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不了解神经元的发射如何能产生各种新奇的点子，
不过我们可以精准地知道当一个新点子出现时，
大脑的什么部位在活化，
我们可以找出短如一个念头的大脑心智处理历程，
我们可以知道念头从何而来，
我们所需的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没有幽闭恐惧症的被试，
以及一台20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
1933年夏天，作曲家拉威尔（Maurice Ravel）在法国度假胜地圣让德吕兹游泳时中风了，虽然中风后他仍然活跃、没有退休，但是中风是个转折点，因为后来他饱受忧郁症、失眠、暂时性失忆之苦。他一开始是在水中感到肢体不听使唤，但是随着日子的流逝，长期的缺陷越发显著，中风使他不能再作曲了。
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不能再作曲已经够残酷了，但是中风还有更残酷的地方——他不再能将脑海中的音乐转换成谱或弹奏出来，他失去了与世界沟通他的音乐的能力。也就是说，拉威尔的中风带给他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耳聋完全相反的效果：他可以欣赏音乐，但是他无法将内心的音乐传达出去。“我心中还有很多话要说，脑海中还有很多的想法。”他对朋友说，但他这些想法、这些话被困在大脑的黑盒子中，直到他1937年过世都无法挣脱。
由于拉威尔的中风同时使他不能再写字，他传记的作者描述他花了8天的时间写一封50字的短信给他的朋友。神经学家现在认为他的左脑中风、损伤了他的语言中心，但是他右脑的情绪中心却是无恙的，中风后的拉威尔还是会被音乐所感动，但是他无法把这个感动转换成文字符号（以谱记下）或肢体动作（弹奏或哼吟），他可以听到音乐，却无法把它分解成部件。
拉威尔的中风显示了大脑对音乐信息的处理历程：我们一般是仰赖右脑来欣赏音乐，但是音乐家，尤其是那些读谱和写谱的人，他们的左脑也活化起来工作。拉威尔的情形支持了大脑有基本模块的说法，即使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单一的作曲行为，都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大脑区块：一边的大脑构思旋律，另一边的大脑把它描述出来。
当我们在说音乐天才时，尤其是作曲家，我们通常指的是他们左、右半脑合作无间的表现：把一团无法分解的音乐热情转换成可以被编码、可以被转给其他音乐家看或给我们听的东西。我们大部分人听音乐时只要动用到右脑就能欣赏别人的音乐了。
但是假如你从远一点的视角来看音乐所带给我们的愉快，例如搔痒或猜测别人心中在想什么，这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大家都有的能力。跟作曲家写谱的能力比起来，欣赏音乐似乎是很简单的事，不过这个简单是个假象。为什么音乐的声波会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热爱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个热爱帮助孩子生存，使我们的基因传下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热爱情诗或吉他弹奏呢？
我对大脑的了解越多，就越觉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某些行为发生的原因，例如注意力、恋爱、恐惧等。这些行为都有进化上的重要性，所以不意外的，我们在大脑中看得到跟这些行为有关的大脑结构。但是生活绝对不仅是本能，人类许多最高的喜悦来自与进化无关的经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我知道为什么我跟孩子之间有紧密的亲子联结（所谓母子连心），但是我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在听莫里森（Van Morrison）的专辑《星际星期》（Astral Weeks）时会觉得背脊发凉、毛骨悚然，虽然我至少听过它1000次以上。大脑科学可以解开这个谜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本能、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纠缠不清的情绪吗？
有一个方式是先改变一下问问题的方式：先不要问为什么音乐使我们感动，我们可以先问：当音乐感动我们时，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音乐对人心理的进化理由（耳朵大概不是为了喜欢听音乐而进化出来的），音乐可能是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有名的“三角壁”（spandrel，楼梯下的三角空间）——由其他被选择的特质所造成的副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欣赏音乐时，大脑的情形就如拉威尔的中风所显示的，音乐欣赏大多发生在右脑，这表示音乐与语言对立的说法直觉上是成立的——具体语言类别和比较流动性音乐的联结是源自大脑的两个半球。
我们同时也知道音乐带给我们个人的感觉，如战栗是怎么来的。潘克塞花了十几年的工夫去探究音乐所带给人们战栗感觉的神经化学物质是什么，他所发现的以及其他类似结果的研究让我们了解到在聆听我们最喜爱的音乐时，会感觉战栗或打哆嗦主要是身体自己产生了类鸦片——从大脑中被释放出来。这个生化分子也是社会联结、亲子之爱、慢跑者的亢奋（runner'high）以及海洛因及吗啡效果的来源。潘克塞发现动物对音乐也会有战栗的效果：在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实验中，他放了几十张不同的唱片给鸡听，在这些鸡身上都贴了电极来测量它们的快乐感动[结果发现鸡最喜爱平克·弗洛伊德乐团（Pink Floyd）后期的作品《终幕》（The Final Cut）]。在此我们又看到大脑化学解释了我们最熟悉的经验：听音乐的喜悦竟然跟为人父母的喜悦或吸毒有关系。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把潘克塞的实验再往前推一步，让我们来窥视一下拉威尔的大脑，这个大脑在尚未中风前，想到新的旋律时是什么样子。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脑造影研究都集中在正常的大脑和有某些病变的大脑，但是我们有机会来扫描一下特别优秀的天才大脑，它会让我们看到什么？
我不知道音乐灵感来时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这个灵感是字和句子，而不是旋律与和声。我不敢讲自己是文字的拉威尔，但从我有记忆以来，字就会很自然地跑出来变成文章，也就是说，我从小就文思泉涌。脑科学对文字的天才有没有什么可贡献的地方？我想知道当一个新的点子出现时，我的大脑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在两个想法之间出现一个模糊的联结时、将写得不顺的文章从头把一个句子重新写过时，大脑是什么样？我不是一个喜爱悬疑侦探小说的人，有基因上也有后天的关系使我变得如此，但是灵感这个东西却是我非常好奇的。这就是济慈（John Keats）在叫我们“打开心智牢笼的门”时所追求的东西——一个念头突如其来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它究竟从何而来？
假如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真不知有多神奇！我们现在只能从进化的根源推测新的点子从何而来，我们还不了解神经元的发射如何能产生各种新奇的点子，不过我们可以精准地知道当一个新点子出现时，大脑的什么部位在活化。我们可以找出短如一个念头的大脑心智处理历程，我们可以知道念头从何而来，我们所需的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没有幽闭恐惧症的被试，以及一台20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
我以为我正是那个勇敢又没有幽闭恐惧症的人，直到他们把我的头固定在一块金属板子上，开始把我往一个两英尺宽的隧道里面推，只有一面像扑克牌大小的镜子让我窥视外界时，我才知道我不勇敢。从技术上来说，我的头正接受一台5吨重的奇异核磁共振仪（GE Twin-speed fMRI）的扫描。哥伦比亚大学脑造影小组的主任赫胥（Joy Hirsch）正在引导我进入这个前卫的大脑扫描仪器，她答应帮助我去追寻我的梦想：从我的大脑里寻找新点子出现时的情形。
这个想法从我第一次接触到注意力训练的生物反馈仪器就有了。在我做跟注意力有关的作业时，我就对大脑在做各种作业时的情形感到好奇。写作本身对我的心智就有奇怪的效力，我可以在忙碌了一天后筋疲力尽、完全不想动一下；但是假如我坐在计算机前面、叫出一篇我写到一半的文章时，我会立刻开始调整句子的顺序、重新写个开头。它好像是个强迫行为，非这样做不可！在我孩子出生以前，我很担心家里有个孩子不能专心写作，的确，我发现很多事情需要专注力：阅读、电话采访，如果孩子在房间里我就没法做；但是写作不一样，当我专心在改文章时，就算有一架747的喷气式飞机在我房间起飞我也不会注意到。
所以这就是我去找赫胥的原因：我想知道当我全神贯注时，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她的实验室有很好的仪器可以捕捉心智活动，她们才刚刚买了这台核磁共振仪，她有几十年的经验来解读大脑影像。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设计一个实验来清楚地显示出大脑的活动：当我的大脑陷在这个5吨重的核磁共振仪中时，我能够想出一些好的点子来吗？
在我要去扫描的前一个星期左右，我向赫胥建议实验的流程：我先念一些无意义的句子，然后念一段别人的文章，然后再念一段我自己的文章（事实上，就是这本书里的一段），当我读自己的文章时，我希望能产生一些灵感的火花——某个字使我想到多添一个句子或换个方式重写这句话，或是其他临时冒出来的灵感。假如一切顺利的话，这台仪器会照到灵感在我大脑中形成时的情形，功能性核磁共振不像生物反馈技术，它可以抓住大脑细微功能活动的改变，它测量神经细胞用氧的差别。这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方式，你必须至少要有50万个以上的神经元活动，仪器才能捕捉到，然而它是目前所有技术中最能够让我们看见大脑内部活动的一个方法。
