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亲子依附关系最好的进化例子是微笑本能。
所有正常的孩子在一出生头几个月都会微笑，
很多父母认为婴儿的微笑是亲子关系的转折点，
在几个星期哭与睡之间的摇摆后，
婴儿眼睛和嘴巴的肌肉开始显示出快乐，
通常是在看到父母的面孔时会微笑，
突然之间，
这个婴儿可以做出正向反馈了。
像很多新手父母一样，当我知道我太太怀孕了，我就开始担心怀孕期间各种不顺利的可能性，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焦虑也逐日加深：流产、食物中毒、超声波的伤害。到第六个月时，胎位突然下降，医生吩咐我太太卧床以免早产，这时我的焦虑夸张到可以写成电视剧了。我们产检的医生所属的医院在纽约市东区上城，在不塞车的情况下，光是出租车就得坐个20分钟，要在曼哈顿期待没有交通拥塞就像期待在地铁上有人会让座给孕妇一样的不可能。我想象各种情况逼着我在出租车上接生我的孩子，或是在罗斯福大道的人行道上……
幸好我的儿子一直等到足月才跑出来，他甚至等到出租车到达医院才跑出来，整个生产过程都很顺利。两天以后，母子平安出院，当我们回到公寓后，我注意到心头的千斤重担消失了，那天晚上当我去睡觉时，我才了解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我是多么的焦虑，现在，我太太与儿子都睡在我身边，我又是多么的轻松。我跟自己说，我等不及天亮好感受一下在屋子里走而没有恐惧感觉的滋味。
当然，事情不可能永远尽如人意，第二天就是2001年9月11日。
我对于恐怖的那一天的记忆就是在20条街外目睹大楼燃烧、在电视上看到它倒下、当新闻报道另一架飞机也失踪时心中的沉重感觉；但是有一个记忆特别突出，在“9·11”过后的好几天、好几个月里，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记忆是我站在太太旁边，她正在摇椅上喂奶，我告诉她第二栋大楼也倒了，我在她眼里看到很奇怪的置身事外、抽离的冷静眼光。我心中则是充满了新手父亲的保护感焦虑：我们安全吗？要不要撤离纽约？纽约的空气对我的儿子安全吗？但是反观我太太好像在听我说别人的事一样，没什么反应。
后来，她承认她觉得整个事件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与她无关，她无法使自己像别人一样感受到震惊或恐惧，她觉得很有罪恶感。从逻辑上来说，她了解发生了很恐怖的事，但是她无法感受到它。这并非她对可能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她叫我们在屋子里的人储水及储粮、打电话给小儿科医生询问燃烧后的空气对婴儿的伤害；然而你可以从她的眼睛中看出，这个危机对她的影响与对我们其他人的影响不同。
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我会期待一个新手母亲特别的警觉，因为她手臂中的小生命是这么的脆弱，难道保护她孩子的本能不会启动更强的恐惧反应吗？我可以感觉到我体内肾上腺素在上升，但是我太太的表现好像她刚刚才服过镇静剂，这是怎么回事？
我后来才知道我们倒真的是服了不同的药，不过这个药是我们体内自己分泌的。我的体内充满了各种激素的鸡尾酒，产生“战或逃”的反应；而我太太的体内则是非常不同的化学物质——催产素（oxytocin，又称激乳素），这个分子跟生命中最重要的情绪事件有关——坠入爱河、形成强烈的社会依附关系、生孩子。当我愤怒地在屋子里踱着方步、眼睛盯着CNN的新闻时，激乳素使我太太冷静、哺育。虽然我心中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儿子好，我也了解我与太太谁的反应会对儿子更好。
一年以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校园里跟心理学教授泰勒（Shelley Taylor）见面，她对激乳素和压力之间的关系做过很深的研究。泰勒是研究正向情绪大脑回路的脑科学家，近来这方面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了。过去，脑科学家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在负面情绪反应的神经回路上：恐惧和压力在大脑的所在地被找了出来 [1] 。直到最近，始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爱与依附，它在科学文献中稀少到你不会注意它的存在，但是泰勒和她的同事现在正想办法来改变这个现象。
当我们在她洛杉矶城市中心的办公室见面时，我先问她为什么会对激乳素感兴趣。她告诉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去听一位访问学者演讲，谈压力紧张和“战或逃”的本能反应。演讲者提到老鼠在紧张压力的状态会有攻击性的行为出现，当电击两只关在一起的老鼠以制造紧张压力时，如果不及时分开的话，它们真的会把对方咬死。
“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像点亮了一个电灯泡似的，因为这个行为跟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的有些不同。”她说，“所以我回到实验室跟我的学生说：‘你们如何来解释这个动物实验与人类行为上的差异？’有一个说：‘你知道，动物实验用的全是公鼠，他们完全不用母鼠，因为雌性的生育周期很短。’又有一个人说：‘你知道，人类研究也都是只用男性。’于是我们就去文献中找女性对压力的反应如何，结果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在1995年以前，女性才占全部被试的17%，几乎没有任何的研究有用足够的女性来做比较。
