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脑知道得越多，
我越觉得人类大脑的基本问题
在于杏仁核和新皮质之间的抗争
——情绪中心跟理性在争夺有机体的主控权。
情绪记忆最大的麻烦是它不容易淡化，
大脑天生的设定似乎是在防止恐惧反应被否决
——由杏仁核到新皮质有很多的神经连接回路，
反之从新皮质下来的回路却很稀少。
几年前，我与太太搬到曼哈顿市中心边缘的一幢由仓库改装的公寓中，这个公寓以纽约市的标准来说是很不错的，它还有一个不可拒绝的魅力：有一扇俯视哈德逊河的八英尺 [1] 高窗户。在住进来的头几个月，不论是暴风雪还是美丽的夕阳，我们都会坐在窗前静静地享受眼前的景色。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发现这还是一个观察雷电雨的绝佳地点，大部分的气候变化源自西边，所以当气温上升时，新泽西州那边开始聚集雷电，我们坐在家中就能看到一场雷阵雨的表演。某一个六月中旬的下午，一场很强的风雨开始成形，我们后来才知它强到电视台要打出滚动字幕，警告强风来袭。当天色暗了下来、哈德逊河开始出现白色的浪花时，我们站在窗前，脸几乎贴着玻璃，一起观看着大自然的杰作。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声音。
一个细微的声音，像树枝被折断，因为风声和雷声很大，使我听不出是哪里发出来的。我太太立刻弹了起来，退到后面，而我仍然站在窗前。
我说可能是房间的门被风吹关上了，我太太立刻走去看看是否如此。但是这个断裂的声音并非来自房间，而是锁住窗户不锈钢框架的螺丝帽松掉了。当我转身想去检查窗户时，一阵强风把整扇窗给吹掉了，破碎的玻璃散得到处都是。因为我就站在窗边，所以整扇窗吹过我的身边，八英尺高像餐桌那么大的玻璃当场在我眼前碎裂；假如我太太没有去后面检查房门的话，她会首当其冲，时速60英里 [2] 的强风挟着玻璃当场就会要了她的性命。
你可以想象那几秒钟的感觉。第一是时间突然慢了下来，窗户本身可能只花十分之一秒的时间脱落，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觉得我们都该没事，我太太离此很远不会受伤，这个念头是在玻璃落地以前发生的。在这几分之一秒之后，我就想如果暴风雨变成龙卷风的话，站在几百英尺高的大洞前面是非常不安全的。几秒之内，我们逃入浴室把门关上，直到置身安全的地方我才发现我的心在狂跳、手掌在流汗，我的血液涌到四肢准备逃命的突然动作，我的肠胃有“紧张的胃”（nervous stomach）抽筋的感觉，我的肾上腺立刻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将油脂转换成葡萄糖变成能量，预备我随时的逃命动作。我的反射反应全体总动员、戒备起来，使我对另一个出其不意的声音像惊弓之鸟那样跳起来，所有痛的感觉都被压抑下去了。
但是当时我最注意的是我的警戒感觉非常清楚。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假如星巴克能够煮出一杯可以产生像这样感觉的意式浓缩咖啡的话，他们一定会赚翻天 。
这就是身体的恐惧反应，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精准度，整合身体交响乐团的各个生理乐器。我们常说“战或逃”，只有身历其境才会真正感受到我们大脑和身体的自动化系统，在我们的意识下独立运作。在窗户被吹落的那一秒钟之内，我决定要躲到浴室中求安全，但是我的大脑却在同时做了好几个类似的比较，权衡哪里最安全，这个决定的执行完全是在意识之下进行的，而且快如闪电。这个决定的效果跟嗑药一样强有力，只不过它们是来自大脑内部的化学作用。
这个“战或逃”的反应真是令人惊讶，但是它也不是什么新闻，在我们开始监控5-羟色胺的高低或是训练我们的右脑之前，“肾上腺素涌出”（adrenaline rush）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词汇了。身体对恐惧的即时反应大家是很熟悉的，“战或逃”的决策在几秒之内便决定了，它的效果要几分钟之后才能消除，但是它的记忆痕迹可能要过一生才消失。
我对蜜蜂有恐惧症，在我小的时候这个恐惧真是妨碍我的社交生活，我从来不敢去野餐，当我的同学在尽情享受新英格兰灿烂的秋天时，我则躲在家里，因为我害怕蜜蜂螫。我同时也怕高，只是还不到恐高症的地步。我也害怕飞行，不过这跟摔飞机的新闻有一定关系，时好时坏。你可能也有一箩筐你自己害怕的项目，有一些可以追溯到童年的历史，有一些则是基因的缘故。我觉得我对高处的恐惧是先天大于后天的，但是我知道我对蜜蜂的恐惧跟童年好几次的意外事件有关；至于飞行，假如你每天看报纸或电视新闻，你无法不对载满了爆炸性燃料的飞行器感到恐惧，尤其你正用安全带把自己绑在上面。