当我到达实验室时，赫胥跟我坐在她办公室，把这个流程再走一次。她告诉我她把一开始控制实验中阅读无意义句子的程序，改换成闪烁的黑白棋盘格子图案，因为它是标准的视觉测验刺激。
“你不能用无意义句子作为控制组，因为我们对大脑所谓的‘无意义’的定义并不清楚，”她解释道，“一般正常的活动，如阅读或摸触一个东西或辨识一张面孔，你在大脑特定的区域会看到预期的活动，好像大脑把工作指派给某个适合的部位去处理；但是当有杂音出现时，整个大脑都会亮起来，想要找出杂音的来源。”大脑在面对杂乱无章的情形时，会动员所有的组织以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重新设定秩序。
赫胥解释每一个实验阶段都包含三部分，每一部分40秒：休息、活动、休息。扫描仪开始运作时，我什么都不要想40秒；然后刺激出现（棋盘格子图案或文章），我要看40秒；然后又什么都不想40秒。每个120秒的阶段要重复两次。
当赫胥告诉我实验的流程时，我开始担忧我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我并不想花40秒阅读，尤其是在我阅读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要的是用字去引发新点子或联想力。所以赫胥终于同意做最后一分钟的改变：在最后一个阶段本来应该让我读这本书中的一个句子，现在改由让我冥想40秒。
赫胥接着告诉我可能的危险：“我们在检视你的大脑，所以有很少的机会我们可能会发现大脑的异常。”
我点点头：“你的意思是指脑瘤。”
“有的时候，被试会说假如你们看到任何东西，不要告诉我！”
“嘿！假如你看到任何你不喜欢的东西，绝对要告诉我。”我微笑着说。
然后她告诉我扫描仪器方面的危险：“这是一个非侵入性的程序 [1] ，基本上很安全。”我想起来几年前有则新闻报道，某个医院的职员将金属垃圾筒留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的房间中，当仪器启动、开始扫描病人时，强大的磁场吸起垃圾筒，将它变成致命武器，当场砸死那个病人。
我决定不要提起这段新闻。
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比较严肃，使我感到下面她要说的事比肿瘤或飞天垃圾筒更重要：“我想你应该知道有人觉得关在扫描仪中非常不舒服。”
“因为它很有幽闭恐惧症的威胁？”
“它的空间很小，机器又有很大的声音。有些人很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但是你知道我就在这个房间里陪你，任何时候你想出来透口气只要让我知道，我很容易就可以帮你出来。”
“我想我没事的。”我相当诚实地说。我当然也会对很多事情感到恐惧，但在所有我害怕东西的名单上关在密闭空间中的排名并不高，只要一开动的头几秒没有飞行的金属物体对我砸过来的话，我想我会觉得在那里面相当安全。
一两分钟之后，我们便走向了核磁共振室。这个机器本身像个巨大的烘干机，大约10英尺高，在它中间贴着奇异的商标。我躺在可移动的滑板上，操作人员轻轻地把我的额头靠在顶端并给我一副耳塞。
于是我就进去了。
在核磁共振仪里的感觉绝对比从外面看起来难受得多，它里面的空间出奇的小，那种被封在一个大机器中不舒服的感觉要比你想象的还严重。为了我的实验，赫胥和她的工作人员在我眼睛上方放了一面小镜子，使我可以看见仪器外面的世界，它同时让我可以阅读由投影器投射到屏幕上面的文章，但是它同时也带给我想吐的感受。这是因为两个模块送来了相互抵触的信息：我一部分的大脑知道我被送进一个很窄小的隧道中，而我的眼睛却报告它可以看见外面房间里的东西，大约有一秒的时间我想：糟了，我可能会是那些喊停、做不下去的人之一。
于是我就做通常在紧张、有压力情境下所做的事情：我开始开玩笑，一个只有我才了解的笑话。我对自己说：“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生活中什么样的奇怪事件使我去要求别人把我放进这个令人窒息的疯狂机器中？”想完之后我就没事了，不舒服，但是没事。
本书作者在核磁共振仪中
功能性核磁共振仪可以抓住两种影像：一般的核磁共振仪，它的分辨率高，但无法显示大脑的哪一个位置在活动，而功能性（functional）的影像是分辨率稍低，但可以显示大脑中活动的地方（功能性核磁共振仪是利用大脑在工作时需要比较多带氧的血液，因此就会制造一个很小但可以被侦察到的磁场改变）。我们一开始时，先依照习惯将我的大脑扫描一次，然后就进入实验程序，先是黑白棋盘的图案。
你很容易就知道功能性核磁共振仪有没有在作用，因为它发出巨大的声响，难怪他们要给我耳塞，当你躺在扫描仪内时，你感到一台巨大的卡车正要倒车进入你的大脑。在第一个40秒的休息时，我发现我无法去想任何事情，除了一直感到机器声音太大以外。当黑白棋盘的图案出现在屏幕时，我觉得这好像在参加某种诡异的艺术表演，一个很小、拥挤的空间，黑白的影像一直投射到屏幕，伴奏是单调、有节奏的、震耳欲聋的巨响。
但是到第二次黑白相间的图案出现时，我已开始习惯噪声及狭窄的空间，我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赫胥在外面对我微笑，噪声逐渐退隐成背景音乐，我开始觉得自在了，自在到连原本在“休息”的那40秒不可想东西时，大脑也开始在乱想。首先，我发现我在想要用什么样的词句来描述这台仪器和我现在这个扫描的经验。当我发现我正在想这些时，忍不住微笑起来，因为我的头还塞在这个扫描仪的圆管内呢！我发现这正是大脑充满活力和可塑性最好的例子：你使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无法忍受的环境里，你叫它不要去想任何事情，结果它还是可以去想出很多事情来。你无法想象任何一个比现在更不友善的自由联想环境了，但是在这里我的大脑仍然想个不停，就好像我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做白日梦似的。
然后我开始阅读，阅读文字比起黑白棋盘来得费力些。赫胥选择的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坎德尔（Eric Kandel）的经典神经科学教科书中的句子，而我给她的是这本书初稿当中弗洛伊德的句子，我必须强迫自己去念坎德尔的文章而不去想目前这个奇怪的环境。当然，就如任何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得要读暑期指定阅读作业那样，你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把注意力放到阅读的材料上，在这种情况下你并没有读进去太多，假如等一下出来要考试的话，我敢打赌我记得的不到一半。我发现读自己的东西容易多了，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冥想，在做完这个阶段时，我对自己说我很高兴我们追加了一段纯冥想的时间。
我虽高兴，但同时我也很累了，在那25分钟的时间内，我的头移动不超过1厘米——这个空间越来越有压迫感了。当第一个静止的幻灯片出现在屏幕上告诉我可以冥想时，我完全没准备好。“完了，”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要来想一些事。”在这200万美元的仪器内，整整40秒，我想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我一直在想我要想，结果我什么都没有想出来。
但是当流程走到第二轮的最后一个冥想阶段时，我准备好了，我决定让我的大脑自由地去想这个实验，我已经开始在心中描述我要怎么写这台仪器了，何不继续想我会怎么描述这次的经验。所以当静止的幻灯片又出现在屏幕上时，在我的脑海中开始出现句子，我开始在心中写书了。
我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中所串起来的文句其实就是你前面刚刚读到的那一段：大脑即使在很不舒服的情境下仍然可以保持它的活力。
赫胥分两个阶段告诉我结果。第一阶段是我一出来她立刻告诉我大脑中没长什么东西，我很健康。她把片子放到X光看片机上，一边看、一边跟我说：“你的大脑是‘教科书中的脑’——很正常、很典型。”我骄傲异常，不过只有一秒，我心想：“她可能对所有的被试都这样说。”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知道自己大脑中没有什么肿瘤。不管我聪不聪明，至少我的大脑是正常的。
第二阶段的就是我所关心的信息了。几天以后，赫胥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结果出来了，“你会很满意。”她在信中这么说。我第二天立刻搭地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她，我们坐下来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的大脑。
赫胥整理出40张彩色的大脑图片，每一张都包括4个我大脑在工作时的影像。从脑干开始一层层的扫描图，每一个实验阶段仪器捕捉到25张大脑当时的情境。先从“休息”的时候，再到活化的时候，比较这两个阶段的大脑血液流量。这使你看到跟某项作业有关的大脑区块在工作，而把大脑本来就在工作的部分变成背景 [2] 。例如我的脑干很稳定的在工作维持我的呼吸，但是那个区域不会在扫描时亮起来因为它的工作形态并未因实验的操作而改变 [3] 。
有改变的大脑区域就以金黄色显示在影片上，然后逐渐褪成橘色和红色到四周。这情形跟气象报告的多普勒雷达（Doppler Radar）影像很相似（假如你眯起眼睛来看脑干图的话，大可以把它想成是暴风眼），这个影像是投射在方格纸那种格子上，旁边标有号码，有号码的格子加上扫描时切的方位就形成一个三维空间有经度、纬度的坐标，每一个方格所造成的小立方体叫立体像素（voxel），每一个立体像素都有它特定的地址，例如我的杏仁核就在第13张片子的立体像素（65，70）。这个坐标使你容易比较不同大脑的活动区域，也可以用它来与纸本画的大脑区域做比较。
赫胥一开始先把第一阶段的25张片子平放在桌上，黑的棋盘所引发的活化形态立刻可见，即使我这个门外汉也看得出，基本上是因为除了视觉皮质之外，其余95%部位的大脑都没有在活化。
“我们过去已经知道闪烁的黑白棋盘图案对处理视觉信息的大脑来说，是个非常显著的刺激，”她说，“现在看到的正是大脑在处理视觉信息。”
她指着一条黄色的带状物：“这就是主要视觉皮质区，黑白棋盘图案所激发的活动不会超出视觉皮质区之外，额叶完全没有活化，这是你所能得到最纯粹的视觉的反应了，”我们两人都笑起来，“你的大脑在看这些黑白格子时，用的是最低消费额的力气。”
看到其他那些没有亮起来的95%的大脑，我想起有人曾对我说过我们只有用到10%的大脑，然后说假如能用到100%的话，我们不知会有多聪明。当然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我们只用到某一部分的大脑，也幸亏是这样我们才能学习。你的大脑有数十个精密的功能，大多数与你现在所注意的无关，假如你在背诵一篇演讲稿而你的视觉皮质一直要去把别人拉进来的话，你就很难去记住讲稿里的字。只用到10%的大脑是有效率的一个征兆，而不是效率不够，去争辩我们要达到100%的功能才会比较好，就好像争辩莎士比亚如果每一个字都用到26个字母，他会有多伟大一样的无稽。 [4]
