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工作记忆背后的理念是，让大脑学会权衡对同一种情况的不同解释，并做出评判：事情真的是很糟糕，还是只是自己反应过度？
我不能完全确认自己在测试中结果的变化是否代表我的思维过程也发生了变化，但至少就我的分数来说（在科学研究中，通常并不会把一个人的分数与平均分相比，而是会针对大规模人群来计算平均水平），这项训练看起来的确短暂提高了我积极思考的能力。但是，我每天都要进行这么无聊的训练吗？也许我很快就知道答案了，因为我已经承诺要持续三周进行他们的工作记忆训练，一来是想看看这是否对我的焦虑情绪有帮助，二来则是想测试一下大家所鼓吹的大脑训练是否真实可靠，是不是真的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然而，离开根特大学回到家中才没几天，我就停止了训练——伊莱恩发邮件问我是否愿意去她的实验室参加训练研究。伊莱恩的研究之后将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我不想因为自己同时做两套训练而搞砸她的实验，所以我决定在去牛津参加研究的同时，将根特大学的训练暂时搁置。
在约定抵达伊莱恩实验室日期的前一天，我收到了亚历克斯·坦普尔·麦库恩发来的邮件。他在邮件中告诉了我具体的时间与地点，并在结尾处礼貌地要求我“务必准时到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跟不少认知心理学家打过交道，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禁开始怀疑这是他们出于实验目的让我产生焦虑情绪而使用的小花招。
图9 起初，对于意义不明确的照片，我积极思考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但经过短短40分钟的工作记忆训练后，我的表现大幅提升。图中的平均值基于该团队之前的研究
他们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在我出发去牛津的时候，正好碰上铁路工人罢工，我原计划乘坐的车次被取消了。在原计划到达牛津大学的前一晚，我的焦虑指数已经开始飙升，匆忙跟朋友约好第二天上学之前就把儿子送到他家，好让我能赶上早上的火车。那天晚上，我梦见我的车不见了，因而没法开车去车站。为了能按时到达，我只好一路飞奔过去，到了却发现火车早已离去，车站空无一人。
最终一切还算顺利（虽然出租车司机把我带到了错误的地方，在凯尔布街他就高兴地对我说“到了”，而我明明跟他说的是南公园路，结果害得我又步行了整整10分钟），我准时到达实验室，亚历克斯微笑着在门口迎接我。
我需要先填写几个问卷，好让他们了解我今天的心境（状态）以及普遍的心境状态（特质）。我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问卷，所以也没了最开始的那股新鲜劲儿。之后所做的应该是关于工作记忆的测试，屏幕上会出现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符号，而我需要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记住它们。我接连做了好几个测试（中间虽然有短暂的休息，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看向哪里，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身处一个白色的混凝土房间，感觉并不适合与别人礼貌地闲聊）。
随后，亚历克斯让我和他交换椅子，好进行接下来的活动——听起来很像正念冥想。我需要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坚持5分钟，如果开始走神，就要尽力让注意力回到呼吸本身。与此同时，电脑会时不时地发出“哔”声，我在听到声音后必须告诉亚历克斯自己是专注于呼吸，还是在想其他的事，如果在想别的事，还需要告诉他这事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中性的，同时还要用几个词对其进行描述。整个过程出奇的尴尬，我先后想到了“这个房间看起来很冷”“希望我不会睡着”“我觉得我很快就要头疼发作了”“希望自己不要毁掉他们的实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结束”等，全都是消极的想法。还有些想法比如“他有没有注意到我剃腿毛的时候落下了膝盖这一块？”我甚至都没敢承认，只是默默地留在了心中。
接下来进行的是“5分钟忧虑”练习，这跟我预期的一样糟糕：我需要想象自己看到家门外一辆汽车撞上了我的儿子，看到他倒在血泊之中，我放声尖叫；我能想象到他在医院昏迷不醒，还能想到各种可能的悲惨后果——死亡、瘫痪、脑损伤。当研究人员再次进入房间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他们所想要的状态——筋疲力尽，紧张不已，痛苦万分。