“缺少性别的比较并非仅是政治上的议题而已，几十年来，对压力反应的科学研究都是先制造一个有压力的情境，例如放一个猎食者进去，或是你的敌人偷了你的粮食，这时身体会产生‘战或逃’的反应。”泰勒认为“战或逃”的本能反应仅是故事的一半而已，“我跟我实验室的学生说：‘好，我们从头开始，女性在做什么？战或逃对女性来说也是合理的压力反应吗？’立刻，我们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因为女性对压力的反应必须包括对下一代安全的考虑。’我们认为如果你是光棍一个，‘战’的行为很正常，但是假如你要保护你的孩子，‘战’的行为就不是那么好；‘逃’也是一样，只有少数像鹿这样的动物，出生之后不久就可以跑得很快以逃命。”
在听完这个演讲后两年，泰勒形成了她自己的假设，发表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叫作《抚育本能》（The Tending Instinct）。她说“战或逃”只是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而已，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抚育和成为朋友”（tending-and-befriend）。你可以用强势的方式面对压力，硬碰硬，你也可以找同伴的援助；在人类是两者皆有，但是在女性中“抚育本能”比较多。她说：“最近有个研究，比较了28个不同的实验，发现其中26个研究中，在有压力的情境下女性寻求社会支持的比男性多。在人类的性别差异中，除了生孩子，还没有哪一项比它的差异更大。在性别差异中，男性有比较好的空间能力，女性有比较好的语言能力，但是如果你看这两条曲线，中间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但是在面对压力、寻求社会支持方面，这两条曲线重叠的部分很少。”
泰勒和她的团队认为，激乳素这种化学物质是照顾本能内在的大脑机制。研究者很早就知道有强烈的情绪依附感时，大脑会分泌激乳素，如生产时、哺乳时或性高潮时。高的激乳素浓度也与紧张压力有关，虽然男女大脑中都有激乳素，但是女性雌激素（estrogen）会加强激素的效应，使它在男性激素睪丸素（testosterone）比较重的男性身体中作用比较弱。假如照顾本能有生物机制的话，激乳素应该是一个。
如果你去阅读激乳素的文献，你一定会读到一种令人难忘的小动物，它对依附作用神经化学机制的贡献比任何一种动物都大。它就是田鼠（prairie vole），美国中西部草原的一种原生啮齿类动物，是大自然中最浪漫的动物之一。在交配后，大部分的田鼠会维持一夫一妻、共同抚养孩子以终，这种幸福的老鼠家庭在大自然中是很少有的，在哺乳类中，只有5%的动物是一夫一妻、双亲共同抚养下一代。在20年前，一位神经内分泌学家（neuroendocrinologist）卡特（Sue Carter）开始研究田鼠大脑以了解这个不寻常忠贞行为的原因。
卡特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她在电话里告诉我：“我会对激乳素感兴趣是因为我知道在性行为时会分泌激乳素，那时已有报告出来显示激乳素会强化绵羊的亲子关系联结（parent-child bond）。”当卡特把激乳素打进田鼠的大脑时，在这个动物身上形成更强的联结。卡特同时也从反方向来研究激乳素，她将关掉激乳素感受体的化学物质打入动物大脑，阻挡激素的作用，结果田鼠的生活形态立刻就改变，不再父慈子孝、夫妻相爱，而是四处打野食、到处留情了。“最强烈的证据莫过于当你把阻挡激乳素感受体的药物注射进去时，动物立刻不再形成配对的联结。”卡特解释说。
好几年以后，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教授因瑟尔[Tom Insel；他现在是美国国立心理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院长]做了一个比较动物学的研究，他比较田鼠和它的表兄山鼠（montane vole）在一夫一妻上的关系。他发现两者非常不同：在忠诚的田鼠大脑中，激乳素的感受体与多巴胺（dopamine）的感受体在大脑的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中是重叠的；但是在花心的山鼠身上，激乳素的感受体是在大脑别的地方。伏隔核是大脑中重要的享乐中心，而多巴胺与觅食和进食的行为有关。在花心的山鼠身上，激乳素的感受体是在大脑的酬赏回馈回路（reward circuit）中，这些结构上的差异显示激乳素的分泌会使田鼠感到愉快，但是对山鼠的效应就不一样了。假如激乳素鼓励动物与它们的配偶在一起，这就难怪田鼠会是一夫一妻了，因为它们的大脑结构使这个依附行为成为乐趣。
想把田鼠研究应用到人类大脑这个诱惑，简直大到不可抗拒。人类激乳素感受体的位置也和田鼠一样，位于大脑中多巴胺很多的地方，显示它也在大脑进食和酬赏回馈回路上。有一个研究比较被试看他情人的照片和陌生人照片时，大脑的活动情形，结果皮质的反应非常的不同。很有趣的是，大脑在浪漫地注视着情人的相片时，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fMRI）显示与母亲听到新生婴儿哭泣时的地方一样，它同时也与吸食可卡因的人快乐时的情形一样（我们后面会再回来谈它）。
面孔辨识的研究特别有趣，因为好几个动物实验都将激乳素与社交记忆的形成连上关系。有一个假设说激乳素在性交高潮或生产的时候大量分泌，这会巩固伴侣的面孔及新生儿影像在心智中的地位。许多亲自哺乳的母亲都说她们牢牢记得婴儿在吃奶时，眼睛看她们的情形，这个清晰的记忆和它与温暖母爱的感觉，很可能就是激乳素的“烙印”（imprint）作用。
