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看，我们的经验都是被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所制约。假如我们认为某些经验是纯粹精神上的、纯粹学术上的、纯粹美学上的，那只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检视在那些经验发生的当时，内在化学的环境为何罢了。
——赫胥黎（Aldous Huxley）
我了解到，我之所以觉得自己很笨其实是悲哀时化学物质的副作用，
一旦我的心情好转、我的前额叶皮质又开始正常运作时，
又会有新点子涌出了。
自从了解到这一点以后，我的情绪低潮便不再带来自我怀疑，
我沉住气静待低潮通过。
我发现自从了解这个内在机制后，低潮的时间越来越短，
因为我已不再担心能力退化，
这个领悟停止了负向情绪的恶性循环。
现代神经化学所累积的知识中，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像大脑自己所分泌的快乐药物那样流传得广。大脑科学家很早就怀疑止痛药是提取自罂粟花中的鸦片——海洛因、吗啡、可待因——这些都专门针对大脑的某些区域作用，但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几个不同实验室的科学家发现了鸦片的感受体：神经突触上有恰好符合鸦片剂的感受体，这个发现带来了后来的发明。从罂粟花中提取毒品已有很长的历史，自人类形成农业社会的雏形以来就有了，但是大脑中不太可能会有它的感受体，因为地球上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长罂粟花，大脑中有鸦片感受体的存在显示大脑会产生它自己的鸦片。果然在几年之内，科学家就发现了两种感受体：脑啡肽（enkephalins）和内啡肽，一时间，报章杂志、电台节目都在报导这个令人兴奋的大脑自动得到高潮的“自然亢奋”。25年前我们也发现，人们对健身和慢跑的热衷有一部分是由于在跑得筋疲力尽的同时，大脑会分泌这些强有力的化学物质。人们上健身房不是为了自己身体长期的效益，他们去健身主要是这个运动使他们感觉良好，而大脑记住了这个感受。
大脑有自己的鸦片并非独一无二之事。最近发现大脑中有大麻、尼古丁及DMT（magic mushroom，魔菇，一种兴奋剂）等主要成分的感受体，甚至巧克力中都含有一种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苯氨基丙酸（phenylethylamine，PEA）它可以活化某些感受体产生像吸食大麻时的高潮感觉。
从某一方面来说，大脑中有这些感受体的存在无异打了反毒宣传一耳光。有一个你可能听过的老生常谈的说法：一个赞成DMT的人会说大脑中有DMT的感受体就代表这个药物有更高层的目的，它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功能。然而这个说法是个循环论证：当然这些毒品有它的标的感受体，这是为什么称它作毒品，它们是“精神刺激”（psychoactive）——因为它能够选择感受体这个锁，由于它的形状与该锁的钥匙孔类似，只有它才能打开这个锁 [1] 。地球上有几百万种的植物，它们并没有仿人类大脑自己所分泌化学物质的分子，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植物进化出来跟人类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有重叠的部分，这些植物都被人类大量种植。地球上有这么多的植物，也有这么多的人每天在吃不同的植物，只要有人吃了某种植物之后，产生良好、愉悦的感觉，这个植物的基因就会被人以耕种的方式保存并传了下去，农业其实就是这样发明的 [2] 。
同样的道理，里根担任总统的时候所提出的口号“是你的大脑在吸毒”（This is your brain on drugs）其实是误导我们的，事实上你的大脑全是毒品，或者说，你的大脑“如果不是毒品就什么都不是了”（It would be nothing without drugs）。当然，内在自我分泌的与外面进来的是有差异的，但是外来的药物会有用，主要是因为你的大脑把它当作内在自然分泌的化学物质。现在，当你正在读这些字时，你就受到化学物质的影响，就分子层次来说，这些化学物质与你在街角买的那些犯罪物质没什么两样。
这并不是说我赞成毒品合法化。我们的大脑对它自己分泌物质的调节与回收远比对外来的有效。事实上，毒品达到它药效的一个方式，就是使大脑维持正常的工作短路：没有人会因自己大脑分泌的内啡肽过量而死亡，但是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吸食海洛因过量而死亡。长期使用毒品会引起神经损害，这从海洛因吸食者大脑的扫描图可以看出。有一个实验扫描酗酒者、暴食者和可卡因吸食者大脑中多巴胺感受体的情形，在正常人身上，多巴胺感受体区域是两块鲜红色的对称部位，然后慢慢褪成绿色到边缘（红色代表大脑最活化的区域）；在酗酒和暴食者的大脑中，红色区块只有正常人的几分之一而已，表示他们接受大脑自然分泌的多巴胺量减少了，而在可卡因吸食者的大脑中，则根本找不到红色区块。