现在，我们需要再做一次呼吸练习。这一次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变得更加消极：“我想睡觉”“我能看到刚才五分钟里所想象的恐怖景象”“我受够了”。但渐渐地，我的心情恢复到了基准线，我最后的想法是：“我比刚开始时感觉放松多了。”
这一系列测试和训练完成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当听到他们给我讲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并让我回去的时候，我感到很开心。他们告诉我，接下来我需要每天进行约一个小时的训练，连续十天，周末也不例外。他们会在网上追踪我的进展，因此我要是偷懒他们也会发现。我心想：“好吧，随你怎么说，赶紧让我离开这里就好了。”亚历克斯带我去和伊莱恩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与我道别，他看起来仍然很担心我的心智状态。
牛津大学研究小记：被积极思考洗脑的小白鼠
等回到家中开始训练时，我很快就发现，他们把我安排到了工作记忆研究的条件控制组。虽然这让我很不开心，但随机实验都是这样进行的：每个实验对象都会被随机分派到一个小组中，不管你是学生志愿者，还是想要试试效果的好奇记者。我本来不应该知道自己被分在哪一组，但根据我在根特大学的经验，这种训练应该是随着你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难，但我所做的训练一直保持在超级简单的状态，即使自己得了满分也无法开心。
我很确定自己处于该研究中解释偏向（interpretive bias）方面的活跃（训练）条件组，训练内容基本上就是一段20分钟的音频，一位有着荷兰口音的女士温柔地读一些小故事，都是一些你既可以消极面对，也可以积极面对的情形。这些情形通常是同一个套路：“事情发生了，你被吓坏了，但最后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很好，是吗？”显然，正确答案是“是的”。如果回答正确，我会看到屏幕变绿，听到清脆的一声“叮”；而如果回答错误，则会看到屏幕变红，同时听到沉闷的蜂鸣声。这看起来好像是在催眠，我好像是在被洗脑，必须要看到事情更积极的一面。
更奇怪的是，当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来袭时，我会开始用平静的荷兰口音自言自语：好的，还有10分钟就必须去学校了，我还没有洗澡，但儿子已经吃饱了早饭，穿好了校服，书包已收拾好放在了门口，吃完早饭后我也打扫了厨房，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冲个澡、穿好衣服、刷好牙然后出发。要是在以前，这10分钟的时间我一般会在家中到处乱窜，大喊大叫，还有可能被家里的狗绊倒。但今天……“一切都很好，是吗？必须的！”
然而这种禅意之境没过多久就渐渐消退了。研究结束以后，每当我开始担忧之时，就会尝试着唤起那位荷兰女子平静的声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声音听起来越来越勉强。更糟的是，亚历克斯并不愿意告诉我，经过两周的洗脑之后，我在“5分钟忧虑”中能否更好地保持冷静，因为他们要等收集到所有人的数据之后，一起进行分析——这也是参加真正研究所带来的另一个恼人之处。虽然表面看来，我积极思考的能力确实有所提升，但效果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因此，即使他们的实验有了不错的结果，也仍然不是我所希望的解决方案。再说，如果每天要进行20分钟的无聊洗脑才能产生效果，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执行的策略。
因此，现在我重新开始了根特大学的工作记忆训练，外加一个网上的点击笑脸训练——既可以训练认知偏差，也可以增加心智工作空间。我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样每天认真练习，节假日也不懈怠。坚持六个星期之后，我再次进行了认知偏差和乐观测试。
结果……的确有所不同。
表2相较于乐观的乔里恩，训练前的我有着坚定不移的负面认知偏差；经过训练之后，我的认知偏差逐渐向他靠拢，并最终将他赶超。不过，在乐观与悲观倾向方面，我的分数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把结果通过邮件发给伊莱恩，她指出，很难根据一个样本的表现做出评估，不过她的确说了以下这段话：“显然，你的认知偏差已经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也就是说，过去你的注意力经常自发地被负面的事物吸引，而现在则更倾向于关注积极正面的形象，更像你那位乐观的朋友。这很好，和预期的一样。”
我又坚持训练了几个月，进步更加显著——远远超过了乔里恩，几乎接近100%。但有趣的是，我的悲观倾向得分仍然顽固地保持不变，我虽然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杞人忧天，但内心并不期望一切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