在六月玻璃事件之后，我的恐惧项目又多了一项：风吹过玻璃的声音。我现在知道窗户会被吹进来是因为一开始就没装好，只用一根螺丝钉替代两根螺丝钉，我所听到枯枝断裂的声音是螺丝帽脱落的声音。我现在知道窗户已经重新安装好了，而且我相信工程师的鉴定，现在这个窗户绝对可以承受飓风的威力，在往后的五年里我们也经历过几十场的暴风雨，风速都跟上次六月的那场不相上下，而窗户也都完好无恙。然而，只要我听到风啸声，我的肾上腺素立刻上升，我立刻走避到屋子的另一端去；即使身处安全的地方，我仍竖着耳朵在倾听风啸，一定要等到风声静下来我才能专心做事。我的大脑有一部分知道窗户是安全的，只要不超过三级飓风，我都可以安全地观赏哈德逊河的风景；但是大脑的另一部分要我立刻躲进浴室，把门顶好以策安全。
像这样的恐惧记忆是另一个让我们直接感受到大脑中模块本质的方式。即使只是轻微的创伤记忆都会使你留下分裂人格的行为：一方面知道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却想逃。所以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个可怕的病症，每次只要见到与原先创伤刺激相似的东西就会发作，对身体是很大的耗损。这个“战或逃”的反应让我们看到身体的生理本能，经典的例子如：你在小巷中遇抢，拼命地逃，或是轰炸时天空中一直落下炸弹来——你的本能反应与你的理智是同步的，你的大脑有一部分在说：“我很害怕。”另一部分说：“害怕得有理。”然而事过境迁，很多年以后，你仍然在听到呼啸的风声后心跳加速，但你的意识对眼前危险状态的评估，已经与你大脑其他地方的评估有落差了——某部分的你知道你是安全的，但另一部分的你却不自禁地紧张起来，究竟哪一个你才是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到100年前，法国医生克莱帕瑞（Edouard Claparede）有一位得了失忆症的女病人，无法形成新的记忆。这个病人在脑损伤后保留了基本的机制和推理能力，但是每一件事只能在她脑海中保留几分钟，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天医生都得重新向她自我介绍，假如介绍完他出去一下再回来，他又得重新自我介绍一番。有一天，克莱帕瑞在他的手掌中暗藏了一个图钉，当他自我介绍时，他都会伸出手与病人握手。这下他刺痛了病人，虽然病人并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天，当他又进行完自我介绍后，伸出手要握手时，这个病人把手藏在背后，拒绝与医生握手。这个病人是有失忆症的，她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但是她却记得某些东西，知道握手是危险的；她无法辨认每天看到的脸和听到的声音，但是她却记得了恐惧。
为什么一个失忆症者会突然想起图钉的记忆？直到最近，克莱帕瑞的病人对科学家来说还像个谜似的，在过去的50年，大家都认为大脑依赖一般性的智慧（当时是把它想成计算机）去提取过去的经验，来对新的情境做合理的评估。这个历程是根据学习和情绪，外界输入大脑，你对过去的输入形成记忆，你有一个万能的计算器，将这些输入彼此测量、权衡轻重后，做出行为的决策。假如你在看到某样东西后体验到恐惧，那是因为在你的记忆库中找到跟现在刺激很相似的危险经验出来，恐惧的记忆本身是次级的效应，它是从理性的大脑传下的命令：“收到的信息显示目前有恐惧的理由，所以现在应该开始觉得恐惧。”
克莱帕瑞的病人使这个模式停摆了：一个记忆系统已经受损的人怎么可能学得会恐惧呢？这就好像我发展出对风的恐惧症，但是从来不记得窗户曾被吹落打破。假如你的记忆库不能提供你过去事件的信息，你就不可能建构出合理的危险评估；假如恐惧是来自对危险的合理评估，克莱帕瑞的病人又怎么会知道应该避开医生的手，却不知道为什么要避开？显然她的大脑的某一个记忆储藏系统有上次被针刺的记忆痕迹，只是无法进入意识界而已。那么这个记忆究竟储存在哪里？
我后来发现学习恐惧（learning to be afraid）是20世纪研究得最多的行为形态。事实上，克莱帕瑞的图钉对古典行为主义的实验来说阴魂不散，它几乎像巴甫洛夫（Ivan Pavlov）让狗流口水的铃一样有名。假如你把老鼠关在笼子里，给它听一个声音同时施予电击，只要经过几次声音和电击的配对，之后老鼠一听到声音就开始害怕，即使这个配对不是百分之百——偶尔只出现声音却没有电击，老鼠仍然会对声音感到害怕。这个恐惧的反应叫作制约反应：老鼠本来天生就害怕电击，假如声音和电击总是一起出现，它就会学会对声音害怕。克莱帕瑞的图钉是个电击，他向前伸出的手是那个声音，只要一次经验以后，这个失忆症的病人就学会了这个制约的恐惧反应：对医生伸出的手感到害怕了。