长期使用毒品者的大脑所受到的伤害，足以成为反毒的最好理由，但是我们不可轻忽吸毒快乐高潮时，那种超越这个世界的感官经验。假如你可以在你最快乐的时候去扫描一下你的大脑，你的大脑看起来可能会很像第一次吸食海洛因或可卡因的人的脑。
所以我们从这个命题开始：你在吸毒，每一次感觉改变、每一次焦虑产生、每一次爱的凝视，你都会感受到大脑控制你情绪所分泌出来的特定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基本上与你从外界所买来的非常相似，这些毒品的强度主要在量上，而不在质上。你的大脑并没有足够的内在运输机制来使你的神经突触充满那些药物的分子，这是有理由的。
在少数独特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结论，即我们的行为是受到内在分泌化学物质的影响，就像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月经来潮或怀孕的妇女说：“这是我的激素在起作用。”这正是许多似是而非、既解释又混淆说法中的一种。女性在月经来潮和怀孕时，情绪的确会受到脑中所分泌激素的影响，但是把这种感觉认定为“只是激素”造成两个错误观念。第一，它隐含有一个人格是激素的分泌所造成的，并且它是个与正常人格相反的人格；然而，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激素和其他大脑的化学物质如神经传导物质，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人格。当你的大脑不是受到雌性激素或激乳素的影响时，它还受到多巴胺、5-羟色胺以及其他各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影响。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的背景心情和主题情绪都是大脑中各种化学物质流动的结果，就某种程度而言，激素总是在说话。
这就引到第二个迷思——这句话暗示有一个受到化学控制的女性的脑，以及一个清醒、不受化学物质改变的男性的脑。雄性激素改变男性的判断和行为就跟雌性激素对女性的作用一样。你偶尔会听到有人说他的睪固酮很高，但是你很少看到一个人把男性总裁的攻击性行为解释为“只是激素在作怪”，这个把一切推给激素的根源，可能在于雌性激素比较有规则的周期，这种规则性持久一点后就会看出行为的改变：每一个月某些天，你的情绪会改变，因此在那几天，你就认为是激素的关系，而在其他天你则不认为是。
神经科学通俗化的目的不是在去除激素的影响，而是在精准地了解它。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是激素在说话吗？”而是“是哪一种激素在说话？以及它说了些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学习认识大脑所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你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了：突然受到惊吓，肾上腺素会升高；你被选为班长后，5-羟色胺会使你产生社交自信。你越注意到这些化学物质的分泌，你越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套句音乐人的行话就是：“你发展出音乐的耳朵了。”
音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模拟解释。很多人在听流行音乐时，不容易区分出低音大提琴，它不像人声、鼓声或吉他声那么容易区辨出来，大提琴的声音就好像整个混在一起了，但是假如把它除去的话，你马上就听得出来少掉了什么。你可以感觉得到大提琴的存在，只是无法清楚地分辨出它的音色来，这就是训练可以帮助你的地方了。当你听过单独抽离出来的低音大提琴部分，再听到整个的合奏，这时，大提琴的音色就变得清晰了。最令人惊讶的是，一旦你发展出能听出低音大提琴的耳朵，你便再也无法不听到它，你已无法把它关在你的意识之外了。
大脑的化学物质就像低音大提琴的声音一样，一旦你学会辨识某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就开始出现，就像头痛或晕眩一样，你知道它在那里。这个知识会使你觉得你对大脑的使用比较有分辨力，但是这里有一点神经地图的陷阱要小心。知道可的松或激乳素这些名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本质上的改变吗？了解这些会比知道大脑的欲望中心更有帮助吗？