对有些人来说，很不能接受“爱是大脑回路的产品”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接受恐惧反应是大脑神经结构和化学物质反应的结果，但是不太能接受爱也具有同样的生理原因。有一次在晚宴上，我告诉一位朋友激乳素与依附关系的神经科学研究，他投以非常怀疑的眼神：“我无法相信人们对于爱的经验竟然可能有共同的地方，我敢跟你打赌，假如你扫描热恋中的男女，他们的大脑每一次都不一样。”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朋友是对的。我们的大脑像指纹，每个人都不一样，当你想到所爱的人时，独特的神经回路组合会活化，带出脸孔的影像、过去共度时光的记忆，它是各种不同次情绪的综合体。有些人对爱的经验比较生动清晰，有些人只是难以摆脱与性吸引力的联结，更有人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就理论上来说，在先进的大脑扫描上应该可以看出这三者的不同。
然而，在这些不同之下，还是有共同的核心存在。就定义来说，这么基础的情绪应该有它自己的神经回路。假如爱没有生理机制，假如它只是我们学会的，像我们学会打字或拉大提琴那样的话，情绪就不会有转变升华的力量（有的时候这个力量是破坏性的）。了解爱是了解它的独特性，但是有一部分也是分享共同的经验——这是情诗会引起共鸣的原因。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转移到你所谓的“独特性”（unique）是什么。每一个指纹都是独特的，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所有的指纹都有共同的地方：它都在我们指头的前端，半同心圆的圆圈，有非常可靠的部件：中央点、丁稚（detch）点、三角（delta）点。爱就像这些指纹，部件一定是不同的安排，但是部件本身却具有相同的普遍性。
人类大脑的复杂度以及进行爱的实验的伦理问题，使得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进展得很慢，这时写情诗的人可能可以松一口气。但是虽然我们对人类大脑神经化学知识了解得还很有限，不过从其他哺乳类的研究中可以衍生得之，因为我们是进化而来的动物。爱就像心跳是规律的或者视觉是立体的一样，是属于我们进化的遗产。假如我们进化出不同的交配和抚养孩子方式——出生就弃养、如爬行动物般滥交，那么我们的大脑可能就无法感受到爱。
爬行动物既缺新皮质（这是我们语言和高级学习的中心）也缺少大部分的边缘系统（前面已谈过，即情绪的中心）。爬行动物的大脑并不会产生激乳素，假如进化出了意外使爬行动物发展出前脑能够有语言和高层次的意识，但是保留了它们不抚养孩子的习性，那么爬行动物可能就变成会写出有关生物化学驱动力，如温度的调节，强有力的文章，但是它没有办法写出爬行动物的十四行诗之类的情诗。爱的生物天赋使我们的孩子出生时是无助、极需要照顾的才可能存活下来，这个照顾就是以社会联结（social bond）的方式存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结、父与母的联结以及衍生家庭对孩子的联结。维持这个联结的黏着剂就在于大脑在我们进入爱的关系时，所带给我们的快乐、回馈和满足。
当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爱和依附时，爱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法：使有机体去照顾别的有机体，即使对他自己来说并不是最直接有利的方式。新生儿父母马上可以体会到这个卓见；好几个夜晚当你哈欠连天地望着哭闹不休、不可理喻的婴儿时，你对自己说：“我这是在干嘛呀？”爱的神经回路是进化使你撑下去的方式，你大脑中化学物质的改变使你在肚子饿时会去搜索食物、在被攻击时会去寻找安全的地方，它同时也驱使你去安慰你的孩子、替他换尿布，虽然你的睡眠被剥夺，他在大哭大闹。
进化生物学家塞蒙斯（Donald Symons）对我们情绪的进化有个很好的解释：我们之所以会有强烈的感情，正因为驱使我们前进的情绪目标是非常难实现的——目标越难，感觉越强烈。在我们大脑进化的环境中，觅食和照顾孩子是最困难的，同时也是生存最关键的，所以进化用大脑中创造出的反馈系统，使我们在吃饭和照顾孩子上得到快乐来鼓励我们。呼吸对我们生存是一样的重要，但是氧气在环境中非常充沛，所以我们在呼吸时并没有温暖或满足的感觉；虽然我们需要氧才能存活，但是因为它得之太易，并没有一个精密的反馈回路去驱使我们在遭逢困境的时候把它找出来。
或许亲子依附关系最好的进化例子是微笑本能。所有正常的孩子在一出生头几个月都会微笑，很多父母认为婴儿的微笑是亲子关系的转折点，在几个星期哭与睡之间的摆荡后，婴儿眼睛和嘴巴的肌肉开始显示出快乐，通常是在看到父母的面孔时会微笑，突然之间，这个婴儿可以做出正向反馈了。这时机实在来得巧，假如你做个基因的研究，将婴儿的微笑延后六个月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孩子被送去给人收养或者干脆就抛弃。第一个亲子微笑的交换是进化最美好的双人对唱：大脑设定好去产生某一个特定的表情，这个表情可以跟另外一个大脑设定好在看到这个表情时，去接受这个强烈的快乐互动。这是爱的语言、第一个无声的音符。
微笑仅是个开端，这本书的许多字都是伴随着我们家中持续不断的背景配音打字而成的：我儿子的笑声。大部分的时候，笑似乎是他主要的活动，而笑是会感染的，你很难听到别人在开怀大笑而不跟着微笑。当我们与儿子在玩时我太太与我得到非常多反馈，但是没有一个反馈比跟他一起笑更快乐、更有情绪上的满足感。我们的笑声常是来自搔他痒及与他玩翻跟斗的游戏。