行为主义者，诚如其名，只对外表可以测量的行为感兴趣，他们注意的是老鼠在几次“声音——电击”配对后，是否有恐惧的行为出现，他们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书皮去判断这本书好不好 [3] 。行为主义者对于老鼠的大脑如何处理这个恐惧的感受，以及老鼠主观的恐惧是什么并没有兴趣，他们把这类问题放进“黑盒子”（black box）中不予理睬，而大脑就是这个黑盒子。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已经打开这个黑盒子，而且把恐惧的神经路线图给画出来了。目前这个领域顶尖的学者为纽约大学（NYU）说话温柔的认知神经科学教授里窦（Joseph LeDoux [4] ）。当我在他华盛顿广场旁边的办公室访问他时，他告诉我他的学术之路，是典型的先苦后甘。“我第一个研究项目申请书被打回来，因为评审员认为情绪是无法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的。”他微笑着说。
因为题目的关系，里窦的研究在刚开始时一直碰壁。因为20世纪80年代尚未发明脑造影的技术，他的大脑功能图（brain mapping）的制定很像18世纪时美国探险家刘易斯和克拉克（Meriwether Lewis&William Clark）两人走访美国西部荒野之地，而不像GPS卫星。“声音——电击”的恐惧制约反应实验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途径去探索，因为他已经知道在老鼠大脑中处理声音的路线了。他知道声音什么时候进入大脑、什么时候被整合成有意识的知觉，他也知道重要的中继站，包括三个主要的站：声音数据一开始时在脑干（brain stem）处理，然后到视丘（thalamus，这是大脑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在经过这两个中继站后，声音才进入意识界，到达所谓的听觉皮质区（auditory cortex）。
里窦的方式是外科消去法（surgical substraction）：将一只健康的老鼠逐步除去大脑的某个部位。假如你除去这个部位，它还可以学得会声音和电击的联结，那么这个切除的大脑部位就不是恐惧制约的必要条件；但它若因此而无法学会联结的话，你就知道你找到了相关的部位。
里窦从最内端开始，当他切除听觉皮质之后，老鼠仍然学得会恐惧那个声音，它们甚至更极端了，连以前没听过的声音也一齐害怕。所以这个学习不是发生在意识界的终端，它应该在中间的部分，于是他就切除到达听觉皮质前面的那一站。“我一切除，它们就学不会了，这表示声音必须进到视丘的地步，但是不一定要到达听觉皮质。”听觉视丘其实只是个从耳朵到听觉皮质的中继站，这些声音从视丘又到达了哪里？这实验其实隐含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可以把整个终点区域切除却不会影响学习，但是假如你切除了中继站，学习就停止了。
里窦认为听觉视丘跟大脑别的地方有连接，他用追踪染色的方式找出从听觉视丘出来的神经回路。他发现它们通往杏仁核——这是前脑一个外形像杏仁的组织，我们在第一章“心智之眼”中曾谈到过。当他切除杏仁核后，老鼠就学不会恐惧了，后来的实验也证实杏仁核的重要性，它被称为“中央神经核”（central nucleus），跟重要的脑干部位有联结，控制着“战或逃”的自主反应，如心跳加速。“我本来没有打算去研究杏仁核，是研究把我带往那边去的。”里窦说。
里窦的实验显示危险经验有两条路进入大脑：一条是意识，有理智的；另一条是潜意识，天生的。前者被称为“高路”（high road），后者被称为“低路”（low road）。假设你在森林里散步，你的眼角余光看到一个长条形东西在你左边，沙沙作响，在你还没有时间去想出“蛇”这个字时，你的身体已经僵住、心跳加快、手掌的汗腺开始扩大，你大脑中信息的流通如下：你的眼睛和耳朵把基本的感觉信息送到听觉视丘和视觉视丘，在那里，信息分成两条路：第一条路到达皮质，与其他的感觉数据整合，加上比较高层次的联络——“响尾蛇”这个字出现，以及你童年对蛇的经验，或是《法柜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电影中群蛇窜动的情节出现。在这同时，会沙沙作响的长条形动物这个信息也由另一条路传到杏仁核，它马上送出警报到脑干，让身体紧张起来，因为有个危险威胁在旁边。这两条路唯一的差别就在时间：高路花比较长的时间才确定那是蛇，然后做出反应；而低路马上启动保命机制，在几分之一秒内动员了全身 [5] 。当然，这些复杂的身体反应是不需要学的，你的身体知道如何僵住不动，不需要任何训练；事实上，这些反应对你身体而言根本是自动化连锁反应，你想停也停不了。