赫胥摊开了第二阶段的图片，就是我在读坎德尔的文句时的大脑扫描，它跟第一阶段的对比吓了我一跳！当然视觉皮质仍然有活化，但是其他地方活化得更多。赫胥说：“当然你期待会看到视觉皮质的活化，因为你在阅读，但是我们也期待看到更高层次的功能。”
她指向第12张扫描片子的左、右两边大脑的两块黄色说：“这个区域跟动眼有关，你的眼睛在阅读时，左右跳动，这是你在看黑白棋盘时所没有的。”
“现在看这个不同的地方，”她说，大脑的中间和两边都相当活化，“这是当你有高层次的处理历程时。这个地方跟语言处理有关——外侧部分是布洛卡区，这里前脑的活动很多。”她指着另一张片子，“这里是威尔尼克区，在黑白棋盘时，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活化。所以你的语言区、视觉系统、动眼区等，都参与了你的阅读活动。”
我需要一点帮助才能找到主要的地标，但是一旦学会了，我就掌握住自己大脑活动的区块，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学习阅读别人脸上的表情。我对赫胥说：“假如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实验，光看这些大脑的影像，你能看得出这是一个人在阅读吗？”
“当然，绝对可以。这是教科书上的例子。”然后她促狭地笑着放下第三阶段的片子，“这是某人在阅读他最喜爱作者的作品。”
我们现在看的是我在读我自己文章时的大脑。乍看之下，大脑的形态与上一个阶段很相似，但是大脑活化得更厉害，黄色的区块更大、更显著。“管他诺贝尔奖不诺贝尔奖的，显然这个坎德尔没什么号召力！”赫胥大笑说。
“哎呀，真不好意思！”我有些难为情，“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荣心作祟的实验。”
“你看，同一块区域在工作，但是你在读自己文章的时候工作得更起劲，这真令人惊讶！”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不好意思地轻摇我的头。我注意到海马体这个记忆中心活化得很厉害，而在我读坎德尔的文章时，它是不甚活化的暗红色。“所以在读我自己的文句时，联想到比较多的东西，因为那些是我自己写的话。”
“正是。”赫胥说。我想起过去我一直抱怨文字一印成书就不想再去读它，因为你经历了初稿、修改、重写、编辑给你做的修饰，到最后你在读时，过去所有修改过的都一涌而出。现在我终于看到它们涌出来的所在，就是那些黄色立体像素的区域。
我想我可以把这一刹那描写成后现代的反思句：你，亲爱的读者，在读一本书，这本书描述一台20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仪在扫描一个大脑正在读这本你正在读的书。当你可以直接看到大脑活动时，谁还需要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送出信号给大脑的计算机母体？我们不需要无穷尽反思过的反思，我们需要直接看到大脑的工作，将心智打开，仔细地看。我可以看到我的海马体在活化，将我的大脑填充许多相关事物的联结和回忆。我在读我自己的字，这是真实，不是错觉。
赫胥把我大脑的扫描图摊在桌面上时，很像一个解读塔罗牌的人，但她的分析一点也不神秘，我发现自己在想：“这个我根本不熟的人居然以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方式进入了我的大脑。”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反思的解释是不对的，这并不是无尽的模拟（simulation），我进入了我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很真实、很亲切。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的影像都是二次造影的平均，当我们要看冥想那个阶段的片子时，我请赫胥把两次的扫描分开来看，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得很糟，而第二次我做得很好。
这两次的造影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第一次时，只有零星的几点，大部分是红色的立体像素（表示比黄色活动力弱），看不出有什么形状；但是在第二次扫描时，只有语言区活化，一条黄色的带子从大脑中央一直通到顶端，其余地方都是暗的，很少的视觉活动，几乎没有任何的眼睛运动。
“最近在神经影像学的圈子里很流行一个效率（efficiency）的观念，基本上它是说当大脑碰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时，活化的地方会很零散，像这个样子，”赫胥指向第一次扫描的图，“这不是一个有效率的行动，跟这一张完全相反，这一张你可以看到大脑特定的工具很有效的被应用到解决手边的难题上。”
“这一张看起来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她指着第二次扫描的鲜黄色区块说，“请看非常集中的额叶内侧，这是这次扫描最特殊之处，这里是大脑执行最高层次功能的地方，你看它像根杆子一样一直通到扣带回（cingulate gyrus）。我认为额叶内侧在协调大脑不同的活动上很重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动用适当的工具。在这里，整个结构都活化了，并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赫胥说在扫描的40秒中我的语言区活化非常强盛，但是这并不是最有趣的地方，有趣的是整个活化的形态很清楚、不零散。
我希望看到什么？在回家的地铁上，我在想这个问题。刚开始时，我以为我对文字使用的能力应该能在大脑中找到专门处理文字的模块：某一块神经元专门负责处理句子。假如大脑中有很多这样的模块的话，那么在大脑中应该可以看到处理你所擅长的事的地方。有时候的确如此，像爱因斯坦的大脑在下顶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s）的地方特别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什么他会有超强的空间–逻辑能力（他常在脑海中用影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得花几个星期把这个解决的方法写成方程式），这种能力很可以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中直接看到：一个空间能力很好的人在大脑处理空间的地方会特别的活化。我想拉威尔的左额叶在他中风以前如果去做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的话，应该会大大地亮（活化）起来。
但是在我的情况，大脑显示出很不一样的情形（我终于发现我不是爱因斯坦）：我的大脑并没有某一个特定的模块来处理思考，赫胥看到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是整个活化的形态。在工具箱中的工具并没有特别了不起，只是工具箱排列得很整齐、放得很好、要什么立刻拿得到。事实上，我唯一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就是专管协调功能的区域。我的语言区域很胜任，我的海马体区也在我阅读有兴趣的文章时，立刻活化来相助，但是我的大脑地图最特殊的地方在没有活化的地方：当我专注时，那些跟手边作业无关的地方都没有亮起来，把它跟第一次我脑袋空空没什么可想的情境比起来时，那一次没有任何的形态可言，只是噪声而已。
我不知道假如我再重复一次这个实验是否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我组织的形态（很强的额叶内侧活化跟很多不活化的区域）是否代表着大脑一般的情况，还是只有这次才如此，但是我相信功能性核磁共振的影像是有其意义的。我已经开始改变我对所认得的人的想法，就像学会阅读别人的心智状态会改变我对别人社交能力的想法一样。我认为天才是由两种大脑组合而成：一种是有专门擅长做某一件事的模块，另一种是使这些不同的模块都组织得很好。我们会认为有这种大脑的人是天才、是有智慧的，但是它们的形态有很多种，假如你知道从哪里看的话，你会看到。我们都认得有特殊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坐在钢琴前面弹出上个星期所听过的曲调，他们可以在大脑中算出不同利率所应付的利息，他们可以了解量子力学；但是我们也认得另一种的天才：他们很能干、很有效率、没有什么杂音来干扰他们的信号。
在我念高中时，父亲曾告诉我：“你不是火箭学家，但是你很聪明，你有很多的才能。”我每次听了都火冒三丈（这就是说，假如我愿意，或许我可以成为火箭学家）。现在我认为他是对的，我遇到过火箭学家、太空物理学家、计算机程序专家及建筑天才，我的确没有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能力，我没有他们特定的才能，但是这次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使我想到或许我有别的能力，这个能力也许不像他们的能力那么耀眼，但是也没什么好羞耻的。或许我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大脑，像个组织得很好的交响乐团一样，它可能没有世界级的独奏者，但是演奏出来的声音也将就过得去。从这里看来，很可能是我老爹过去一直要告诉我的话，只是现在是不同的语言而已：“我是一个普通大脑的天才，不是一个特殊模块的天才。”
这只是一个实验，但是这个仪器给了我仪器通常不会给的东西：一个有关自我的感受，以及有关很多人的感受。有一年的时间我都希望能捕捉住我的大脑在点子出现的情境，感谢赫胥和她的仪器，我终于达成愿望了。这个结果令人心旷神怡、高兴得很，而且就连我这种门外汉都看得懂，但是这不是绝对的答案，它们只是线索而已。
从技术上来讲，这次功能性核磁共振的扫描是我漫长内在探索的终点，但是我反而觉得是一个开始。看到我的大脑产生点子反而给我一个更有趣的新点子，一个在我现在写书时仍在脑海中打转的点子，如果能去扫描那个，不是太棒了吗？
[1] 指不必打针或开刀，没有侵入身体，仅在体外作业。——译者注
[2] 核磁共振是用相减法，做某件事时的大脑血流量减去本来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剩下来的就是特别做那件事情所需的能量，核磁共振算的是带氧血红素和脱氧血红素上的差别。——译者注