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却很奇怪，我们一向把这两者当作理所当然——搔痒会引人发笑，笑声会引起听见范围的人笑，即使是孩子都知道；但是当你退远一点来看时，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了。我们知道天生让我们有“战或逃”的本能反应，或是让我们有性欲，但是为什么别人笑，我们要跟着笑呢？为什么别人用羽毛轻拂我们的肚皮时，我们要笑？它有什么进化上的好处？如果你看一下尼尔森收视率调查表（Nielsen ratings）或个人广告你就会发现，笑是最令人满足、大脑最追求的心智状态。
要了解笑的根源，你必须先忘掉你过去认为笑是很自然的假设。我们习惯认为笑是对幽默的反应，但是这其实是误导的说法。我们越了解什么使我们笑，你就会发现它离幽默越远。如果要了解笑的根源，你必须忘掉笑话。
幽默的学术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从弗洛伊德的《笑话与潜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Unconscious，这本可以说是有关幽默的最不幽默的书），到英国最近宣布他们已找到世界上最好玩的笑话。虽然英国的研究者宣称他们找了很多的国际性听众作样本采样才得出这个结果，这个笑话讲的却是新泽西州的人：
有两个新泽西州的猎人在树林里打猎，一个人突然倒下去，好像没有了呼吸、眼睛往上翻。另一个人立刻掏出他的手机打119求救。他惊惶地问接线生：“我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
接线生以冷静、安抚的声音说：“先不要慌，我可以帮助你，第一步，先让我们确定他是死了。”一阵寂静，然后一声枪声。这个人的声音又出现，他说：“好，现在该怎么办？”
从这个笑话可以看出，大部分幽默的内在结构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不一致性：你原先期待的是X，突然来了个Y。上面的笑话要好笑，要靠对119接线生的话的两个解释层次：这个猎人必须摸他朋友的脉搏或是开枪把他打死。这个故事情境使你想当然地以为他会去摸脉搏，所以当他开枪时，你就觉得很好笑了。当然这个不一致性是有限的，假如猎人选择去做其他不相干的事，如解开朋友的鞋带或爬上树，这个笑话也不会好笑。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看到，惊奇在幽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脑中有许多次系统专门对预期之外的或新奇的事件做反应。
近年来有几个研究在观察一个人听到好笑的笑话时大脑活动的情形，希望能找出幽默的神经机制。早期的研究指出额叶对了解笑话很重要，另一个亮起来、活化的地方是大脑中控制笑的生理反应的区域。有一个研究是分析右脑前区受伤病人（这是情绪、逻辑、知觉信息汇集的地方），这种病人在选择笑点（笑话最后那个好笑的字）上有困难。要觉得一个笑话好笑其实需要动用到高层次的认知功能。
这就是当普罗文（Robert Provine）想去研究笑时所决定做的，他让被试听笑话及其他诙谐的妙语，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他是马里兰大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教授，也是《笑：一个科学的研究》（Laughter：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他10年来研究我们为什么会笑的成果。他一开始先计算在一般的谈话中，人们听到别人说话然后笑的次数，他立刻发现过去他对于笑的假设是错的。普罗文说：“当我开始记录人们的对谈，然后计算他们笑的次数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说的人自己笑的比听的人多。每一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必须回去从头计算，因为这不可能是对的。’”
他发现说的人比听的人笑的次数高出了46%，而他们发笑的时间点大部分时候并不好笑——听的人和说的人都不是因传统的笑话而笑。他发现只有15%的时候那个句子是真正的好笑，最令人发笑的句子如下：
我们一会儿见。
把那香烟熄掉。
我希望我们都做得很好。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可以应付得来。
我了解你所说的。
我应该做它，但是我太懒了。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做完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在这之前的少数几个关于笑的研究都假设笑跟幽默是在一起的，但是普罗文早期的研究发现这两者的关系其实很薄弱。人们在听到笑话以后当然会笑，但是那只是一小部分的笑。“笑有一个黑暗面，我们有时忽略掉它了，”他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的那些孩子也是笑着走进学校来开枪的。”
当研究进行下去时，普罗文开始怀疑笑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幽默、惊讶、不一致性，而是社会的互动。他从分析人们在社交情境和自己独处时笑的形态上得到支持他假说的证据，“当你跟别人在一起时，你笑的几率比你独处时多30倍，假如你不算电视上仿真社交情境所放出来的罐头笑声的话。”普罗文说，“事实上，当你一个人独处时，你比较可能跟你自己说话而不可能笑。”请想想看当你一个人看书看到好笑的句子时，你有多大声笑出来，再想想看当你跟朋友打招呼时，你有多容易友善地笑。笑并不是对幽默的本能生理反应，它不像是对痛的感受或对冷的发抖，它是社会联结的本能形态，幽默只是探索它的艺术而已。