杏仁核所记住的创伤事件有两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的信息不及传统记忆完整（传统记忆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视觉皮质是很尽责的，它将眼前这条蛇的花纹、蠕动的方式以及它在你转身逃命之前所做的昂首吐信动作，都报告得清清楚楚，但是杏仁核的资料却是大略的，就好像一张相片是用“拍立得”（Polaroid）照的，另一张是用数字立体影像相机照的一样。杏仁核可能只储存大略的影像和动作，一条细长蛇行的动物在草丛内钻。高分辨率的信息会超过视丘到杏仁核的神经回路所能负载的容量，所以你得到的是快速但并不那么好的影像，而不是视觉皮质原先送进来的比较真实的图片（其他感觉系统送进来的信息也是如此传送）——低路的快速反应使身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威胁做出反应。但是它有副作用，因为恐惧的记忆是模糊不清的影像，所以许多跟某个恐惧记忆中相似的物体都会引起你恐惧。后院中一截露出草丛的水管可能就立刻使你倒退三步，你的杏仁核很容易受骗，你的视觉皮质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这个杏仁核的快速反应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么难治疗的原因。越战老兵每一次听到卡车排气管回火爆鸣（backfire）都会以为他听到AK-47自动步枪的声音，而每一次打雷都会被以为是地毯式轰炸。假如杏仁核可以被训练得稍微好一点以区分这些不同，那么这些可怕的创伤回忆就不会一直被引发。
但是没有区辨力也有一个好处。假如你的创伤记忆太鲜明，你的大脑就不可能从经验中学习——或更正确地说，不可能由经验中学习一般性的规则。假如一个很有区辨力的杏仁核碰到一条咖啡色斑点的响尾蛇，它以后就不会去害怕没有斑点的蛇；如果过去的经验是蛇从左边来，那就不会害怕从右边来的蛇。恐惧记忆的粗略性使你可以超越细节而形成一个通则：如果有东西在草丛中蠕动，不论它有没有斑点，先逃命再说。在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经典小说《方斯的记忆》（Funes the Memorious）中，主人翁有着比照相机还清楚的记忆，但是他却深受这个特异才能之苦（他不认为是天赋异禀，反而认为是个诅咒）。他可以记得20年前发生事情的细节，所以最后结尾时，书中旁白说：“我怀疑方斯没有思考的能力。要思考必须要忘掉一些差异，去类化、去抽取异同，在方斯的世界里，除了细节还是细节，当一个世界塞满了细节时，他会看不见整体。”杏仁核以减低分辨率的代价，达到搜寻外界可能性伤害的共同点，形成思考的能力。
恐惧学习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所谓的“镁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在创伤事件发生时，你的大脑储存的不只是响尾蛇、快速冲过来的汽车或是AK-47的枪声，你的大脑储存的是当时外围情境的一切。这是大脑神经回路的特质，也就是很有名的那句“一起发射的神经细胞，连接在一起”（cells that fire together，wire together）。不同的刺激会激发不同的神经元，当这些神经元同步发射时，它们会形成新的神经回路。当这个神经回路的连接很强韧时，一个神经元的活化会带动这条回路上其他神经元的活化。这个历程是所有神经突触学习的根本，叫作赫布学习定律（Hebbian learning），是加拿大的心理学家赫布（Donald Hebb）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假设。
你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些创伤事件，例如车祸。你会记得当前的威胁——照在你身上的大灯或紧急刹车轮胎所发出的尖锐摩擦声，但是你同时还会记得撞击之前一刹那车上收音机所播放的歌曲、天空的颜色或路旁行人惊讶的神色。这些信息跟两车相撞并无任何功能上的关系，但是当你在五个月之后听到这首歌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跟紧急刹车声音神经元同步发射的流行歌曲神经元形成了共同的回路，由于一个回路的活化就会带动另一个回路也活化起来，于是你就感到害怕了。
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缺乏区辨能力其实是有进化上的适应价值。在生死一线间的情境，你并不知道相关的信息是什么。假设你是在森林中的小溪旁碰到响尾蛇的，溪流的潺潺声跟响尾蛇并无关系，但是蛇尾巴的沙沙声却有致命的关系。我们的大脑是设计来注意创伤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感官信息，因此不管它是低分辨率或是什么样子，只要这个东西对未来的危机有警告作用，大脑都会去注意它。所以假如我们会因此对溪流水声有不合理的恐惧，大脑还是会采信它——不合理的恐惧不会要我们的命，但是没有学会合理的恐惧可能就活不到第二天。