[3] 即作者在持续呼吸，当没有改变时，fMRI就显示不出来。——译者注
[4] 坊间广告说“我们只用到10%的大脑”，这句话是个错误的观念，大脑每个地方都有用，只因每个工作的需求不同而动用不同的部位。大脑是最不可能养冗员的地方，因为它只有3磅重，占人体体重的2%，却用掉人体20%的能量。——译者注
结语 敞开的心智
假如我们能够把心理学上的名词用生理学上的或是化学上的名词来替代，我们描述病情的缺点就会消失……我们可以期待生理学和化学给我们新的、想不到的信息。如此可能回答几十年来我们所问的问题，这些答案可能一举击倒所有我们过去精心架构的假设。
——弗洛伊德
所以这就是你的大脑，
你有一部分是爬虫类、
一部分是哺乳类、
一部分是灵长类以及一部分是人类。
你受到杏仁核、多巴胺、激乳素等影响，
你是非常复杂的，
复杂到不可能想象的神经回路连接，
你是一群神经元同步发射的形态和波形。
我们每个人心中对心智怎么运作都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当然它绝对不是一个一致的想法：它随着每个人的领域或不同阶段的智慧而有所不同。我们采用艾里克森（Erik Erikson）的理论，说这个人有“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我们借用神经科学的名词说自己是“非常的右脑”；我们滥信神秘学的术语，如荣格（Carl Jung）的潜意识或占星术里的人格特质。虽然流行的心智理论大都是混杂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弗洛伊德。
在我们的文化中弗洛伊德对心智运作的假设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它普遍到你很少会想到要去问它的起源出处，弗洛伊德的理论像就是一个流通已久的货币，表面的铸纹都被磨平了。当你暗示把一个不愉快的记忆压抑下去时，当你开玩笑脱口而出说溜嘴的话才是真言时，当你用叙说的方式来减轻创伤记忆对你的折磨，或当你替朋友分析梦来解释它真正的意义时，上述种种情境你都在用弗洛伊德的语言，用他所发明的心理学术语和类别。
这本书的目的在让读者知道现代的神经科学，已有新的方法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智，你并不需要有博士学位才能了解它。只要有正确的工具，正确的翻译（也就是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努力想做到的）。你可以正确掌握这些信息，它可以使你更有知识、更了解你脑袋瓜里面住的那个房客。近百年来，大部分西方社会的人都假设最有效的自我了解方式是躺在沙发上、回溯我们的童年。这本书告诉你，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跟前面那条一样有效的路：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中，或连接到神经生理回馈仪器上，或是读一本有关大脑科学的书。
假如你花一些时间探索这个领域，你在思索大脑如何运作时，你会从一些基础着手：有些是化学物质、有些是特定功能的区域、有些则是区域和化学物质交互作用的形态。过去几十年间，有一部分已经被研究了，如：左／右脑的功能、人脑自己分泌的类鸦片所引发的自然亢奋，以及5-羟色胺跟社会自信的关系。在未来10年里，相信会有更多研究出来。拜“9·11”事件之赐，现在杏仁核几乎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在Google网站上现在有10万零3000页的激乳素信息。在我写这本书时，我在一个会议中遇到一位有名的美国政治家，这个会议跟神经科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有关大脑的书时，他看着我、一副很懂的样子说：“都在边缘系统里。”
然而假如这个新语言是要改变大众对大脑如何运作的假设（假如政客开始说这个语言）那么以前那个语言怎么样了？从前弗洛伊德那些类别到了神经科学的世纪就都作废了吗？或者它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把旧的类别用新的语言来说，必要时修改一些不符合神经科学的部分？从我们对大脑内在生活的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有哪些是值得保存的？更重要的，还有哪些是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的？
过去100年来，我们跟弗洛伊德的关系，套句他自己的话，是两极（bipolar）的。只有马克思（Karl Marx）的影响力比得上这位维也纳的医生。有50年之久，弗洛伊德的心灵模式独霸一方，他的心理分析名词变成家喻户晓的字：弗洛伊德式的语误（slip of tongue）、俄狄浦斯情结、欲望的满足、雪茄梦（单纯只是雪茄而已）。但是就如他的崛起一样快速，他的打击也由四面八方随之将至：药物学家发现锂盐（lithium）治疗躁郁症比任何谈话都有效；行为主义者希望把心理学导向科学化，远离内在精神生活的反思；女性主义者反对弗洛伊德对受害者的责怪，将受虐儿的责任加到被害人身上；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潜意识的驱动力及人格分裂是可笑的事；脑科学家开始用造影仪器窥视大脑内在，但是没有发现本我、自我和超我。
经过几十年的摆荡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平衡点。我们承认许多突破是因为有弗洛伊德才有可能，也承认他的许多理论需要依神经科学的发现而更新。或许这里面最有趣的是神经心理分析运动：由一群脑科学家和心理分析师在背后策动，想探索当代对脑的了解与弗洛伊德思想之间的一致性。20年前，一般人的看法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跟颅相学（phrenology）一样是过时的东西，至少严肃的、同辈评核的及实证的神经科学如此认为。今天，神经科学领域中最杰出的学者如潘克塞、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和索姆斯（Mark Solms），都赞成建构一个沟通弗洛伊德神话领域和功能性核磁共振与正子断层扫描大脑地图之间的桥梁。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科学家坎德尔（Eric Kandel）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表了一系列广被讨论的文章，概述精神医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如何能跟越来越多新发现的认知神经科学连接起来。
在这个不太可能的结盟中，藏着有心灵新模式的基石，但是要了解这个模式将来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必须回到根由。下面是弗洛伊德在1917年的论文，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他理论的精华：
这个器具中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内在本能的冲动，但是这些本能的冲动并没有相同的发展步调。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再发生个体本能与自我整体性的目标或需求不一致的情形，于是前者用压抑的方式从这个整体分裂、停留在低层心理发展阶段，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假如它们像被压抑的性欲本能一样挣扎的跑了出来的话，那么那个原本会带来愉悦的事件所带给自我的却成为不愉快的罪恶感了。这个旧冲突被压抑的结果是当某一个本能努力要出现时，一个符合快乐原则的新的违规就出现以得到新的快乐。
弗洛伊德所指的器具当然就是人的心灵，虽然它有可能是火车头，因为弗洛伊德很强调提升能量，就像他所有的论文一样，文字艰涩、充满了否定的否定句及各种隐喻。在他所有的复杂句中，我认为上述的摘录倒是很清楚地表达出他的洞悉力和他所提模式的盲点（至少从现代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当然，上面的摘录并不能代表弗洛伊德心智理论的全貌，有一部分跟他早期的著作相抵触。这是阅读弗洛伊德的问题，也是他迷人之处：他善变，在好几个关键议题上，前后不一致。上面的摘录取自《超越快乐原则》，它正是一个转折点。弗洛伊德用快乐驱动力为主轴，建构出他的心理动力学的模式，而沙场退下来的老兵，不断地在梦里重新经历恐怖的战场，快乐原则无法解释这个行为。这就好像弗洛伊德建构了一个大家喜欢吃甜食的理论，结果发现所有的人都习惯吃海盐，所以“不愉快”才会在段落的最后出现。
弗洛伊德发展出“不愉快”概念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模式在神经科学的时代会如何解释。但是要遵循他的逻辑思考途径时，我们得仔细一点地读。
弗洛伊德开始就很强势：这个器具中充满了来自内在本能冲动的能量。这其实是大脑的模块理论，只是把达尔文的架构剥去了而已。有一群的本能在驱使有机体、提供它能量，或者更正确的说是把脚踩在油门上。当然，本能和驱动力在当时并不是新闻，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权力的意志（will to power），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又比他更早。弗洛伊德加入他们两人的看法后新添如下：
个体的本能或一部分的本能与其他的本能所综合起来的整体自我的目标或需求不一致时，这个冲突会一再发生。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哥白尼想法”（Copernican idea，天文学家哥白尼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他最基本的“自己”（self）的看法——在100年后，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它的震撼。在这里弗洛伊德不仅仅说我们是由本能驱动力所组成，最主要是说这些驱动力常常是彼此冲突的，因此使得有意识的自我不是一个有控制权的主体，反而成为一个杀戮战场。有一些驱动力结合成整体的自我（unity of ego），它们享有某种自由意志，使自我可以用理性或直觉的理由去控制欲望，假如它们失去了“出线的”（distinctive）驱动力，这个地位就变成自我透明的部分，所谓整体的自我。
