给他们的保护和恩惠。从小养成对父亲敬畏的心理使他们感到了害怕和后悔，孩子们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祸，他们懊悔了，于是大家相约把一种动物来表象他们的父亲，尊重和崇拜它，要求它的保护，禁忌杀害这动物，除了在特别的仪式中。这就是初民社会中常见的图腾。他们又相约把父亲遗留下的一辈老小妇女全部是做禁脔，不准和她们发生性行为或是结婚，这是族外婚的起源。
这件事虽然发生在非常遥远的太古时代，但是人类繁衍的历程中，这一幕戏剧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随着一代代人的重演，这便演变成了人类社会的规律。恋母仇父的情结还是存在，只是被社会规范所压制，没入了潜意识中成了俄狄浦斯情结。【1】
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学说如今大多数已经被证伪，但是我们如果只是把这则寓言看作一种启发，那么他依然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至少包含了一种基本的矛盾，这矛盾就存在于亲子之间，父子冲突可能颠覆家庭这个社会组织，社会为了维持稳定，就必须把孩子的恋母仇父心理压制下去，使这个破裂的可能性不至于演变成现实。
费孝通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一种批判，他认为，现如今的家庭形制，是人类千万年摸索而来，家庭的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化。但所有的演化，最终都为了解决两个问题——孩子的抚育问题，和社会的稳定问题。
费孝通
孩子的抚育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人类是有社会属性的，不能像一些动物一样仅仅凭借生理属性就结合组织成一个生活集团。社会规则和人性并不是时常相吻合的，更多的时候，社会规则的作用恰恰是为了限制人性，以至于我们不能任性妄动——如果我们人类的生物机能的流露全部合于社会生活，则我们尽可让生物规律去支配，不必再立下人为的规则，用社会力量来维持集体生活了。正因为人生下来并不是一个完全适合集体生活的动物，所以我们的集体生活不能全由本能来完成，而必须求之于习惯。社会习惯的养成是抚育作用的主要事务。我们要把一个生物的人转变成为一个社会的分子，这个转变的初步工作就在家庭里。【2】
这个抚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专制主导的过程。费孝通说"一个孩子一小时里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在一个抚育是父母责任的社会中，父母就得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会的冲突一化而为施教者和被教者之间的冲突，再化为亲子间的冲突。
当我们突然采访身边随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国为什么没能及时完成近代化，或多或少，他都会总结以下几个原因——农耕社会的局限、科举制度、中央集权、外族入侵。但这些都是一些现象罢了，我们把这些现象简单地进行梳理——农耕社会的局限是什么？单纯追求稳定温饱，厌恶不确定性，厌恶新事物——管制。科举制度的问题是什么？钳制思想——管制。中央集权的局限在哪里？厌恶商业，严格的人身控制——管制。不难发现，这些问题背后，都是同一个目标——对人的管制。什么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对人的管制的象征？毫无疑问，那就是父权。这个制度就好像我们还是婴儿时候的父亲一样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而他对待每一个身处这套制度下的人的态度也好比对待一个婴儿——你按照的我的意志生存，我保障你的一切。
在父权体系之下，只有唯二的两种途径获取权力——认可他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次等地位，这类似自我阉割。或者通过与之竞争，用比他更强的力量占领他支配的地位——你所获得的的权力依然来自于这套制度。
"社会既把父亲拉入了亲密的家庭中，又要他和子女维持相当的距离，显然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矛盾设施。亲密生活既不易决然加以隔离，于是社会不能不在另一端加重压力，使做父亲的不能不勉为其难，执行他的社会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见到在父权社会里，父亲对于孩子的行为常常要负担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连坐责任。"【3】
为什么我们说弗洛伊德的看法是片面的，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矛盾的现象，却没能分析出矛盾的本质。家庭矛盾的根源，更多的来自于父亲的社会属性所承担的职责——他是父权体系中最基层的守门人，在这个制度体系下，在"父亲"这个角色之上，真正恐怖的是政权和皇权，他们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
弗洛伊德
和我们不同的是，希腊、罗马作为海洋文明，他们并不单纯的依赖土地，父权体系固然一样也会产生，矛盾一样存在，但是彼此间的距离可以客观上地无限放大，针对矛盾，除了适应之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逃离。相比之下，中国因为农耕文明，人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与父权的矛盾只能被迫接受和适应。
父权体制进化到最高层，就是一整套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器。这套体制厌恶商业，厌恶创新，厌恶所有不确定性。他把整个体制内的所有个体都加上一个极其沉重的内向压力，如果你不服从，就会被整个社会排挤。显然就中国客观条件来说，个体不被社会所接受，那么也就无处可去，只能自生自灭。这里我们不妨通过一个例外来反向观察，那就是我们常常拿来作为中国商品经济萌芽的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为什么说宋朝重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事实是宋朝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重要粮食产区，作为人生束缚的生产物资的土地严重缺乏，如果不发展商业，整个体系就要崩溃。可见，除非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状况，不然，父权体制是本能地厌恶流动的。
海上丝绸之路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的发展轨迹更具象地向我们展示了父权体系的崩溃对于科学和近代化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西方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的滥觞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者都直接指向一个东西——天主教会。而天主教会本身就以父为名——神父们（father）。在文艺复兴之前，神父们无法像中国的体制那样垄断土地，但是他们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利，垄断了读和写的技能。文艺复兴正是通过打破这种垄断，使得整个教会体系分崩瓦解，父权便不再能够成为束缚欧洲人的枷锁。
银河护卫队2里的爸爸
"弑父"可以说是所有文学和艺术的为数不多的母题之一。西方人普遍认识到，不经历心理上的"弑父"，一个男孩便无法成为男人。无数文学影视作品对这个母题进行了解构和演绎。可惜，自古到今，中国没有一天不存在一个慈父，一个爸爸，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救世主。而只要这个图腾还存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不会真正地进入现代。
【1】 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第八章，弗洛伊德的寓言，P238。
【2】 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第八章，社会和个人。
【3】 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第八章，严父和慈母。
作者博芒特，古早《日本近代史》系列和《教科书批判》系列的作者，炸号重生。博芒特，一个Ph.D.，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想要意识到观察者可能到来却发现时间来不及的塌缩态Alien，塌缩之后质量非常大。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