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开始注意到我的焦虑有轻微的上升，虽然大家向来都说住在曼哈顿的人有焦虑症，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和过去的不同。晴朗的天气总是使我焦虑，至少比阴霾的天气更厉害，有很长一阵子我都以为这是外在事件联结的学习效果——“9·11”那天天气异常晴朗，万里无云，这是为什么我站在格林威治街上看着世贸大楼燃烧的印象会这么深刻，空气中完全没有任何湿气或污染来阻挡我的视线。所以当同样的天气引升我的焦虑时，我以为它就像车祸时收音机在播放的歌曲一样——与真正威胁无关的细节跟恐惧记忆联结在一起了。
但是有一天，当我走在“9·11”那天早上曾走过的同一条路时，我突然感到灵光一现，我发现我的杏仁核其实找到一条线索是我的理智大脑所没想到的。先不要去管“9·11”之后众说纷纭的炭疽病、天花或是土制炸弹，先去想想那一天发生的事。假如你的大脑是想保护你不被劫机撞上摩天楼的话，那么阴天的确比晴天安全；假如在晴天却缺少飞行计划的情况下要去撞一座大楼都不容易，那么在有雾的阴天就更不可能了；假如即将来临的危险是“9·11”的重演，那么在晴天感到焦虑就没什么不合理了。
在“9·11”之后，我对可能的攻击做了好几个意识的评估：我避开纽约市人潮汹涌的地方、高的大楼，当我必须要到东海岸出差时，我开车或坐火车，不再搭飞机，虽然过去的10年飞机是我最爱的交通工具。这些都是在分析了先前的危机事件后，为避免恐怖分子攻击所发展出来的策略，但是我的杏仁核也在评估危险，发展出它自己的策略。有一个策略便是当天气晴朗时，要小心。当然，杏仁核并不是透过逻辑推理得出这个策略的，它是储存了那一天的镁光灯记忆，在那个记忆中有一个突出的影像便是“晴空万里”。当后来我的杏仁核再遇到好天气时，它便送出警讯，在我主观的评估那个梦魇的“9·11”时，忽略了天气和攻击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的杏仁核却没忘。
这个镁光灯的记忆究竟是存在哪里呢？有些科学家认为杏仁核并没有自己的储存系统来储放带有情绪的记忆，它只是在大脑其他地方制造出来的记忆上面加上情绪的记号。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尔湾校区的麦高（James McGaugh）做了一个古典制约的恐惧实验。假如老鼠踏出一步，它就会受到电击，在受到电击之后，麦高将环单磷酸腺苷（cyclic AMP，cAMP）注射到老鼠的皮质里，环单磷酸腺苷是一个细胞的信使，它可以强化神经突触使记忆增强。两天之后再把老鼠放回笼子中，看它制约的情形如何，结果接受环单磷酸腺苷注射的老鼠记忆增强了。“所以我们知道皮质跟恐惧记忆的形成有关”，麦高告诉我说，“但是假如我们把杏仁核破坏掉，那么刺激皮质就没有任何的效应。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个正常的杏仁核，皮质才会有作用。”
我问他这个实验的意义。“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的学习并不是在杏仁核，杏仁核投射到大脑的很多地方，在那里许多信息被储存起来，杏仁核说：‘你知道你现在储存的是很重要的信息吗？请把这信息记得牢一点，拜托！’它提供我们生活的选择性，你不需要知道三个星期以前你把汽车停在哪里，除非那天车子正好坏掉！”你可以把这个选择性当作大脑运作的方式。
乍看之下，这很像大脑地图，这个记忆是否储存在杏仁核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而且有两个关系。首先，假如记忆是储存在一个很安全、很隐秘的地方，意识无法触及，那么这就替心理失常症开了个方便的大门，因为记忆在你大脑中有了双重的生命；皮质可能会遗忘，但是杏仁核不会忘记恐惧的经验，虽然很多时候你察觉不到。不久之后，你就发现你对任何地方的晴天都很害怕，而你一点都不知道你的恐惧症是怎么来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假如杏仁核是把重要的记忆储存在他处，那么大脑科学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处理创伤记忆的——是杏仁核的活化强化了记忆。从记忆的观点看，它不在意这个强化是来自事件本身还是它的回忆，只要会捉老鼠，黑猫、白猫都是好猫。假如你的身体充满了“战或逃”反应，你的记忆会很鲜明，即使你只是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你的记忆仍然会很好。