普罗文在巴尔的摩校区的实验室看起来像音响修理店，长长的工作桌上堆满了旧的器材、软管与电线，墙上装饰是彩色的神经元挂图[有一些实在很像摇滚乐团“死之华”（Grateful Dead）在菲尔摩音乐会的海报]，有一个“搔痒艾默”（Tickle Me Elmo，芝麻街儿童剧场中的布偶人物）布偶挂在椅子上。普罗文的指导教授，已过世的神经胚胎学家汉伯格（Victor Hamburger）从一个破旧的工作站墙上的相框中俯视着我们。汉伯格的表情看起来很困惑：“我把你训练成一个科学家，你怎么在这里玩布偶！”
虽然普罗文大部分的研究是跟他所接受的汉伯格训练有关，探索笑的神经肌肉控制以及笑与人类和黑猩猩的呼吸系统的关系，但是了解笑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去看录像带，看他在巴尔的摩港口要求人们对着摄影机微笑的录像带，这整个效应比较像地方新闻采访而不像科学研究。但是当普罗文和我一起坐在实验室中看带子时，我发现我自己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笑，我一再地在屏幕上看到同样的形态：普罗文请一个路过的人对着镜头笑，那个人困惑了一秒说：“我没办法就这样笑。”然后他转头对他的朋友或家人说这件事，笑声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好像呼吸一样轻松自如。不论对象是高中生、结了婚的夫妇或是大一新人，这个形态都一样。
有一次，普罗文穿着格子衬衫、卡其裤，看起来就像是喜剧明星克莱恩（Robert Klein），他要两个开着高尔夫球小车收垃圾的人对着镜头笑，当这两个人无法一听到指令就笑时，普罗文问他们为什么笑不出来。“因为你不好笑。”他们说，然后两人相视开怀大笑。
“你看，你们俩刚刚就使彼此大笑了。”普罗文说。
“那是因为我们是同事。”其中一个人回答道。
这个笑的形态带给我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当我们看到一群高中生时，我已经听不见他们所说的话，只听到每10秒涌出的韵律性笑声。笑声盖过了语言，你几乎听不见歇斯底里笑声下面的对话，假如你是外星人，第一次来到地球、看到人类，你会假设笑是人类最主要的沟通方式，说的话是事后想到所添加的解释。
在某一段大声的笑声后，普罗文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现在还认为笑是这些人意识的决定吗？”他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笑。我们太高估了我们对于笑的意识控制。”
有一个研究显示笑的生理机能是在脑干，这是神经系统最古老的部分，它也负责与我们生命有关的呼吸、心跳，被称为生命中枢。罹患盖瑞格症[Lou Gehrig’disease，即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病（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是一种脑干的病变，俗称渐冻人]的病人常会不由自主地爆出不可控制的笑声，但是一点都没有快乐的感觉，他们同时也会有不可抑制地痛哭。脑干又叫爬行动物脑（reptilian brain），因为它的基本结构可以追溯到爬行动物祖先，它掌管我们最基本的保命本能，跟了解幽默这种高层次复杂的皮质功能差得很远。然而，我们却在这个原始的脑中发现了笑的冲动。
我们过去都习惯把一般常见但是潜意识的本能认为是进化适应来的，如惊吓的反射反应或初生婴儿的吸吮反应。我们为什么对笑这种看起来很轻率、愚蠢的行为会有反射反应呢？看到普罗文的青少年在屏幕上笑使我想起美国天文学家塞根（Carl Sagan）所讲的一个谜语，他说有一种灵长类的动物喜欢五六十个聚集在黑暗的洞穴中，一致性地用力呼吸（hyperventilation）直到几乎昏厥，这个行为看起来很怪异、很愚蠢，就像鲑鱼逆流而上去产卵然后死亡，或是蝴蝶每年飞几千英里去汇合一样。当然，塞根所指的灵长类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团体一致的用力呼吸就是笑，我们喜欢聚在俱乐部中或电影院中笑，或是在家中跟着电视里虚拟人群的罐头笑声笑。
当我在想塞根的这个谜语时，电视里又传来一阵笑声，在我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时，我发现我跟屏幕上这一群孩子一起在笑。我忍俊不禁——笑是会传染的。
我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在很大的团体中一起笑的物种，但是我们对笑的喜好却不是唯一的，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也喜欢笑，虽然不同的发声器官使得它们的笑声听起来比较像喘气而不像人类的笑声。“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笑声有点不同，因为黑猩猩的笑声是快速而且浊重的，而我们的笑是像声门闭锁音，有喉头的开和关。”黑猩猩的研究者法特（Roger Foats）说：“此外，黑猩猩的笑是吸气和呼气时，而我们主要是在呼气的时候。但是除了这个在产生过程的差异之外，对我来说，它们的笑就像我们的一样。”
黑猩猩并不会讲单口相声的笑话，但是它们也像人类一样喜欢被搔痒，普罗文认为搔痒是笑的根源。在他的实验室中，普罗文给我看一段两只小猩猩，一只叫佳胥，另一只叫莉吉，跟照顾它的人类玩耍的录像带。每一次黑猩猩的肚子被搔痒，黑猩猩就歇斯底里地又逃又笑。“这就是黑猩猩的笑声。”普罗文说。跟人类的笑声非常相近，我发现我也跟它们一起笑了起来。