但是弗洛伊德的突破不仅是在把自我看成混乱的竞争驱动力，他更进一步宣称那些输掉的驱动力并未因此而消失，它们还在四下徘徊、希望能败后复活。所以自我并不是各种本能驱动力的总和，它是所有冲出重围、竞争成功驱动力的总和，而那些被打败、未被选上的驱动力持续存在，即使它们隐匿到意识下操作。假如这些失败的驱动力没有消失的话，那么它们到哪里去了？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是6.4万美元的问题为止。到目前为止，他的心灵模式完全符合现代神经科学所描述的大脑内在情形：有一群各自独立的模块在竞争、抢着要控制有机体，每一个模块都有它自己的胜出优势。依据当时的情况，有些模块会脱颖而出、影响当时大脑的决策部门——就如我们的欲望本能驱使我们走向一个性伴侣，或是我们的恐惧本能使我们在突发的警报时僵住。当驱动力驱使你采取行动时，你并不会觉得有一个奇怪的力量共同在操纵你的大脑，你只会觉得是你在经验性的吸引或恐惧。弗洛伊德和现代神经科学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在于模块的数量和交互作用的本质。弗洛伊德认为心灵是一个战场，只有几支军队在打仗，最主要是有关性方面的军队；模块理论则是认为大脑中有几十个功能各异的模块在工作，而且是同心协力、相辅相成：辨识面孔的模块、物体名称的模块、察觉危险的模块等。性本能只是里面的一部分，并不是唯一的。
当模块中的某一个捕捉住你的注意力时，其他的模块在干什么呢？你正在跟太太聊天、谈心，你的大脑专注在她的声调、她细微的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突然之间，你听到背景中有风刮过公寓玻璃的呼啸声，你的杏仁核立刻启动恐惧反应，即使你太太仍然继续在说话，你的工作意识已不再充满你太太的声音，它想到你坐得离窗户多么得近，你的记忆充满了那一天风把窗户吹落的回忆。你听得见你太太，因为她还在说话，但是你其实没在听，因为你的心思涣散开了。你阅读别人心智的模块关掉了吗？还是它仍然在工作，只是在你意识的雷达之下、未被侦测到？假如是的话，它会因为被贬到意识下面而觉得挫折吗？
弗洛伊德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压抑（repression）——不能进入整体自我的驱动力会被压抑，锁住，不让意识知道它的存在，但这会有危险的：
它们（落败的驱动力）被压抑的处理历程从整体中被分割出来，被留在心灵发展中比较低的层次，从满足的可能性中被剔除。
在弗洛伊德的模式中，满足一个驱动力会使人有快乐感。当驱动力被压抑了、不准它有创造快乐的可能性，于是它就去找别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我们可以说心理分析的主要工作在找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被压抑的驱动力成功地逃了出来，就如我们看到被压抑的性冲动常常成功的出现，在挣扎的过程，经由不同的迂回途径，直接得到满足或得到替代的满足，那么这个本来会得到愉悦的事件就被自我感觉为不愉快的经验了。
压抑并不能使驱动力消失，反而制造出一种潜隐的能量，局限在潜意识中，然而时时刻刻等待机会窜出。你可以把这些驱动力想象成被压缩在很小空间中的气体，这些气体会寻找墙壁的任何裂缝、空隙散出，当它从门缝渗出来，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弗洛伊德式的语误或奇怪的梦境；假如小空间中的压力太大了，它就会爆炸，变成不可控制的歇斯底里、焦虑、疯狂。
心理分析师就好像你在地下室闻到瓦斯味之后，打电话给瓦斯公司，它派一个人来检查，他带着一堆工具来看哪里漏气了。他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帮助你，当你打电话给他时你只有模糊的概念——地下室有些不对劲，他来了以后便能帮你找到漏气的地方。你压抑的驱动力想要逃出来自我实现，有的时候转化为你认不得的东西在梦中出现，或是不可控制的洗手现象，不论它如何伪装、如何潜逃，医生就在那里帮助你把它逃跑的路线画出来。
这个模拟在你往下细看到他怎么样修补漏洞时就行不通了。心理分析的模式只有谈到漏缝，把它带入意识界让你知道瓦斯在漏，假如你能了解为什么你的驱动力会变成压抑，它就不会再来烦你。弗洛伊德写道，在做心理分析之前，病人被迫一直重复这个压抑的事件，把它当作刚刚发生的新经验而不被看成属于过去的旧记忆。让病人知道这是被压抑的驱动力（欲望）就像把吸血鬼放到阳光底下，正午太阳下的吸血鬼就灰飞烟灭、再不能害人了。
所以这就是弗洛伊德模式大致的解说：一个驱动力竞争的战场，有些落败的便被推入地底下，它们在那里等待时机逃出来复仇。谈话的治疗方式是想把这些地底下的驱动力挖掘出来，以减少它们对心灵的控制力。你不需要在心理分析的领域才受这个模式所影响，今天大部分的大众心理学都是沿用这个模式，即使他们不再打着弗洛伊德的旗号，葫芦里卖的还是同样的药。
那么这个模式在现代脑科学中的地位又如何呢？弗洛伊德有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如同100年前一样；有些看法需要用大脑生理学的观点来重新诠释，相信弗洛伊德一定也会很高兴看到他的理论能被神经科学重新解释。至于有些过于武断的比喻就可以把它们替换掉不再用。
弗洛伊德的哪些核心概念仍然有用呢？主要有二：自我的分离以及潜意识处理历程。你是你大脑中模块的总和，但是你意识的自我只是那个系统的一部分。在大脑的执行部门底下，有一群次系统在负责编码进来的刺激、解释这些资料、得出有情绪价值的判断，将新的信息与旧的记忆连接起来，维持你身心的平衡。在任何一个时候，执行机构都主动聚焦到次系统所选择送来的刺激上。
当我在写这段文字时，我的注意力被两件事情所瓜分：去想从我大脑制造出来的字、把它具体化打进计算机，同时聆听背景音乐中熟悉的歌。我稍微感觉到我的手指在敲打键盘时的触觉，虽然到现在，我的手指找到适当的字键敲下去已变得自动化、不再需要大脑意识；我同时也隐约感到工作的情绪：阳光灿烂的早晨、原本不错的心智警觉程度因咖啡因又稍稍增高一些。这些大脑的部件，套句弗洛伊德的话，组合成我整体的自我，但是在它们下面有一连串的心智活动在运作：我的杏仁核在侦察进来的信息，确定没有危害我的刺激夹杂在里面；我的脑干在调节我的呼吸、心跳和血糖浓度。其他的模块因为是例行公事而不再被意识所注意：运动皮质区使我的指头在键盘上跳跃，我的语言能力使我在打字时几乎不必去想它是怎么拼的，这些特定功能的模块在我大脑中处理这些知识，但是我根本不用想、它自然就跑出来，即使打字和拼字都不是先天就有的技能。还有许多被我忽略的声音：马路上的车声、我皮肤上感受到的气温、我面前鲜黄色的墙壁。我的感觉皮质在处理这些外界的刺激，但是因为我集中注意在计算机屏幕和音乐，在某个层次上来说，我有看没有见，根本未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假如那些警报开始增加或气温突然上升，我脑内的内在警铃就会响，把恰当的感觉模块带到意识舞台的中央。
所以即使在你最专注的时刻，也就是伍尔芙所说“最尖锐”的时候，你的自我还是分离的——在你各种模块的总和中有一些升起、进入你整体的自我，有一些退隐到幕后去工作。那个前、后台的帷幕在神经学上的真实性以及躲在它后面的那个世界，支持了弗洛伊德最受争议的说法：我们的生活受到潜意识心智活动的塑造。每一天、每一分钟的我们都受到心智计算的影响，有些计算根本不曾报告给执行机构知道。不但我们的自我是分离的，某些分离甚至没有出现在内在的雷达网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个潜意识在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时是个激进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它在21世纪也一样令人侧目。几十年的实验研究支持了这个原则，你可以从许多地方看到这个次系统运作：吸毒时、打坐时、做一些特别设计分离出心智模块的实验时，或者你可以遵循弗洛伊德所走的路：你可以仔细观察。
当然，潜意识并不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它并没有被文明社会所压抑沸腾的乱伦幻想（弗洛伊德对乱伦的说法是错误的，禁止与血亲睡觉的是DNA而不是文化）。事实上，大部分时候潜意识所关心的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潜意识的另一个字是“自动化”（automated）——你做得太熟悉以至于根本不觉得你在做它。就像你要换挡时，你会踩离合器；或是在弹钢琴的音阶时将中指越过大拇指去弹最后三个音 [1] 。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做这些决策，这不是因为它们威胁到我们已受文化陶冶的自我或是它们太容易引起争论，心灵不能直接去处理它；我们觉识不到它们是因为我们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得去想。对大脑来说，把一些一直要做的变成自动化处理历程，比较符合经济的原则、比较有效率。一些重要的功能，如不要停止呼吸、当一个对象从头上掉下来快速变大时要赶快退缩，最后这些都经由进化编码到我们的基因上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练习去学会一些每天要做的例行公事如绑鞋带、打字、挥网球拍等。
记忆研究者叫这些潜意识的处理历程“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相对于“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程序性记忆例如骑脚踏车；陈述性记忆例如回忆你在七年级时从脚踏车上摔下来跌断手腕。简单的程序性记忆对心理分析师来说显然没什么意思，假如你每次换挡都不必有意识地去想该怎么换固然很好，但是这种自动化的行为不能透露你内在深层的人格。但是如坎德尔所说的，有一些程序性记忆带有很多情绪的成分：你的大脑开始替你执行复杂的情境评估而不再只是记住重复的作业；你的杏仁核编码了“9·11”时的晴空，几个月以后，你看到同样晴朗的天空时，杏仁核会对你送出警告；当你的心智阅读部件捕捉到某人眼神中不可信任的闪烁目光时，虽然你不知道是哪一条小肌肉抽动传递出这个人不可靠的信息，更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眼睛抽动会告诉你这个人的话不可信，但是你还是有这个感觉。程序性记忆并不是说这个程序有什么价值判断，而是判断并不需要意识的辩论。你会知道这些心智计算的结果：我今天心神不宁；我不信任这个人，但是内在的理由是躲在帷幕后面的。