麦高说：“假设你有一个创伤的记忆，不论你要不要去想，它都会一直在你脑海出现。当这个记忆在你脑海出现时，你就重新经历一次原始的‘战或逃’反应。当它一直存在时，你不但记得你被抢的那一刹那，你还因为这个记忆的重新出现，情绪又变得很兴奋。”这个情绪兴奋会强化记忆，愈发使创伤记忆更清楚，就像陷入泥沼中的汽车，越踩油门，车子陷得越深。
当麦高在跟我谈这点时，我回想起窗户被吹落以后的几个星期，我发现我在脑海中一再倒带，重现那天的情况，但是有一点不同：我太太没有在听到螺丝帽断裂的声音时往后跳开，她停在玻璃窗前面五秒钟，所以玻璃整个压在她的身上。这个念头只要出现千分之一秒就足以使我肠胃紧缩，但我还是不停地去倒带、回想，完全身不由己。这整个事件似乎太脆弱了，假如她不是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决定离开玻璃窗往后面去，我们的生活就永远改变了。生死真是一线间，每一次我想到生死这么容易就跨过，就可以感觉到我身体的压力反应又重新经历一次当日的情境。
这经验使我了解了为什么麦高的实验不仅是另一个做得很好的大脑地图实验。知道恐惧记忆储存在大脑的方式使我了解到我对风的恐惧症从何而来。这恐惧的开始，不用说，当然是最原先的那个事件，但是它会形成“症”，最主要是我不停地“反刍”那天可能会怎么样。假如我可以停止我大脑的倒带回放，或是使我的杏仁核在倒带时不要一再激发恐惧的反应，这个恐惧症可能就不会形成。我还是会牢记这个事件，但是当风声呼啸过窗户时，我的心就不会剧烈地跳动了。假如你能阻止你的杏仁核强化记忆，你很可能就能击退恐惧症的反应。
有一个阻止记忆强化的方式是使用药物。乙型交感神经受体阻断剂（beta-blocker）可以在紧张的时候阻止身体的自动化系统启动，许多害怕在公众场合演讲的人有时会在演讲前先服用这种药物，使心跳不要那么快。受到麦高研究的影响，最近有些实验开始给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乙型受体阻断剂，这个药物阻止了身体的自动化反应，使记忆不会持续深化大脑中的痕迹，以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上述的实验指向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否应该让病人不断回忆过去痛苦的记忆，不论是对治疗师或对亲人长谈，“重新经历”（work through）以求解脱？从实验结果看来，压抑、不要去想它是否为比较正确的治疗方式？或许你应该等到恐惧反应减弱后再去想它。
我越了解杏仁核，越觉得这个词汇应该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至少应该和“自然亢奋”（natural high）的内啡肽或5-羟色胺一样有名。假如左、右脑的功能可以成为管理策略或如何油漆房子等自我帮助（self-help）类书籍的主题，那么杏仁核应该拥有更大的舞台、得到更多的注意才对。当你从配偶的眼睛中得知他今天心情不好，或者你正从一次严重的滑雪意外中康复，还是你在对抗自己对蛇的恐惧症，你的杏仁核都主导着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不论你自己是否知道你在被它操控。我对大脑知道得越多，我越觉得人类大脑的基本问题在于杏仁核和新皮质中间的抗争——情绪中心跟理性在争夺有机体的主控权。情绪记忆最大的麻烦是它不容易淡化，大脑天生的设定似乎是在防止恐惧反应被否决——由杏仁核到新皮质有很多的神经连接回路，反之从新皮质下来的回路却很稀少，我们的大脑似乎设计了使恐惧系统在危机中掌兵权，不让理性的意识干扰。
这样的设计在远古弱肉强食的环境可能很适合，因为生存常是一秒之间的差别，但在现代的社会中可能就不这么好用。杏仁核可能为了你的生存利益，保存窗户被吹落的记忆，但是假如这个记忆的结果是每当有时速20英里的风刮起时，你就在公寓中坐立不安，那么这个恐惧的神经电路就过头了。
我很想把杏仁核跟新皮质之间的战争拿来套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文明的超我（super-ego）和原始的本我（id）上。有些人反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不愿意接受我们是受到意识知觉以外的动机所塑造，这个动机常与我们所认为的利益相违背——这些人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大脑在表层知觉下进行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历程，这是件好事，假如我们必须特意去抓住每一个人表情背后的意义，或是评估新情境中可能的危机，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我们最好让杏仁核为我们做这些事，即使我们平常不知道它在做也没关系。