很多父母会告诉你，搔痒常是他们跟孩子玩耍的第一个游戏，也是一定会产生笑声的一个游戏。法特是世界上首次教会黑猩猩手语的人（这只黑猩猩名叫华休），他说搔痒在黑猩猩中也一样的普遍，甚至更常见。“搔痒对黑猩猩来说可能更重要，因为它们终其一生都在玩这个游戏，”他说，“华休甚至到了37岁仍然喜欢被搔痒。”正在学习手语的小猩猩，搔痒经常是他们谈话的主题。
搔痒像笑一样，它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像幽默的不一致性理论，搔痒也是依赖某些程度的惊奇，这是为什么你无法搔自己的痒，可预测的碰触并不会引发笑声而且不会有痒的感觉，只有不预期的碰触才会。有好几个跟搔痒有关的实验都显示搔痒跟感觉运动系统的自我和他人的辨识有关：假如这个系统命令你的手移动到你的肚皮上方，当你的神经末梢报告它被碰触时，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但是假如这个碰触是别的感觉运动系统所产生的，肚皮被搔就是一个惊奇，搔痒的愉快笑声是大脑对这个碰触的反应。对人类和黑猩猩社会来说，搔痒通常是最早出现在父母和子女的社会互动中，这对造成父母与子女的亲子联结有很重要的影响。“搔痒和笑这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维持家庭和小区的联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特说。
几年前，普利兹奖得主科学家戴蒙（Jared Diamond）写了一本标题耸动的小书《性趣何来？》（Why Sex is Fun）。有一些对笑的研究显示搔痒有演化上好笑的原因：它鼓励我们善意去跟别人玩。很多时候，你假装要搔孩子的痒，手尚未接触，他们就已经“呵、呵、呵”地乐不可支了（法特说黑猩猩也是如此）；普罗文在他的书中说可以把“假装搔痒”（feigned tickle）看成“最原始的笑话”（original joke），孩子生命中第一个故意的行为，特意去探索搔痒和笑的神经回路。我们的喜剧坊和电视喜剧是经过文化加强的童年游戏，我们曾经对父母及兄弟姊妹的惊奇碰触微笑，我们现在对笑话的惊奇结尾微笑。搔痒的笑跟婴儿的吸吮与微笑本能一样是进化来加强父母和子女的亲子联结，后来延伸到成人的生活中。
波林·格林大学（Bowling Green University）教授潘克塞（Jaak Panksepp）是位重要的神经科学家，情绪方面研究的先驱。他认为游戏回路的重要性不亚于恐惧和爱的回路。他发现小老鼠游戏的本能是不容易压抑下去的，如果不准小老鼠玩翻跟斗、追逐等游戏（这个是小老鼠的本能，只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彼此捉弄，同时会有吱、吱的叫声，相当于我们的笑声出来），它们只要逮到机会，立刻会做这种游戏。潘克塞将老鼠的这个游戏本能比喻为小鸟的飞行本能。“小老鼠聚集在一起做社会活动是最强有力的正向情绪，一旦你的肚子饱了，你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需求，你就会想去跟别的小朋友玩。”潘克赛说：“3~6岁的童年期是我们看到人类笑的次数最频繁的时候，他们的最爱便是追逐、翻跟斗，所有肢体接触的游戏。”
年幼的哺乳类最爱做的事便是游戏，对人类和黑猩猩来说，笑就是大脑表达对游戏感到快乐的方式。普罗文认为笑声是礼仪化的喘气，你在笑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复了追逐游戏时的声音，所有的孩子在追逐游戏时一定都会发出笑声。搔痒是我们灵长类祖先留下来的一个重要东西，碰人家和被别人碰都是作为哺乳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接触他人。
我们对笑的神经机制还不很了解，我们并不知道笑为什么会令我们觉得愉快，虽然最近的研究已发现笑会活化伏隔核，这正是掌管爱的回路的同一个地方。潘克塞的实验显示阻挡鸦片剂（opiates）作用的药物同时也会压抑老鼠游戏的天性，这表示大脑的内啡肽系统（endorphin system）可能跟笑的快乐感有关。有一些临床上研究显示笑会使你健康，因为它会压抑紧张的激素，并且提升免疫系统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S-IgA）。假如你把笑看成幽默的同义词，笑会使你健康就说不过去了。后天选择为什么要使你的免疫系统对笑话起反应？普罗文的看法比较能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我们的身体并不是对笑话起反应，我们是对社会联结起反应。
这种看法正好可以作为进化学派和弗洛伊德心理学派的桥梁。在两者的模式中，过去都比现在重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过去的焦虑、创伤记忆影响着成年后的心理；达尔文学派认为我们祖先所居住的环境影响着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住的是大都市，但是我们的大脑还是有着当时应付非洲大草原最佳的策略。这两个模式都认为过去的历史使现在的真实性复杂，因为过去的驱动力和欲望无法配合目前的需求；在达尔文的理论架构中，我们受到人类这个物种早期（童年期）的影响，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架构中，我们受到个人童年期的影响。