这些情绪的信号可以合理地被解释为潜意识的驱动力：在没有明显理由之下，驱使去做某件事情的动力。但是它们在潜意识里是因为它们被压抑的缘故吗？这里是弗洛伊德模式开始行不通的地方。你可以去设想弗洛伊德对于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例要怎样来自圆其说，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先接受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驱动心灵的驱动力不一定是在寻找性的满足。从达尔文的理论来看，性是重要的，假如你没办法交配，你的基因就传不下去；但是假如你在未成年之前就死了，你的基因仍旧传不下去。所以我们大脑进化出来的系统是奖励我们有性行为，但是同时也促使我们朝另一个方向：趋向友谊和家庭的依附、远离危险的威胁。大脑如何使我们远离危险呢？它使那些事物在大脑中产生不愉快的感觉，如压力、焦虑、恐惧。
第二，驱动力与进来的刺激和储存的记忆有它自己自主的关系，与我们一般有意识的记忆是分开的。例如杏仁核通往脑干的近路及它对创伤事件的片段画面重复出现，以及激乳素对某些熟悉面孔所引发的快乐和满足的温暖感觉。当杏仁核记住多年前车祸的片段细节时，并不是因为这个细节被压抑、被外放出走，而是你的杏仁核要保护你免于威胁，有一个方法便是每一次你经验危险时便尽量的编码细节。你的杏仁核记住这些细节并不是它对你来说太过创伤、使你不能忍受，记住细节是因为在某些场合你的杏仁核的记忆比你的好。
把这两个想法放在一起，你的大脑有的时候用释放出不愉快的感觉来保护你，这个反应本身有时会被你意识记忆已忘掉的记忆所激发，这个对你为何会迫使你的大脑一再回到创伤现场的解释，比弗洛伊德的版本简单得多。它不是被压抑的欲望短路了，它也不是自杀的幻想，它是你的大脑想要保护你。假如没有“9·11”那天晴朗的天气我也不会有晴天恐惧症，但是这个恐惧症并不是我的大脑功能失常的征兆——把一个跟晴天有关的黑暗幻想压抑下去；相反的，我的杏仁核非常正常，它不是压抑的检查站，它更像哨兵，为我的执行部门正常运作保持警戒。
这些情绪的程序性记忆并不符合弗洛伊德压抑的模式，但是它们在治疗上还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坎德尔根据心理学家斯特恩（Daniel Stern）的研究，认为治疗主要的目的在用新的、强化了的程序性记忆来取代旧的、有伤害力的本能反应——恐惧症、情绪的疏隔——换成比较正向的程序性记忆。就创伤的例子，你可以训练你的杏仁核不要一看到蛇或暴风雨要来时就触发警铃。你对程序性记忆没有直接、有意识的控制并不代表它们被压抑了，它们只是被自动化了而已。
假如你认为大脑唯一的目标就是尽量有性行为、尽量跟所有的人交配（包括你的母亲），那么你需要一个压抑的理论。假如这是你的模式的话，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花很多时间“不”去性交，这是压抑切入的地方——使这个欲望无法满足。但是假如你认为大脑充满了很多其他不同的天生的驱动力——友谊、社会地位、安全感、艺术的美、新奇感以及对乱伦的唾弃——你就不需要压抑模式。人们为什么不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性交上，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其他的需求要满足。这里是弗洛伊德低估了自我分离的地方。自我并不是被两个主人所争夺，相反，它是贯穿两个竞争的驱动力——超我和本我。现代的神经科学把这两个权力斗争复杂到几乎辨认不出，即使神经最正常的人大脑中都有无数的声音在竞争你对它的注意力，我们能够顺利完成一些事可以说是奇迹。
我们大脑中这些小精灵（pandemonium） [2] 使我们回到前面有关被压抑欲望的问题。那些没有被听见的声音怎么样了？它会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阴魂不散吗？这里是弗洛伊德隐喻误导他的地方。假如你把大脑想成一个蒸汽机，里面充满了能量、急着找缝隙释放的话，那么被压抑的驱动力要不然就是在大脑的某处，要不然就是已经逃跑出去了。这是心智的热力学第一运动定律：节约心智能量。
但是假如你用另外一个比喻的话一切都改观了：大脑是一个达尔文的生态系统。这个比喻是神经科学家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提出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为对免疫系统的研究得到诺贝尔奖，后来他研究的兴趣转向大脑。埃德尔曼认为大脑和免疫系统的内在机制都是缩小版的后天选择，你可以把大脑中的模块想象成竞争珍贵资源的动物族群，有的时候它们竞争要来控制有机体，有的时候它们竞争的是你的注意力，它们努力把信息传给另一组的神经元，包括形成你意识自我的那些神经元。
请想象走在拥挤的市区街道上，当人们走过你身旁时，你的脸型辨识模块在快速的工作，寻找跟大脑里储存相符的面孔：朋友的或名人的。你的嗅觉中心报告你方才走过的面包店有刚出炉面包的香味，这个香味会使你的饥饿中心活化起来。身后突然传来的大卡车喇叭声会使你的杏仁核立刻跳起来，送出一个警讯，赶快检查有无任何地方出错了。当你在走路时，你的大脑其实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内在的声音，彼此在竞争你的注意力；在任何一个时刻，有几个被选中，大部分被忽略。卡车的喇叭可能引起一个小小的退缩，有一秒钟你以为看到你大学同学走过去，但是你也可能沉思心事，以至于走过面包店而浑然不觉面包的香味或胃在咕噜咕噜地叫。
在这个心灵的生态系统中，就如真实世界一般，会有失败。这是好消息，你希望你大脑中所有的模块都尽力说服你的执行部门注意它；你要你的血糖被监控，你的记忆有在作用，但是你希望大部分的这些说服力失败，因为这样你才可以专注到重要的议题上面，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那一个声音。在弗洛伊德的蒸汽机中，一个被压抑的驱动力迟早会找到方式得到满足，即使在这过程中要伤害到个体也在所不惜。失败的尝试对弗洛伊德而言，不是个选项，但是在达尔文的模式，失败是成功的征兆。
假如潜意识驱动力可以在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消失的话，假如它们不需要找别的替代的路来表现自己的话，为什么梦还会充满了情绪的象征？
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梦的看法到现在仍有其价值，虽然你还是得修正一下他的话才行。你的梦、偶然出现的念头或是不小心说错的话，有时候跟情绪记忆或欲望有关联，因为它不是特意发生的，所以才值得探讨。这些不是因为潜意识的需求要伪装或用密码沟通来躲避超我的侦察和禁止，它们的出现是因为大脑是个联结的网络——思想和念头其实是你大脑中的神经回路同步发射所产生的。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会形成联结，雪茄还是雪茄，但是它的形状会激发一些低层次的对象形状辨识神经元，这些神经元跟看到阴茎时所活化的神经元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看到雪茄会想起阴茎或看到阴茎会想到雪茄。假如我们大脑不是这样联结的话，我们就无法产生诗歌或其他抽象的学习了。
这些联结并不是你的潜意识在用密码说话，这其实是自由联想；它所显露出来的不是某些聪明的密码学家传信息到前线不给敌人知道，它们其实是回音、重复振动。一组神经元发射了，其他神经元加入这个合唱。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自由联想都朝向充满了情绪的主题呢？这个答案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记忆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有强烈情绪的记忆容易被回忆出来，情绪影响我们的感觉，它同时也影响我们的回忆。整体来说，我们比较容易记住有情绪的记忆（相较于中性情绪的记忆），因此，它就会使得在自由联想时，倾向于比较有情绪的思想——有关性高潮的或挫折的、恐惧的、社交友谊的、亲子的爱和亲子焦虑的念头就容易跑出来了。
这就带我们进入治疗的主题了。当我们重新再次经历这些充满情绪的回忆时，它真的会松开这个记忆扣住我们咽喉的手吗？它真的会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把它带到阳光下、认真面对以后，它就不会再来纠缠你了吗？这问题的答案跟我们的情绪是否会被这些记忆再激发起来有关。假如当你想起过去的事，情绪像潮水一般将你淹没，假如你感到恐惧在你体内膨胀，假如你感到不可控制的悲哀，那么回忆过去的事只会增加这个情绪负担而已。即使你学到了为什么这个事件的情绪这么激烈，因为大脑的情绪和记忆系统是紧密纠结在一起的，重新想它只会使记忆与情绪缠绕得更强烈而已。对于创伤的回忆，你最好忘记，让它慢慢地淡出你的心田。
但是对于那些忘不掉的怎么办？有些是它一直回到我们的思绪，有的是我们每天生活都要看到它，就像我家窗户被吹落进来的记忆。这时，谈话治疗法就有帮助了。脑科学的研究显示你可以在大脑中创造另外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会再带给你不愉快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你可以重新设定大脑的神经回路，使它的活化不再带给你情绪的刺激。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声音和电击的行为主义实验。假如你听到某个声音，然后受到一个电击，那么你会发展出对这个声音的恐惧。同样，假如你听到风声，然后窗户就掉落下来，下次当听到风声时你就会开始焦虑。要摆脱这个联结最好的方式是形成新的联结。每一次我听到起风的声音，我还是会感到紧张，但是我的焦虑程度慢慢减轻了，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已经听过好几百次刮风的声音，但是窗户都没被吹落下来。慢慢的，这个风声在我大脑中就与安全联结起来了。同样的，当你躺在治疗师的沙发上、重新建构创伤的事件而没有伤害发生时，你慢慢就形成了新的神经回路（科学家对旧联结的消失有个很好听的达尔文理论的名词“灭绝”，extinction）。在治疗室中，你童年的创伤慢慢跟治疗室中轻松的姿势、愉悦的室内装潢、舒服的感觉联结起来了。这并不是说了解你的焦虑来源会帮助你，而是重新经历创伤却没有负面的事情发生，于是新的联结形成同时也减弱了原来的情绪反应。我们回到了重新固化（re-consolidation）：当我们重温一个记忆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的记忆、有了新的联结。所有我们的过去都被现在所改变，记忆是个重新建构的历程。