假如知道大脑的这些神经名词只是为了记忆这些术语，它就跟在鸡尾酒会上的卖弄一样低俗；但是了解你大脑中的这些化学物质不仅仅是记忆这些名词，更重要的是它让你知道你自己身体对药物的副作用和细微化的特性。了解它并不能去除这些副作用，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适当的情境之下，知道它们会怎么改变你的判断，知己知彼，才会百战百胜。
设想有下面两种情况。假如你知道你吃了会产生幻觉的魔菇，一个小时之后，你开始感觉到颜色和声音搅在一起了，你突然了解、看透了很多事情，你感到极大的恐惧，当你闭上眼睛，各种东西在你眼前跳舞，你甚至产生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与你以各种不可能的方式互动的幻觉。
现在再想象一下你并不知道你吃了魔菇，突然之间你的世界不知为何就改变了，幻觉和情绪改变不知从哪里出现并跑到你的大脑中。
在这两种情况中，你的大脑是被同样的药物所改变，但是两种经验非常不同。对于第一种你觉得很好玩、很新奇，让你大开眼界；而第二种却会把你吓得要死、以为自己疯了。这两种情境的差别只在于一件事：药物没有变，你对药和它的作用的知觉有变。知道魔菇可以把地毯变成毒蛇窟，使你可以轻松去欣赏蛇及蛇的幻觉。你不能强迫你的大脑停止幻觉，但是你可以安慰自己，因为你知道这是药物的正常副作用。这个安慰无疑会改变你的行为，你不会绕着房子、惊恐地大叫“蛇！蛇！”或去精神病院报到，你会坐在沙发上、嗤嗤地笑。了解药的作用会改变你的经验。
对自己身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也是一样。知道激乳素对压力管理的效用帮助我和我太太了解“9·11”那天早晨她出奇冷静的反应；当我了解一想到创伤的经验，杏仁核就会引发肾上腺素的上升时，我对每次刮风所引起的恐惧反应就比较容易释怀。当我感到内心的焦虑一直在增加时，我就会想：这只是激素在说话，这个感受并没有消除，但是它的作用已经减弱了。
了解自己身体所分泌的化学物质，用克雷默（Peter Kramer）的话就是“聆听”你身体的语言，会使你了解很多新的心智状态。克雷默在他的《神奇百忧解》这本书中谈到一个新的心智类别：拒绝敏感度（rejection sensitivity）。没有人喜欢被拒绝，但是有拒绝敏感症的人对失望的消息会有强烈的反应，有时候他们会特意去避免带来失望或被拒绝感觉的情境，以及使他们失去展现才能、改善生活的机会。以往心理学临床诊断手册对这种情况并无特殊的分类，直到新的药物上市才带出人们对这种情况的重视。
研究者发现5-羟色胺对调节被拒绝感觉的敏感度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百忧解增加大脑中5-羟色胺的浓度，那些原先很怕被拒绝的人发现在药物的作用下，这种恐惧逐渐褪去。他们并不是觉得特别快乐或特别不顾一切的爱冒险，他们并没有失去看待事情的敏感度，只是失望的打击变得不那么沉重；他们不再沉浸在坏消息中，这使得他们对自己有信心，敢再去冒第二次被拒绝的险。
我想读过《神奇百忧解》或是服用过百忧解的人，就很了解那种被拒绝感觉的敏感度，正是一直隐藏在他们心底无法确切指出的那个感觉。一般来说你是快乐的、做事有动机、对世事有兴趣，但是在心中一直有个隐忧：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尤其在社交场合，你并没有忧郁症，也没有躁症或强迫症，但是你很容易泄气，为一点点不该泄气的事而觉得提不起劲来。由于这个感觉并没有名称，所以我们一般人不会特意去想它，至少不像我们去想心理学上一些通俗的类别：外向／内向、左脑型／右脑型、躁郁症／精神分裂症那样。一直到阻挡5-羟色胺回收的新药出现后，这个拒绝敏感度的类别才被突显出来，我们也才前所未有地能够准确地操控5-羟色胺的浓度。当大脑中5-羟色胺的浓度增加，虽然每一件事情都还是一样，但是被拒绝的敏感度消减了。这个改变使我们容易侦察到心智的某些特别倾向，就像你的耳朵对大提琴的声音特别敏感后，你根本不必刻意去听，你自然就听到了。
要感受到大脑情绪系统外围的效应并非一定要靠药物，大脑中主要的神经传导物质本身都很繁忙、掌管很多重要的功能，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其实是身体中几十种生理和化学物质的总和。描述情绪的语言充满了跟身体的关系：我们的皮肤发痒、头皮发麻、心跳像赛车，这些都不是比喻，而是这些情绪状态所分泌的化学物质会引发身体状况，所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才会说情绪不过是身体状况的改变——你本来不觉得害怕，但是你感到你的心跳像在赛车般加速了——詹姆斯认为恐惧就是你的心跳加速。
虽然情绪系统不能像药丸那样立刻降低你的焦虑，但至少它们会产生可靠的外围效应，使你容易去辨认自己所处的情境。几年前，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团队曾经用正子断层扫描检视人们在回忆强烈情绪经验时大脑中的情形，当被试感受到强烈的快乐、悲伤、恐惧和愤怒时，他们打出预定的信号，让实验者开始扫描以找出大脑中这些情绪的部位，结果他们果然找到各种情绪在大脑中的神经地图，每一种都不相同。