所以要了解笑的根源必须将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模式综合起来。我们笑主要是因为在儿童发展上最易受伤害的时期，笑是将父母与子女亲子关系紧密联结的情绪黏着剂。对父母的触摸会微笑的孩子会对大人产生强有力的情绪联结，这个联结会帮助孩子生存下来。但是大自然是个非常节俭的家庭主妇，她不愿多花设计的钱，最好是一物多用，假如孩子的大脑中有一套联结的机制，孩子长大了也不需要让它消失，所以抚养孩子时所需的机制就移到长大后社交场合来用。因此，我们看卓别林的电影会笑时，我们要感谢童年，这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己的童年，而是童年本身 以及童年时期独特的挑战所带给我们的能力。
笑进化来巩固社会关系，只是后来被用到笑话上，这个看法在现在这个沟通发达的世界更是重要。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沟通软件设计的研讨会，他们将20多个人关在一个房间中，面对面地讨论各种问题，它同时让各个成员透过笔记本电脑聊天室的设备与很多人交谈，所谈的内容会投射出来到房间中的大屏幕上，每个人都一边讨论一边用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与别人说话。
这种做法是你又要说话又要看屏幕上别人在说什么，同时还要马上上网去找相关的数据，等于是同时对一组人进行两组对话，我觉得我们抓下来很多的信息：真实世界的谈话为主，配上房间中无声的聊天，这真是会使人头晕。认知科学家很早就知道假如我们同时进行两个语言（verbal）的谈话，我们注意力的缓冲空间会塞满，这个实验使我好奇假如一个人同时进行语言和文字的交谈，这个缓冲器会怎样。
但是这次讨论最有趣的是这种安排使所有人的笑话都出笼，跑上聊天室的屏幕，假如有人有可笑的评语要说，他就把它打出来贴上屏幕，你会看到当笑话出现时有人自己偷笑，但是他们都没有笑出声音。我在结束时提到这一点，有人说在虚拟的世界搞笑会增进效益，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看见所有的笑话，但是它又不会打扰别人说话。不过这只有在你把笑话想成是幽默而不是笑才是如此，假如笑本身是个社会联结的形式的话，剥夺笑会对整个气氛有严重的影响。在会议结束时，主席请我们把笔记本电脑关上，回想一下，结果房间很快就充满了笑声，这个笑声立刻改变了会议的气氛，或许每一分钟多少个笑话的数量有减少，但是房间的气氛友善多了、融洽多了。这是因为会议安排的形式使所有的幽默都是投射到屏幕上，这剥夺了我们大脑因为笑而分泌出的化学物质的反馈。笑话本身并不够，你还得笑出来才行。
在这里，我学到的教训有两个层面：第一，某些场合，尤其是虚拟沟通的场合，会比面对面的沟通少了很多笑声；第二，社交场合如果没有笑声会使大脑的化学物质减少，这会影响你与人互动的整体印象，假如情绪的色彩不足，就会影响记忆在大脑中的痕迹。现代人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常在信尾加上一个笑脸来补充信件所缺乏的语调声，帮忙传递你想要的搞笑，但是因为收信人也是独自在计算机前读它，他很可能不会笑出声音来，这个被压抑的笑就会造成差异，假如他笑出来的话，这个记忆会快乐一点、会记得好一点。
当社会联结的脑科学越来越受到重视时，我们沟通工具的良窳也会越来越用这把尺去评估它。过去注意力缺失症一向被当作现代社会多重媒体、多重作业的毛病，但是当你从神经科学的眼光来看电子邮件的沟通方式时，你会感到自闭症可能是数字化社会的后效[文化评论者布鲁姆（Harvey Blume）在10年前做了这个批评]。当我们与他人通过电子邮件沟通时，脸部表情、手势和笑声被剥夺了，我们不知不觉模拟了心智的瞎子空白的情绪雷达。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得知激发这些强有力感觉的化学物质时，我们对个人人际关系的神经科学会有更亲密的了解。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兴趣（你了解到你的依附感原来有一部分是来自激乳素，但是这个化学效应其实不只是在情绪部分，它还会改变你的记忆、你实时的注意、你对环境和人的评估）。你可以把这些想成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在下一章会谈到大脑化学物质的副作用）。当你开始探索心智的副作用后，你不仅记住了药的名字，你也认得病的症状，很奇怪的是，你以前不知道大脑科学时，也知道这些症状，但是你把这些细微的症状归因到别的地方去，或是觉得它无法解释。
这就是我的家庭在“9·11”时的故事。在我孩子出生一年之后，我与卡特谈她在激乳素上的研究，我告诉她我太太在整个混乱中，出奇冷静的反应。想不到我这句话正中红心，她说：“因为我自己的哺乳经验，所以我对哺乳的保护机制很感兴趣。”她已经做完了好几个实验，结果正好可以解释我太太在“9·11”那天的行为。
“我们比较压力在哺乳和未哺乳妇女身上的作用，我们知道哺乳的妇女她们体内有比较多的激乳素，我们发现她们对压力的处理比较好。”卡特说。自从她的研究发表后，后续有更多的研究显示激乳素是科学家所谓的“调降者”（down regulator），它作用在身体的“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皮质”（HPA）系统，这个系统正是当你听到你没有通过升职时，心中纠在一起感觉的制造者；或是当CNN新闻在报导“9·11”事件中另一架飞机失踪时，胃里收缩感觉的来源。被激乳素影响的人，她们对压力的感觉跟一般人不同，坏消息比较容易流过她们的身体而不留下严重烙痕。
这就是照顾本能，你可以用击败敌人的方式来减轻你的压力，你也可以用向亲人哭诉的方式来减轻它。就大脑的化学物质来说，这是两种可行的方法：你可以增加肾上腺素，“战或逃”；你也可以用激乳素使你冷静下来，“照顾和成为朋友”。在潜意识里我趋向前者，而我太太选择了后者。就大脑的化学物质来说，我们是殊途同归——用不同的化学物质解决同样的问题。