此外，凡是应用到负面情绪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正向情绪。假如你想要减轻创伤记忆的力量，不要一直去回忆它，你要在回忆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联结。假如你老是在活化情绪的反应，就像在挖个洞一样，自然就会越挖越深。正向的情绪如事业成功、亲密性行为、社会联结也是一样，当然，我们一般会希望正向记忆越长越好。
假如你出了车祸，那么在往后的几个星期里，你会避免回到车祸现场，以免又再激发“战或逃”的反应；但是假如你赢了一个大奖，或是跟朋友聊得很开心，或终于发表一本写了几年的小说，而这些事使你非常快乐的话，你要花时间去慢慢回味这个经验，提醒自己它所带给你的感受。这样做时，你在大脑创造了一条回馈的神经回路，你增加这个记忆的情绪分量，使它以后更容易被想起来而影响你往后的思想和行动。
一般大众对于过度成就者有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这种人永远不会满足于他最新的成就、永远要去追寻下一个成功。不过我相信大部分成功的人真的都很喜欢他的成功，他们寻求更多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成功的滋味。假如是好消息，你要慢慢地享受它、回味它。
我们保留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分离的自我和潜意识，但是他的隐喻改变了：大脑比较像达尔文所说的而比较不像瓦特（James Watt）的主张，也就是说它比较像是生态系统而不是蒸汽机。我们的潜意识思想并没有受到检查而被压抑，许多被激发出的不愉快感觉，其实是心智正常运作的表现而不是它的功能不良。大脑是在做自由联想而不是用密码在说话，虽然自由联想的结果常是引起充满情绪的回忆。至于这些充满情绪的回忆，大脑要做的不只是了解它的来源好把它甩掉，大脑更需要的是形成新的情绪联结。
假如这是弗洛伊德新的比喻，它们的名字应该叫什么？弗洛伊德把“我”拆成了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大略等于潜意识、意识和前意识），假如我们想把弗洛伊德的脚本改编成符合神经学的话，谁应该作主角？
跟弗洛伊德最接近的大众心理学说法是左、右脑的说法，我们的脑虽然有左、右半球，但外面的说法很多是不正确的，不应该站在舞台中央的位置。我们的确有左、右脑之分，语言也的确在左脑 [3] ；但是大脑功能有很多重复（redundancy）的地方，两个脑半球分享许多共同的功能，更不用说胼胝体联结两个脑半球，使两边有非常快速的交流。两个脑半球可以看成自我的两个层面：一边是比较有语言能力，另一边则比较有空间逻辑。
神经结构上最接近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是大脑的“三位一体”（triune brain），半个世纪前麦克林（Paul Maclean）所提出的。麦克林对大脑的看法是既进化又地形学的。弗洛伊德自己在《文明与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曾说过我们的大脑好像考古学家的挖掘现场，挖得越深，显露出来的文化遗迹就越古老，因为同一遗址上有很多不同时代的文明遗迹一层层重叠上去，因此挖到最深层时就看到了爬行动物的脑——也就是控制我们身体基本新陈代谢功能如呼吸、心跳的脑干。脑干负责原始的本能和重复的行为，它没有办法处理复杂的情绪或类似思想的念头。
第二层是古哺乳类脑（paleo-mammalian brain），比较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边缘系统。这里是情绪和记忆的中心，主要成员为杏仁核、海马体及下视丘，我们主要的情绪、爱、恐惧、悲哀和快乐都从这里出来，与情绪有关的记忆储存在杏仁核或海马体。我们的边缘系统跟其他哺乳类很相似，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哺乳类如狗或马一样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联结，更不用说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了。人们常养狗和猫作宠物，却很少养蜥蜴或蛇，因为前者有比较多的情绪变化，当我们感受到其他哺乳类的复杂情绪时，我们也正察觉到它们的边缘系统在大脑里工作。
在脑干和边缘系统上面的是新皮质，两片薄薄的新皮质覆盖在大脑的表面，好像安全帽里面薄薄的海绵衬垫，这是人类最特殊的大脑结构。只有我们的灵长类近亲才有类似的大小，老鼠和其他哺乳类的脑虽然很小，但是仍然有皮质。当我们因为长期的利益而改变眼前的行为、当我们用很复杂的句子沟通、当我们在做抽象思考时，我们都在用我们的新皮质。
麦克林的模式在过去的50年颇受好评。进化是认为动物的大脑是从脑干进化到新皮质，就像动物是从爬行动物演化到哺乳动物、灵长动物。在三合一的脑中，边缘系统最有争议。有些科学家同意它的功能，但是不认为它是一个合理、合逻辑的系统。当然新皮质的理性和边缘系统的感情判断有很多交互作用的地方，就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所示：情绪中心受伤的病人通常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因为我们的情绪中心抢先提供快速、直觉的反应给前脑，如果没有它快速地评估情境，纯理性的大脑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做完评估。记忆也使边缘系统模式复杂化，因为记忆对情绪及理性处理历程都非常重要。的确，第一个对边缘系统挑战的研究就来自海马体受损的病人，因为海马体受损使他无法形成长期记忆，所以他明显的有认知上的问题。
就像所有复杂的考古挖掘地一样，麦克林的大脑地图也有值得争议的地方。假如大脑是像三个不同的城堆积在同一个地方，那么有些房子很可能被前面两个朝代的人住过，前朝的古物与当朝的文物就很难划清界线了。但是从脑干进化到边缘系统到新皮质——如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Wilson）所说的，从心跳（heartbeat）到心弦（heartstrings）到不上心（heartless）——倒是一个很正确评估心智的层次，至少比过去的本我、自我、超我要好。
在这个新的大脑图中有一些重要的组织，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杏仁核、海马体、前额叶的“总裁脑”，但是情绪的分子生物学成分也跟大脑组织一样的重要：激乳素、可的松、5-羟色胺等。这些化学物质建构出粗略的大脑价值系统。从某一方面来讲，它和弗洛伊德的心智中的能量很相似。假如我们要用现代脑科学的名词来重新诠释弗洛伊德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上述那些化学物质及它们的作用。5-羟色胺跟“拒绝–不敏感”和社交自信有关，多巴胺和探索驱动力、即使不能带来愉悦也要去追寻有关，可的松跟紧张有关，内啡肽跟极乐有关，激乳素跟情绪联结有关，肾上腺素跟暴增的精力有关。这些都是你大脑中的药物，你的大脑靠着它们来使你去做某件事或避开某些东西。
我们很幸运都有正常的大脑化学物质，但是问题还是在那里：哪种化学物质在什么时候被分泌出来？我们的人格源自这些化学物质的分泌形态。我之所以成为我，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大脑在我讲笑话、别人大笑时，会释放出肾上腺素；而天气晴朗时我的可的松会增高；当我站在摇篮旁边望着我儿子睡觉时，我的内啡肽会出来。不管大脑的回路是因为基因所设定，或是我生活的经验，或是两者的混合都没关系，与你有关的是进来的刺激与它们所激发出来的神经回路活化形态：你的大脑从外界的刺激中，接收到某些感官数据的形态，这个形态激发了你大脑中的神经化学反应。
21世纪的弗洛伊德和初始的弗洛伊德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形态辨认而后者是密码破解。这两种取向其实可以兼容并存，毕竟你需要形态辨认的工具才能译码，但是破解密码还需要把被破解的码翻译成原来的信息。其实我大脑中的形态并没有包藏任何秘密的意义可让分析师去挖掘；我大脑中的形态并未象征什么，也不是密码。我对刮大风的恐惧并不是来自我童年被压抑的焦虑，而是我的杏仁核在六月刮大风的那个下午、碎玻璃纷飞时所烙印的形态。事实上，这里有两个形态——刚开始时的连锁事件以及后来的感官神经生物化学连锁（听到风声，激发恐惧反应），因为它们在我脑海中重复了那么多次，所以这个连锁变得牢不可破。了解我大脑内在的工作方式有助于我看到形态，但是看到形态并不表示发现深藏在底下的意义。
看得懂这些形态并无法使形态所激发的感觉消失，不过如果你了解大脑内在化学物质的作用，你就可以校正它们所带给你的偏见。所以当你坐下来算你支票本的账且收支是否平衡时，你觉得5-羟色胺涌出，你学会去了解这时你比较容易认为杯子是半满（比较乐观），就像你去会计师那儿你的可的松会升高，你会想把你的头塞进去烤箱里。这两个观点都不是对外面真实世界的评估，但是你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可能排除这些感受，不论你是用意志力或解开秘密的信息。你可以做的是了解它是大脑释放出来化学物质的关系，假如你的反应在当时的情境不太恰当，你可以补救，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
所以这就是你的大脑，你有一部分是爬行类、一部分是哺乳类、一部分是灵长类以及一部分是人类。你受到杏仁核、多巴胺、激乳素等影响，你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不可能想象的神经回路连接，你是一群神经元同步发射的形态和波形。
当我对人们谈到心智的这种看法时，那些原本并不了解大脑科学最新发展的人都显得很有兴趣，他们频频点头、似乎立刻就了解到我在说什么。但是有少数人有不同的反应，你可以看到他们稍微有点退缩，因为我谈到了大脑的次系统。
弗洛伊德的模式非常符合他早期的听众的期待，在他写《超越快乐原则》时，弗洛伊德写了一篇很短、神秘的小文章叫“不可思议的神奇”（The Uncanny），这篇文章谈的是“快乐原则之外”的一些想法，如重复的强迫性行为，死亡的渴望，他问我们为什么会因为奇怪的巧合与迷信而觉得恐惧。当我们发现某件事很奇怪、不可思议，例如同样的数字在一天之内出现在好几个不同的情境中，或发现自己在照镜子，却有一两秒的时间不知道你自己是谁，这些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在他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写道：“我如果听到人家说心理分析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并不会很惊讶，因为它本来就是关于赤裸裸躲在后面的力量。在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成功地治疗好一个女孩之后，我自己亲耳听到这个女孩子的母亲说心理分析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这个女孩半身不遂了很多年，我把她治好了。”