所以，依我们现在对杏仁核的了解，应该可以为弗洛伊德辩白一番，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关键处，这个联结又好像不那么恰当。我们可以从淡化的弗洛伊德术语来看创伤和记忆。我们都知道创伤事件对我们正常记忆有影响，这个记忆的某些部分可以在我们不知觉的情况下存在很久，然后在很奇怪的时刻跑了出来。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的心智有时会坚持一直回忆过去创伤的事件，通常是我们叫自己不要想，但是大脑却拼命在想，这是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过程。不过我们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很奇怪，当一个遗忘已久的创伤细节跑进我们的大脑时，我们假设这个原始的记忆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这个清晰的记忆是被我们又打又骂地推进潜意识的囚笼，暂时屈服了。过了许多年后出现的恐惧症就是这个被压抑的记忆借尸还魂：你不记得你童年曾经被蛇咬，那是因为伤害太强烈了，你的大脑无法处理它，但是当你看到草丛中的水管时，这个被压抑的记忆就爬回了意识界。
但是在现代杏仁核的了解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压抑的机制，或是像警备总部一样的检查机制来过滤所有的创伤事件。我们的确看到意识下的记忆被编码了，但是这个记忆并不是被某个内在的检查者所压抑住，它们在意识下是因为杏仁核绝大部分在意识下工作，它调节自主反应行为是我们不能直接控制的。这个创伤的经验不是因为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ego）不能容忍它，而是因为它包含了对未来生存安全上有用的信息，所以归到杏仁核管辖。有机体必须对响尾蛇的沙沙作响声音有即时但不那么精准（quick-and-dirty）的反应，才能活下来看到第二天的日出，为了有机体的益处，恐惧反应不需要缓慢的意识处理历程，因为等到处理完可能已经没命了。
杏仁核的记忆储存不是内在检查机制的结果，它是为了效率。许多创伤的陈述性记忆也会因时间久远而褪色，然而凡是跟生存有关的在杏仁核都保留了一份记录。假如你小时候被蛇咬过，几十年后，传导的记忆痕迹可能淡掉了，但是杏仁核的初始痕迹仍然存在，因为你曾经差一点送命。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都很像克莱帕瑞的失忆症病人：记得恐惧，但忘了为什么害怕。
有一些动物的实验（主要是老鼠的）显示强烈的紧张和压力会伤害陈述性记忆的形成。持续长久大量的压力激素——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类固醇的一种）——会使海马体的神经元萎缩，但是假如压力解除掉，它可以恢复。长期的紧张会引起海马体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对于创伤记忆为什么会从意识中消失，但却又一直在我们的肠胃中反应，可能有神经学上的解释——压力反应使海马体受伤以至于不能形成陈述性记忆，但是杏仁核从“低路”拿到了这个创伤的信息，所以你有个情绪的记忆却没有陈述性的记忆。当创伤只记录在你意识下的世界时，这个陈述性记忆就不是压抑的受害者或牺牲者，它比较像你被人抢，挨了一记闷棍，你身体的压力系统被激发了，它立刻引发很多的生理反应：你的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使心脏病发或甚至引发癌症 [6] 。其中之一的后果是记忆衰退。当一个棒梂手的太阳穴被快速球击中时，他醒来后会完全记不得当时在打球，我不是说这个记忆太痛苦了以至于大脑不能处理它，所以把它压抑；我说的是一个时速90英里的快速球会伤害神经元使它们不能去形成记忆。在失忆方面，强烈的压力是很像快速球而不像内部审查。