但是在实验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个他们没有预期的现象：与悲伤最显著的关联是前额叶的不活化反应，而快乐则会增加这个区域的活化。前额叶的活动与创造、思考有很大的关系，当你在思考时，前额叶非常活跃。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发现快乐活化前额叶而悲伤使这个区域活动减低，所以在心情不好时大脑的联想能力也降低了。
当我第一次看到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报告时，我大为震惊，我想到过去几年来，当我心情不好时，我什么好的点子都想不出来，我的心情低落连带的很快使我开始怀疑我的能力——我不但心情不好，还变笨了，真是雪上加霜！这跟感冒时的感受不同，虽然感冒也使我心情不好，但是我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笨，因为我会认为我的大脑在忙着打退入侵的病毒，所以没时间去想新的点子；我以为生病本来就会使人心思愚钝、脑筋不灵光，所以我就会坐到电视前去看那些不用大脑的综艺节目。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研究使我了解到我之所以觉得自己很笨，其实是悲哀时化学物质的副作用，一旦我的心情好转、我的前额叶皮质又开始正常运作时，就又会有新点子涌出了。自从了解到这一点以后，我的情绪低潮便不再带来自我怀疑，我沉住气静待低潮过去。我发现自从了解这个内在机制后，我的情绪低潮的期间越来越短，因为我已不再担心能力退化，这个领悟停止了负向情绪的恶性循环。
或许最重要的发现是了解了研究者所谓“情绪一致性”（mood congruity）的化学物质。因为大脑是个联结的因特网，又因为我们的记忆在编码时是带有情绪成分的，所以当大脑在某个情绪状态时，它很自动地勾起许多与此情绪相似的过去情绪回忆。当你感受到压力时，你比较容易想起过去的一些压力情境回忆；当你感到害怕时，你会联想起很多过去害怕的回忆，这就是情绪的一致性：你的情绪系统比较会想起跟你现在情绪相似的过去事件回忆。
我们的大脑天生的建构是不会泼冷水的。当你觉得快乐时，你的大脑并不会提醒你还未报税或你可能会被解雇；当你觉得快乐时，你比较容易想起马上可以去度假了，或是上星期做股票大赚了一笔。假如你的杯子是半满的，你的大脑会多加一点水，使它看起来更满！
这个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快乐的人更快乐（喜上眉梢）而沮丧的人更沮丧。很多沮丧的人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人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快乐的记忆不会自动出现，它必须特意去追寻。
几年前巴黎的萨勒贝堤耶（Salpêltrière）医院对患有帕金森症的病人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他们在病人的脑干中植入微电极来协调动作，因为大部分的帕金森症病人失去自主启动一个动作的能力：手脚颤抖，行动困难，而植入微电极刺激脑干的某些部位会减轻这些症状。
有一个病人不幸被刺激到掌管悲哀的地区，当电极被通上电后，病人立刻缩到椅子中，脸上满是悲伤，很快她的眼眶满是泪水，她开始跟医生谈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我已经活够了，我受够了，这种生活……每件事都是如此的无望。”当医生把电流关掉后，她的绝望感觉立刻消失，她微笑起来，承认她不晓得为什么她的世界会突然暗下来。
这个事件是个最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情绪自我启动的威力。试验中的帕金森症病人在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情况下情绪就低落下来，引发这个悲伤情绪的并不是感受到悲哀的事件或想到悲伤的事情，它不过是纯粹电流的刺激活化了生理上掌管悲哀情绪的地方。生理的改变足以使她的大脑充满了悲伤的影像，大脑的皮质联结区充满了她身体在难过时的记忆：肩膀抽动起来、眼眶充满了泪水，这是身体在面对真正难过事情时的反应，所以当电极引发出同样的神经回路活化时，这些记忆就充斥着她的脑海，在几秒钟之内，她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更接近上述那位帕金森症的病人。人逢喜事精神爽，听到一个好消息，其他事都得心应手；或是在参加了好友的葬礼后，觉得世界灰暗，到处都是死亡与疾病。