我想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神奇中有一些道理。事实上，我曾经亲身尝试。我怀疑我在走路时，大脑有两个心智模式在我的意识界：一个是直觉、整合的自我，另一个是模块的神经元大脑。现在我可以很容易的在这两种心像之间切换。偶尔，我可以在脑海中同时看到这两个心像：我是我，我同时也是一大堆神经元。这就是当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感觉，心智感觉到本质上的矛盾——你同时是你又是一大堆的神经元。
对这个现象还有另一种解释，不过我比较不喜欢，那就是心灵的空白（soul-depleting）。诗人和哲学家本来应该告诉我们心智生活是什么，它不应该是由功能性核磁共振仪来解读。假如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行走的神经网络，就是把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化约成一个粗糙的机械。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在现代脑科学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仪器和技术，能够去窥视你的大脑，看到里面血液流动、电流活动，看到你思想的神经元层次，这跟魔术没有两样。而且自然界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大脑能够从一堆相互竞争的神经系统中创造出一个整体的自我更神奇的事了。你对大脑了解得越多，你越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你无法想象从一堆相互连接的神经元和它们发射的形态中得出了独一无二的你的心智。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同样的结构，如今我们可以去探索这个结构，这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当然我们同时可以去探索灵长类和爬行类跟我们有一些相同的脑。但是这个脑有一部分是进化出来编码我们的个别差异的，它把我们的个别差异放大投射到世界中，让世界烙有我们的特性。
当我看着我儿子睡觉时，我脑中的类鸦片被释放出来使我觉得很满足，这个经验很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它跟哺乳类过去的历史及进化出养育孩子的方式有关，这是抚育本能（tending instinct）。但是另一个很令人惊奇的地方是神经发射形态的精准，我的视觉皮质跟婴儿脸部柔和的线条有对应的形态，假如你知道大脑的化学，那么这时候它就把你们两个连接上了：你的大脑创造出一个你孩子的影像，把它连到感觉的进化历史上，这个历史是你所有的祖先跟他们父母之间的情感。从这一点来看生命，假如这不是伟大，那么伟大就没有意义。就在黑暗的摇篮旁边，知道爱从哪里来丝毫不会减少我对儿子的爱。
对去神秘化论点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有关化约论。很多人抱怨科学或生物学解释人类行为是把人类的复杂行为化约成生物的部件，他们说在化约的过程中，重点消失了：彩虹变成反射出来的光，大脑变成装相互竞争模块的盒子。当然，任何人只要曾经花点时间读过大脑的科学文献，就知道目前大脑功能的模式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粗糙地把它简化了事。它比弗洛伊德的心智理论复杂许多，甚至比莎士比亚或亚里士多德的都复杂。一个人真正的大脑当然要比任何理论能够描述得更复杂，因此在建构模式时有必要化约步骤，但是任何一个尝试要解释心智行为的模式都必须这样做，不论这个解释是以14行诗的方式、哲学论文的方式或是同辈评核然后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它们都把心智行为化约了来看。
从某一方面来看，有关“化约论”的辩论其实与“生物决定论”的批评很相近，都是有关进化心理学和先天——后天的区分。有些人认为任何用科学的工具去研究心智是侵犯了人文（humanities）的领域，穿白衣的实验者在渗透诗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地盘——因为人的心智创造了文化，所以应该由人文的创作者而不是科学家来探索心智的内在。但是这种批评只有在当科学家要想把文化的解释剔除时才成立。
然而科学家并未如此，科学家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这本书想帮忙沟通的，是这两个领域的桥梁：生物与社会、先天与后天、科学与人文。我们回到亨利·詹姆斯，用他分辨性的眼光来看。詹姆斯和其他古典小说家让我们看到我们行为的模式，大脑科学也是一样，它可以透过生物反馈机器或脑造影技术专门探讨你大脑中某一些的神经安排方式，或是教你如何聆听你的内在活动来发现某些化学物质的释放或认知模块的运作。了解大脑的生物运作方式可以让文明的成就更高，因为文明是人脑发明的；它也可使社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心智模块对政治很重要，我们的信任、社会关系、压力和焦虑，把生物的看法纳入人类社会的讨论并没有剥夺其他的解释功能。像威尔森的看法就不是生物决定论，而是从生物的观点将不同层次的经验连接起来，每一层次的经验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词汇和专门的技术，但是每一个又跟这个连锁的上、下游都有关。匹克（Steven Pinker）把这个现象说得很好：
好的化约论（又称为阶层性化约论）并不是把某一个领域的知识用另一个领域的来取代它，相反的，它是将它们连接起来或整合起来。一个领域的基本原则被另一个领域用放大镜（原文为显微镜）来检视，于是黑盒子就被打开了，所承诺的话被兑现了。一个地理学家可能解释为什么非洲的海岸线跟美洲的相吻合，因为它们原先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坐落在不同的板块上，板块分离了，两个大陆也就分离了。至于板块为什么会分离这个问题便交给了地质学家，他们解释地底的岩浆冲上来将它们推开。至于岩浆为什么会这么热，这就要物理学家来解释地心和地表的反应。上述各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缺一不可，每一个都是不可省略的。如果只有地理学家，他必须用魔术来解释这两块大陆为什么会分开；而只有物理学家则没有办法预测南美洲的形状。
这种融会贯通的作法并不是说写自传的作家，要从这个人的多细胞有机体开始谈起，或是解释印象派的兴起要从光的物理来谈。假如是这样的话，每一本书都得从大爆炸（Big Bang）、宇宙肇始讲起，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你永远也达不到你想要的。传统的叙事法对只解释一个层次的事件非常有效，书店和图书馆内充满这类的好书，但是这种叙事的方式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没有什么证据说一个社会中的自我不能用融通的方式来了解：神经科学家解释大脑中电化学网络的功能；进化心理学家解释为什么这些网络会产生本能或“准备好的学习”（prepared learning） [4] ；社会学家解释这些神经网络聚在一起后在人的心智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政治学家及道德领袖探索建构社会最好的方法以符合社会整体和个人的需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巨轮下有多少的文明被蹍过。
在这个连锁中加入一些生物的知识并不会改变它原有的历程，它并不会把我们变成神经元或DNA的奴隶，事实上，它的加入可能使得文化系统更有效率，因为它指出有用的道路去探索，或指出行不通的死巷。我们越了解本性（先天），我们越能改进自己（后天）。 [5]
大脑是人类文明的开始，所以文明是大脑生物学的分枝，就像爬藤所开的花，这些花比支持它的系统还漂亮，不过它们仍然受到这个系统的规范。要捕捉我们生命的精髓，我们必须超越花朵、诗人、哲学家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直到大脑的层次来看生命究竟是什么。这个可能性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奇迹。现在心智已经敞开在我们面前，这是过去所有诗人、哲学家所不敢梦想的，门既然已经开了，何不进去看一看呢？
[1] 钢琴的音阶为八度，但我们只有五根手指头，因此左手弹琴时最后三个音必须由中指越过大拇指的位置继续弹下去，不过右手却是先弹三个音，之后大拇指越过中指再弹后五个音。——译者注
[2] 早期心理学家受到信息处理历程理论的影响，假设我们大脑中有许多的小精灵，每个精灵专司不同的职责，当外界的信息进来时，与它们职责有关的精灵就会兴奋起来，大声喊叫，最上面的精灵收集他所听到的声音，我们便知道看到的是什么了。这是一个比喻，这些小精灵后来变成模块理论的前身。——译者注
[3] 就大多数的右利手来说是如此，但是自然界有通则就一定有例外，在文献上有好几个错位失语症“cross aphasia”——右利手但语言中心在右脑。人不因语言中心在脑的哪一边而有功能上的差别。——译者注
[4] 动物并非什么动作都可以学，适合它本性的就学得快，如鸽子喜欢用喙去啄东西，因此训练鸽子去啄不同颜色的键会很快，学习的发生也是要适合它的本性。——译者注
[5] 《天性与教养》（Nature via Nurture）一书谈的正是先天与后天是个交互作用，过去2000年来错设命题，使我们将两者对立起来研究。在经过科学家、哲学家反复的辩证后，最后的结论是两者交互作用而产生人的智慧与人格，它的证据来自脑科学研究，尤其脑造影技术的精进使我们看到先天结构决定后天，但是同时后天影响先天神经回路的连接；读者亦可参见威尔森的《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一书。——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