那么那些阴魂不散、时常跑出来肆虐的创伤记忆又该怎么说呢？过去，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它有两条路，一条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模式。他在治疗了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后，写了一本《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人的心智是受到追求享乐这个动机的驱使，有的时候甚至会有“死亡驱动力”（death drive）——有机体不顾一切地追求刺激。弗洛伊德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在这些士兵身上一直看到一个不合逻辑的心智行为：这些人一直坚持要去回忆那些战场上血淋淋的创伤情境，所以当他们听到巨响时会在眼前短暂地出现当时的情境（flashback）、做噩梦或是惊恐症发作（那时还没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名词，但是弗洛伊德描述的正是这个病症的现象），这个重复出现强迫性的现象完全违反追求快乐的原则，尤其是在做梦的时候，因为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我们欲望的实现。然而这些士兵一直梦到回到前线，看到战友被炸得血肉横飞，假如人天生就是要追求快乐的话，他们为什么一直要去想这些可怕的镜头？
弗洛伊德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是说，重新身历其境是心智降服这些记忆的方法。用意志力把这些记忆叫出来，就能使这些记忆无法再躲藏而接受意志的控制，这就迫使它们缴械，减少它们的伤害性。他写道：“这些梦是要回溯过去以便能控制这些刺激。”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弗洛伊德看到一个小孩因为跟母亲分离而产生焦虑时，他说重复这个创伤行为可以减轻心智的痛苦。他举他孙子的例子，他看到他的孙子把一个玩具藏起来，然后把它找出来，再藏起来，再把它找出来，他认为这个重复的动作会减轻心灵的痛苦。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这些士兵并不只是想要重新控制他的记忆，他们一直要重现血腥战场记忆是因为他们被一种驱动力所驱使，一种弗洛伊德称之为心灵经济学（psychic economy），一种内在的欲望去重建原来平静的自我状态。弗洛伊德认为这个重返现场历程的目的是做到完全没有刺激，不管是正向或负向的刺激，以达到自我原本完全平静的状态。这就是死亡驱动力跟享乐驱动力共同在运作。
弗洛伊德用死亡驱动力来解决重复强迫性行为的矛盾，对科学界和一般大众对心智在强压下如何运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理论在现代脑科学的曙光中出现了裂痕。大脑并不是用释放过多能量的方式来控制创伤，大脑一直去想这些不愉快的事件是因为我们是进化来的动物，这千百万年中，我们进化出一个中央神经系统，它会：①记录创伤事件的细节；②再遇到这个细节时会送出系统警报。这套神经回路帮助我们的祖先存活下来，将他们的基因流传出去，所以我们在很多动物身上都可以看到杏仁核及它的恐惧反应。弗洛伊德在坚持大脑有某个地方是在意识控制之外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大脑中并没有任何组织或结构会驱使动物趋向死亡（在基因的层次上或许有这个死亡驱动力，它有身体时钟，告诉我们的器官什么时候停止日常的维修，但是它与目前的主题无关）。这个恐惧的反应，不论它有多不合时宜，它是我们存活下来的基础。在性命交关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去想的。
大脑进化出来一个机制，在紧急时不让意识去思考或作决定而让杏仁核主其事。当大脑重返创伤记忆情境时，并不是要把它打到臣服，而是要找到它与现在情境的相关。你会想到可怕的事件不是因为被大脑里死亡的影像所吸引，而是在某个基本层次上，它对你有好处。你其实不需要害怕一个99.99%都无害的事情，但这99.99%的虚惊比起0.01%的真正威胁来说，只是一个讨厌的事而已。我并不喜欢对风恐惧，但是对风恐惧并不会要了我的命；然而，一个飞进来的窗户却真的会取我的性命。
[1] 1英尺=0.3048米。
[2] 1英里=1609米。
[3] 英文常用：“你不能从书的封面去判断一本书”，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译者注
[4] 他写的《脑中有情》（Emotional Brain），书中详细介绍杏仁核神经回路。——译者注
[5] 以老鼠而言，高路需要24毫秒而低路只要它的一半时间，12毫秒。——译者注
[6] 现在有很多新的研究发现癌症与压力、心情等心理因素有关。——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