这两者都是大脑的错觉，来自大脑神经回路的活化，情绪左右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偏向于寻找跟我们目前情绪状态相符的记忆，而不是平衡合理地去取样外界的刺激。这就是军中所谓的“粉饰太平——专挑好的说”（incestuous amplification），你的记忆系统就像个好大喜功的上校，隐瞒坏消息，只报告司令官他想要听的话。就像这个模拟，假如你知道你的自我毁灭的循环回路要启动了，你就可以绕路避开它，你可以主动去寻求与它相抵触的信息，或是从“一粒砂中去看世界”，天底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事情没有那么糟，那只是你的激素在作怪罢了！
情绪不只会使某些记忆比别的记忆更重要，它也会影响编码的细节。许多年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奥斯纳（Kevin Ochsner）做了一个实验，他让一群大学生看一些幻灯片，有些是正向的情绪（微笑的孩子）、有些是负面的（扭曲的脸），还有些是中性的。你可以猜到，几天之后他去测试这些学生的记忆时，那些引发强烈情绪的图片记得最清楚。正向的和负向的记得一样清楚，而中性的就从记忆中褪去了，如我们所预期的：大脑的情绪标记发挥了它的作用。
但是奥斯纳在询问他的被试究竟记住了什么细节时，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别，对于正向的影像，被试记住的是那张图片给他整个的印象，以及引起他愉悦感觉的记忆痕迹；但是在回忆负面影像时，被试记住的多半是细节。快乐的影像，他们记住整个场景，但是不愉快的影像，他们像刑警一样检视犯罪现场，他们记住的是细节。这两种影像都编码到大脑中了，但是编码的历程却遵循着不同的规则，这是研究“镁光灯记忆”的另一种方向。我们前面在谈杏仁核时曾提到镁光灯记忆，当我们经验到不愉快的事件时，我们大脑尽可能地记录下细节，万一这个细节跟以后的威胁有相关的话，这个信息就能派上用场了。
这可能是为什么负面的记忆一直萦绕着我们（所谓阴魂不散），而正向的往往过去就忘了。大脑是一个联结的网络，所谓记忆就是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有的时候，重叠的神经元会跟原始的神经回路一起被活化，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对两个相关的记忆所做的联结：一首老歌会使你想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大学宿舍回忆；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蓝天会使你想起“9·11”飞机撞入摩天楼的场景。假如负面情绪是建立在多重的细节上，每一个细节又有它自己共振的神经回路，这表示它有更多的回忆线索把你带回当时的场景，不愉快的记忆本身就带给你更多的细节使你忘不掉。
这个情绪的副作用值得我们仔细探讨。许多毒品对我们的记忆系统都有大家所熟知的效用，迷幻药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麦角酸二乙酰胺）会使你想起过去旅行时所发生的细节，即使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你的记忆仍然清晰可辨；大麻会妨害你的短期记忆；咖啡因强化我们的回忆机制（至少第一杯咖啡会如此）。虽然仅有少数的人使用大麻或LSD，但是这些药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使用药物来制造大脑正向和负向的情绪反应：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恐惧、悔恨和快乐。这些大脑中神经生化的反应有可预期的效果：它们增强记忆、使我们想起类似的事件、编码更多的细节。你一天可能感受到很多次情绪的一致性（即情绪与你所经验的事件都为正向或都为负向），很奇怪的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灵光一闪——过去事情突然清楚呈现在心中。到底哪一种效应才是真正大家都经历过的呢？