把事情太过简化是会有危险的，尤其在大脑的领域。在我离开泰勒的办公室前，她提醒我说：“很多人都说激乳素是拥抱的激素，或是激乳素是爱的激素，但是激乳素其实比这复杂多了，它并没有一对一的心智状态上的相关可循，硬要把大脑的化学分子对应到某一个心智状态上，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例如，如果中年妇女的先生不肯帮忙做家事、不关心她的话，她的激乳素长期性较高。这之间就很不清楚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有一个可能的假设：假如社会支持的需求无法满足的话，激乳素会上升促使这个人去寻求社会接触；当她得到社会支持后，激乳素会降回正常程度。所以激乳素并不是‘使你感觉良好’（feel good）的激素，它可能是‘感觉不好’（feel crummy）的激素，它驱使你去想办法使你感觉良好。”
显然爱情是大脑很多种化学物质的混合，不是只有激乳素而已。有些科学家认为激乳素是与身体自然产生的鸦片剂一起共同作用，激乳素激发社会接触的驱动力，鸦片剂提供你跟亲人、爱人在一起时的温暖舒适感觉。潘克赛认为激乳素会引起身体自然的亢奋是为了减低毒品上瘾者最痛恨的耐药性（tolerance）——就像毒瘾者对海洛因上瘾后，他每次都得增加剂量才会得到同样的亢奋，大脑对自然产生的鸦片剂也会产生同样的耐药性；但是在动物的实验上，注射激乳素进去会剧烈的减低动物对鸦片剂的耐药性。换句话说，激乳素有可能并不是制造爱和依附的内在快感，而是使愉快感维持得比正常时久一点。
所以诗句“对爱上瘾”可能不仅仅是诗而已，它跟母亲听到她们孩子的哭声、爱人看到他们伴侣的相片、毒瘾者感受到可卡因在他体内作用时去扫描这些人的大脑是一样的。这三种情形外在的真实经验非常不同，但是内在化学的物质却是非常相似，像海洛因和可卡因这种毒品有害是因为它们直接作用到调节爱的联结的大脑化学物质上。当一个人对毒品上瘾时，他的好朋友们最普遍的反应是他能够翻脸不认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我们在不了解毒瘾的力量时，无法了解一个人怎么忍得下心去卖自己的孩子换钱买毒品，但是毒针里的药正使他可以去感受到孩子的爱。我们很直观地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实，从神经化学的观点来看，这跟毒瘾者为了毒品牺牲孩子是一模一样的。
知道爱的化学物质后，使我们对毒瘾者有新的同情。但是对我来说，爱的化学物质最慢消失的是对新生婴儿所产生的联结。在我儿子出生以后的几个月，我太太与我常在想“儿子爱我们像我们爱他一样”这句话是否公平（虽然他带给我们无数失眠的晚上及无止境地换尿布）。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出现（尤其是我太太）对他有显著的正向效果：他可以从号啕大哭到立刻安静下来；他对我们的微笑远比任何人多；几个月后，他开始对陌生人的出现感到害怕，这就是依附感。如果把它想成爱似乎有点牵强，我们想或许它是新生婴儿的情绪，它跟我们大人的爱可能像悲哀和痛苦一样大有差别。
我的第二个儿子在这本书快写完时出生，在这两年之间我已学会很多有关爱的神经化学知识，使我对我太太与我过去那些无解的问题有了合理的答案。我不再把早期的依附行为当作初生婴儿的情绪，把它跟我们大人的分开。成人的爱的经验是情绪流过大脑时的千百个记忆的总和：过去爱的记忆、浪漫的情诗、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的电影，以及最主要的，引起你爱的感觉的那个人的记忆。新生婴儿还没有在这世界上活那么久来累积这些记忆，他们的记忆系统也还没有发展完成来记录或回忆复杂的记忆，成人的爱虽然同样是化学的感觉，它也是作用在你的记忆系统上，不过它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并不清楚它的成分是什么，无疑的，每个人的成分不同、比例也不相同，但是激乳素和内啡肽绝对是爱的感觉的关键成分，它带出温暖和满足的感觉，那种来对了地方、放对了位子的舒适感。当然，这个感觉并不是爱的全部，但是它是主要的轴线。
我认为这个化学物质是我们与孩子共享的，即使在他们生命的头几天。当我的儿子一看到他母亲走进房间立刻从大哭大闹到咯咯地笑，他会这样快速改变，因为看见他母亲的脸在他大脑中释放出很多的化学物质，这同样的化学物质也在他母亲的大脑中涌出。当她看见她宝贝儿子的时候，婴儿还没有字来表达他的感觉，对他们来讲，这并不像大人一样伴随着因依附感而出现的一大片丰富的回忆，但是关于这个感觉的某一些重要部分，已经映在两个人的脑海中了。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法去感受爱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共享的经验更令人感动：父母和初生的婴儿并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的回忆，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分享，因为爱的化学物质是父母和子女所共有的天生机制。在你的生命的头几天，你的大脑开始送信息给你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尽量跟她靠近。”几十年以后，你仍然得到这个信息。
[1] 心理学100多年来都只注意到忧郁症、两极症“即俗称的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忽略了预防胜于治疗，应该从源头把疾病的起因控制住，读者可参阅《真实的快乐》（马丁·塞利格曼著）一书，其中详细陈述了时代巨轮的转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