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一致同意、达成共识的话，人们之间的侵犯通常就不被视为侵犯。因此，有一种方法，即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的方法，认为国家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并且仅仅在于所有个体都一致同意或认同国家的权力。然而，唯意志论亟须一定的条件限制。因为如果有公民想要伤害他人，那么即便没有得到这位即将犯罪之人的同意，人们也应该去制止他。例如，如果弗洛拉准备谋杀意志消沉的迈尔斯，人们便应当阻止弗洛拉。
进一步说，这种对纯粹唯意志论进行的条件限制，自身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限制。即便某些行为被视为不道德的，但却与政府无关。比如说，违背承诺在道德意义上或许是错误的，但当这种错误出现在私人生活中时，国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对其进行干涉。
人们都认同当地的法律吗？未必。通常，大多数人都能遵守当地的法律，但大多却都是无意识的或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例如，若选择逃避纳税的义务，或许就会被罚款或监禁。在讲自由意志的问题时曾经提到，人们的消极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即机会是开放的，但选择它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或许要比丧失有效自由大得多。
自柏拉图以降，许多政治哲学家都猜想过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样子，即人类在政府出现之前的生活状态。显然，有些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描述出自然状态的真实面貌。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做到。即便他们能做到，我们也仍要质疑这种自然状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相关性。因为描述事物如何产生，即起源，并不能推导出事物现在应该是什么样。你若不这样想，那就是犯了根源谬误（genetic fallacy）(10)，犯这种错误的人常常会被科学家提出的进化论搞糊涂。进化论虽然解释了人为何更关心自己的家庭，而非与其无关的人，但它其实并不能证明人就应该如此。
下面我们来看看，自然状态是如何被设定的，它与现实的相关性又是如何产生的。
在面对自然状态中的人性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或者称为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一场战争，即在自然状态中生活的人始终要在最低限度上警惕、防备他人。霍布斯认为，这是因为人类或至少某些人在本性上是追逐卓越与显赫的，他们渴望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财产、更大的权力、更强的性能力。即便不考虑对卓越与显赫的欲望，资源有时也是匮乏的，不足以让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甚至不足以让每个人都生存下去。因此，有些人会败给强者，即那些更加野蛮有力、狡猾奸诈或聪明睿智的人。然而，强者也不能因自身的优势而掉以轻心、享受安宁，因为再强的人也需要睡觉，而趁他们熟睡之时，弱者便可迅速搭帮结伙杀死他们。
霍布斯坚称，他的人性观点得到了经验观察的支持，例如，人们通常都缺乏对彼此的信任，将自己的物品紧锁，甚至历史上许多丈夫就是如此对待妻子的。而其他人则反驳说，这些证据只能说明人性是充满竞争的，如今是被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侵蚀了，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结构，人的本性就是相互合作的。或许，这种乐观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即便这是自然状态的样子，我们仍需要解释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到底是什么。此外，即便自然状态最初较为和平，但正如约翰·洛克在霍布斯之后不久所说的那样，必然仍有一小部分人会谋杀、奸淫或掠夺。而当资源逐渐变得匮乏时，大量冲突必将出现。
总而言之，一方面，假如自然状态是和平的，每个人都互助合作，那么，步入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成熟的国家状态就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假如自然状态是恶劣的，毫无合作可言，那么，冒着危险与他人达成共识，并接受强权的监督，同样也是非理性的，毕竟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他人是值得信任的呢？并且，第二个方面其实还有前后矛盾之处：“达成共识”意味着语言相通，而语言相通则表明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合作了。
邂逅哲学大师
三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家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一名宗教领域的无神论者，政治领域的绝对主义者，以及经历过常年内战的伟大幸存者，他活到91岁。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他为绝对的最高权威辩护，并要人们对它保持敬畏，认为假如没有最高权威，人们便会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而这是一种战争状态，每个人都警惕、防备着他人，并且：
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各地区的文化、航海、海外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装卸须费巨大的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知识、对时间的记录、艺术、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将一直处于暴力和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
霍布斯继续指出，除了这些情景，人的生活也将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但其实，我们应该说情况可能会更糟：人的生活可能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却漫长的。
约翰·洛克（1632—1704）：他从事过牛津大学教师、园艺学家等许多工作，甚至曾涉嫌意图弑君。他的思想与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早期的所作所为相似，强调达成社会契约所需的共识与宽容，并认为社会契约赋予了人们推翻腐败统治者的权利。可以说，洛克的作品为美国宪法提供了蓝图。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被视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卢梭的答案是：由于缔结了社会契约，人们自己莫名其妙地建构了一个最高权威，即公意（general will），它保证着所有人的利益。假如你不赞同公意，那就该遭殃了，因为你将会被迫得到自由。卢梭的自由理论可能会蜕变成极权主义，即国家全面控制公民的生活，当然，在极权主义者看来，这是为了他们真正的利益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