我们的大脑不是只管正向和负向的记忆，它同时还管新奇、不曾见过的记忆，也记住跟我们预期不同的事件。从很多方面来说，所谓的智慧其实就是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不论这个能力是通过DNA编码进我们大脑还是通过生活经验进入我们的大脑。当一个物体从上而下突然变大时，我们会退缩，因为一个东西从天而降突然变大通常是危险的征兆，表示我们会被它击中，我们的退缩就是一个聪明的行为。假如马路结冰、路面很滑时，你会轻踩刹车，一踩一放、一踩一放而不是一路踩到底，因为用正常踩刹车方式会使你的车立刻打滑，非常危险。你的轻踩、轻放刹车就是一个聪明的行为。所谓智慧就是能看到“因”同时能预测“果”，所以新奇、不曾见过的东西应该在我们的心智上占据一个重要的空间，好像我们的大脑就有这样一个基本规则：假如你期待X却得到Y，你最好把整个事件记下来。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去记住朋友、老师或同事在餐桌上、在研讨会上所讲的话。有人会不经意地替古巴强人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经济政策辩护几句，或是批评法国导演高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甚至流行音乐天后麦当娜（Madonna）最新的专辑。不知怎么，他们的话就烙印在我脑海中，我发现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我还在脑海中构想与他们争辩的句子，或是替他们的话找寻新的证据。有很长一阵子我对自己选择性记忆的标准感到很困扰：为什么我牢牢记得这一句话不放而忘掉许许多多其他的话？
这个问题一直到我读到大脑的注意力和记忆系统是设计去编码新奇和令你惊异的事情后才恍然大悟。盘踞在我长期记忆中的那些话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们都是令我惊异的话！你听你自由派的朋友谈安·兰德 [3] （Ayn Rand）有多厉害，突然之间，他宣称他支持渐进式赋税，你会觉得很诧异，因为两者前后矛盾；或是你认为你精通进化论的所有规则，突然之间，有人提到某个达尔文支派的想法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你的大脑会突然立正仔细聆听：“嘿！那是什么呀？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法文里有一个词很能捉住这个机制的精神，直接翻译成英文就是“楼梯的智慧”（l’sprit d’scalier），根据《牛津成语字典》的定义是：“一个不能翻译的词组，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在下楼梯时才想到刚刚在客厅里应该可以反应的反唇相讥的话。”我们刚刚在客厅时没有想到该如何对答是因为我们太意外了、一时措手不及而无法做出回应。我们对可预测的情境都准备好了很多对答的话，但是对突如其来的话题常会一时不知所措，要等到事过境迁下楼梯时才想到刚刚应该可以怎么回答，也就是自己不够急智。我们会一直在脑海中反复回忆这件事是因为我们的记忆本来就是设计好专门对出乎意料的事多加注意的。
研究者现在知道大脑中有一个神经化学的系统专门在追踪、辨识新的经验和令你惊讶的经验，尤其如果这个经验与报酬有关的话。这个系统主要是受到大脑中多巴胺系统的调节，因为它在好几种毒品上瘾（如可卡因）的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把多巴胺描述为大脑的“快乐”药物，但是它其实会误导读者，因为多巴胺的作用绝对不止快乐。第一，多巴胺跟大脑中其他主要的神经传导物质一样，在大脑很多地方都有作用，许多时候并不见得跟快乐或报酬有关（帕金森症的病人就是因为大脑运动皮质区的多巴胺不足而造成动作功能的缺失）。但是把多巴胺当作快乐药物还有另一个问题，类鸦片（opioid）是个纯粹的快乐药物，如果大脑中充满了类鸦片，不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非自然产生的，你都会觉得很快乐，这是为什么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行为——性高潮、社会联结都会引起大脑中分泌类鸦片。多巴胺并不是像类鸦片这样的快乐药物，它是当大脑预期会得到报酬时，假如报酬超越或不到预期的期望值，就会送出警讯。它有点像股票分析师在看每一季的盈余报表：假如公司表现很好、达到预期的标准，就不会有新闻；但是假如公司有出乎意料的损失或收益的话，他就要写报告。假如你期待看到你所爱的人的脸或抢到一个新客户，然后你果然得到你所期待的，这时多巴胺在你的系统中会保持平衡；但是假如你没有得到你所预期的，这时多巴胺的产量就会快速下降；相反的，假如这个报酬比你想象得更好——你的爱人不但来了，还带上一束鲜花，或是你的客户交给你两倍的生意——这时你的大脑会分泌额外的多巴胺来宣告这个好消息。电影、小说、童话故事都是利用这个来达成新奇感：我们喜欢故事有惊无险的最后大团圆，因为我们的大脑对惊奇有着生理上的偏好。
比较低的多巴胺浓度会活化潘克塞所谓心智的“寻找”（seeking）回路——驱使我们去搜寻环境中新的报酬途径。假如你期待一整桌的满汉大餐，结果只得到几个烧饼充饥，你下降的多巴胺浓度会驱使你立刻去厨房冰箱里找东西吃。长期性的低多巴胺浓度会使人产生像毒瘾者对毒品那种强烈的饥渴，就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它也会在社交瘾（social addiction）上轧上一角。在上述的这些情境中最主要的就是多巴胺系统对真实世界与心中预期的落差，多巴胺系统不变地聚焦在新奇的和惊异的事物上。
毒瘾研究者认为有些人特别容易上瘾，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预期报酬的阈值太容易因经验而改变。每一天的到来都会带来新的可能性，有时报酬比较高，有时报酬比预期低。当累积了这些经验后，多巴胺系统就开始评估报酬有多接近原先的预期。假如你的预期值很稳定，你就不会因为偶尔的失常而忧心；但是假如你的预期值很不稳定，每天的起伏很大，那么你就容易被最近的事件所影响，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难处理了。比如说，有一天，在一个1~10的量表中，你期待的是5，那一天你碰巧中了乐透，乐到快接近满分10；假如隔天早上醒来你还是预期10的话，你的多巴胺浓度就要下降了，因为不可能每天都中乐透，你的报酬低于你的预期；但是假如你有一个稳定的系统，第二天醒来仍然预期5时，你的多巴胺浓度就不会下降。
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吸食可卡因，觉得很不错，但是永远不再碰它，而有的人即使在可卡因已经不能再带给他愉悦的感受后，仍旧不停地服用它。可卡因跟好几种神经传导物质有交互作用，但是研究者认为它的毒瘾部分与多巴胺回路有关。当它在你大脑中活跃时（通常它的药效只有一小时），它带给你“10”的感觉，假如你的大脑立刻重新设定预期值，你就会发现你渴望更多的可卡因。[就如卡林（George Carlin）曾经说的：“可卡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而这个新人第一个要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可卡因。”]假如你的阈值不容易变动，那么减低的报酬值就像股市老手会去忽略他已经知道的亏损报表。
大脑中有化学物质会制造出快乐和报酬的愉悦感，它同时也有化学物质会制造对快乐和报酬的胃口。因为报酬很少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胃口系统就跟我们心智在热衷追求新的经验有紧密联系。快乐系统就驻扎在内啡肽和肾上腺素的近亲——正肾上腺素上；而对新奇事物胃口的系统是驻扎在多巴胺上。快乐系统和追求新奇系统两者是相辅相成、同步进行的，但是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有显著个别差异，有人前者强，有人后者强。这两者人格特质并不相同（享乐主义者并不见得爱新奇），但是它们可以有重叠的部分。
几十年前，心理学家克隆宁格（Robert Cloninger）曾经提出“统一的人格生物社会理论”，从三个主要的神经传导物质：5-羟色胺、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来设定人格的主轴，5-羟色胺的主轴包括“对危险的躲避”（harm avoidance），也就是“拒绝敏感度”的另一个说法。假如你的5-羟色胺浓度很高，你比较有信心、不那么容易觉得受到伤害；假如5-羟色胺低的话，你会防御性强、不太肯冒险。多巴胺，如我们前面所见，调节“对好奇的追求”这个主轴；而正肾上腺素调节“对报酬的依赖”这个主轴，它使我们对快乐的刺激产生或多或少的依赖。克隆宁格认为这三个主轴在某种程度上是各自独立的，人格的各个面向最后可以回归到这三个主轴上。你可以很依赖报酬、对新奇的东西不在意、中等程度的趋吉避凶——你是一个整天待在家里的享乐主义者，或者你可以是不惧危险、不计报酬的探险者，永远追求新的经验、不管它是危险或舒适——自愿上前线去采访的战地记者就是这种人格。
克隆宁格的这个“统一的人格”理论并没有被许多心理学家所接受，但是如果把它当成目前大家所接受的人格理论的补充材料的话，它倒是带来新的观点，让我们对传统的内向、外向、疯狂和忧郁的人格名词，有一番全新的了解，使我们从里面去看大脑如何影响人格的表现。事实上，克隆宁格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包含其他重要的神经生化物质如激乳素或是内啡肽，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把人格特质归因到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而在于它没有包含足够的神经传导物质主轴。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有工具——无论是诊断测验或是脑造影研究——使我们可以发展出正确的人格向度的神经生化主轴。我们将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是有高于一般人的5-羟色胺浓度、一个很容易重新设定的多巴胺系统、比一般男性少一点睪丸素的人。这个人格剖面图会有点像“神龙传奇”（Dungeons and Dragons）电玩游戏那样战力指数分析的方式：你的主角的灵敏度有15分、魅力有12分、智慧有7分。
神经生化的剖面图听起来像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但是它并没有电影那么疯狂或邪恶，至少它不会冷酷无情地将你和你的基因结合在一起，因为生活经验和学习会改变你的神经生化。你的高5-羟色胺可能是因为生下来就如此，或是后天教养使得你如此。剖面图当然是一个人格粗糙的简图，但是至少不会比SAT成绩或人事广告上的描述更差，你仍然是要通过跟朋友交往，才能更深入了解一个人，但是当你没有时间或机会长期跟一个人交往时，知道他大脑化学物质的信息可能是很有用的。当人们听到神经剖面图感到退缩时，主要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分析会取代所有我们用来了解人格的方法。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有你无我、选甲就把乙排除的命题。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进步到用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来了解我们的好朋友（“高5-羟色胺、低多巴胺、中等的雌性激素，嗯，这听起来像是××！”），像这样的人格描述可以真正抓住这个人的特质吗？当然不行。但是它也可能比描述一个人“身高六英尺三英寸 [4] 、142磅 [5] 、家中排行长男”来的有效。你可以基于上述描述知道我讲的是你那一个朋友，但是这些信息对你了解这个人并没有任何帮助，因为这不是全貌。神经传导物质的剖面图也是一样，它不是不相干的信息，但是它也并不是全貌，一旦你了解神经传导物质数据的意义后，这些数据就可以派上用场。它是人格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不会把童年的经验省略只因为它不代表100%成年后的你，所以你也不该拒绝神经传导物质的剖面图。
把神经传导物质剖面图包括进人格来的好处；是它留给你生活经验和学习对人格影响的空间，不像基因剖面图那样没有回转的余地；你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一部分是DNA决定的，但是它也受到后天教养的影响。许多年前，有一个著名的研究是去探讨压力在最具阶层性的人为机构（英国的文官组织系统）中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个人在文官制度中官阶的高低，可以清楚的预测他将来会不会得心脏病，因为这跟可的松有关——官阶越高，可的松越低，即使是最顽固的生物决定论者都会承认天生可的松浓度低的人是位居顶端的人。文官制度的文化环境会影响公务员的压力程度，因而改变他大脑的生物化学物质：阶级越高，可的松越低，阶级越低，可的松越高。这种激素浓度会出现在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剖面图上，但是它们不见得会像基因一样把你的命运在未出生前就锁定在双螺旋中。事实上，它们可能指出的是身体之外，社会本身的不平衡。在我们身体和大脑中流动的自我分泌的毒品，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我们自己的信息，并不仅是我们天生的、生理的自我而已，它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大脑内在化学物质以外的世界。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美人民平均可的松浓度的长期追踪图表，以及其他主要内分泌的统计表。这些图表会像我第一张放大的肾上腺素浓度表，每一个波峰都代表着我说的一个笑话。你在恐怖分子攻击时会看到可的松的大量涌出，在经济萧条时也会；你的5-羟色胺在股票市场狂飙时会窜高。外界的事件并不会改变DNA，至少不会在10~20年的期间内改变DNA，但是这些事件会改变大脑的化学，它作用的期间可以以秒或以年来计算。大脑的内分泌系统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都扮演无声却重要的角色，现在它们终于发声了。
[1] 细胞膜上有许多感受体，每一种感受体的形状不一，只有与它相符的神经传导物质才能打开这个锁，进入细胞内活化细胞。——译者注
[2] 这就是神农氏尝百草。——译者注
[3] 安·兰德是俄裔美国作家，主张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自我主义。——译者注
[4] 1英寸=0.0254米。
[5] 1磅=0.454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