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选择是进行工作记忆训练。撇开工作记忆训练是否有效的争议不谈（该争议目前尚未得出结论），有一些早期研究表明，工作记忆训练也许有助于减轻焦虑，因为改善工作记忆能够让你的心智有更多空间，从而摆脱忧虑。当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让你有更多的空间来杞人忧天。
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冥想——我目前就在实行冥想计划。坦率来说，我真的希望能够解决我大脑问题的答案不是冥想，因为这是一项需要长时间静坐的活动，我不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
事实上，我第一次尝试认知脑力训练并不是在伊莱恩·福克斯的牛津研究小组，而是在比利时的根特大学，那里的神经科学家恩斯特·科斯特（Ernst Koster）做着与福克斯类似的研究。在我等待福克斯回复的时候——当然我同时在担心自己没有东西可写，无从下笔——我也联系了科斯特，看他能不能帮忙。
几天后，我们在Skype上聊天，他让我的恐惧烟消云散。他告诉我，他可以把他们研究中用到的线上测试发给我，并且很乐意评估我事前和事后的焦虑水平。这听起来非常简单，我甚至都不需要离开自己的沙发。但随后他就对我说了他们正在用眼动追踪技术进行的实验，通过检测甚至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眼部移动，来测量注意力偏差。显然，科斯特和他的团队已经取得了一些有趣的成果，但这些只能在实验室中完成，这就意味着，我要去根特大学一趟了。我对此表示很好奇，而且从来没有去过比利时……
科斯特答应我会看看实验室的时间安排，如果接下来的几周内有空，就会通知我。几天后，我就坐上了“欧洲之星”列车前往比利时——他确实兑现了承诺，及时回复了我，我本以为他会在一个月后为我安排一段悠闲的时间，结果却被告知他们的实验室在两天后就会空出来一段很短的时间。他还告诉我，如果不是时间紧急——并且我自己能前往根特大学——他会很乐意先对我进行全面的测试。
时间有些过于仓促，但这似乎证明了，如果没有了拖延和担忧的时间，我可以很好地处理各项事务——我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功预订到了车票和酒店，安排好儿子的托管，请好了狗狗的保姆，同时打包好了行李。到达时已是深夜，于是我迅速做出决定，避免因为要去寻找有趣的事情并记录下来而到处闲逛。可是，万一我预订的酒店周边环境十分喧闹怎么办？它的价格确实很便宜……由于威胁侦测系统在作祟，我放弃了去喝一杯比利时冰啤酒的念头，选择直接上楼睡觉。
第二天一早，科斯特的一位博士生乔纳斯·埃弗拉特（Jonas Everaert）在酒店与我见了面，带我游览了根特大学的后街（后街的这一头看起来并不咋地——也许我昨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把我的包放在自行车后座上，跟我聊了各种能够改善大脑的方法与技术，包括冥想。他告诉我，通过对佛教僧侣大脑成像的研究表明，由于经常冥想，他们的杏仁核反应速度已经降到了很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他们无法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处理不同程度的压力与威胁。显然，我并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极端，但能够让自己有一些禅意并无害处。不过，能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了解冥想的优点与缺点，也很有意思。因为如今大多数人说起冥想的样子，会让你误以为它是万能的灵药。
乔纳斯把我带到了恩斯特的办公室，那里看起来和我去过的每个科学家的办公室如出一辙：普通的白色房间，地板上、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和纸张。乔纳斯去给我们拿咖啡时，恩斯特欢迎了我，并提前为那难喝的咖啡向我表示歉意。我笨拙地解释了要对自己的大脑做些什么，他饶有兴致地听着，似乎也觉得挺有趣。我不禁好奇，这些研究人员是不是认为我在异想天开，只是出于礼貌在敷衍着我，因为他们所要做的可不只是写写研究计划这么简单。他真的认为能够在短短几周内，帮助我将忧心忡忡的大脑转变成积极冷静的大脑吗？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几分钟之后，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随后进来了两位研究小组成员。友善、害羞的艾丝·伯纳·莎莉（Ayse Berna Sari）有着奥黛丽·赫本一般迷人的眼睛，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一样飘逸的秀发；而另一位阿尔瓦罗·桑切斯·洛佩兹（Alvaro Sanchez Lopez）则是科学家典型的形象。他们指出，他们的注意力偏差训练项目对我来说十分困难，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具有情绪化的语句，而这些语句全是荷兰语（比利时该地区使用的主要语言）。不过，他们可以让我试试伯纳正在研究的工作记忆训练，看能否改善我在阿尔瓦罗测试中的表现。他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进行五天训练，几周之后就可以改善认知偏差。我已经知道工作记忆训练的原理，也知道关于它是否有效仍存在争议，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不妨一试。
我先是进行已经再熟悉不过的基准测试。他们带我来到一间四面都是白色砖墙的房间，房间里的窗户很高，无法看到外面。为什么心理学家总是喜欢没有装饰、没有窗户的房间？怪不得他们如此擅长在正常人身上发现焦虑。
第一项测试是我之前在网上做的认知偏差测试的升级版。伯纳告诉我，电脑屏幕上会出现许多黑白的人脸照片，这些人里有的可能看起来很生气，有些会很开心，还有的处于中间状态。如果所有的面孔都处于同一状态，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做；而如果有一个面孔与其他的不一样，我就需要按下空格键。
有这么多张脸同时看着我，说实话这让我有些不舒服。虽然生气的面孔看起来有些吓人，但没有表情的人其实更可怕——我很想知道在他们空洞的眼神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想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是如此，我宁愿别人恶狠狠地瞪着我，就好像跟我有深仇大恨似的，也不愿意他们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至少我要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相比之下，微笑的面孔看起来更加让人舒心，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群喜欢我的好朋友之中。对我来说，我更愿意看那些开心的脸庞，但与之前所做的网上测试一样，伯纳的结果显示，与在众多笑脸中找出生气的面孔相比，我在生气的面孔中找到笑脸需要更长的时间，大约多出了40毫秒（见图7）。
恩斯特后来告诉我，31到40毫秒听起来虽然不多，但和参加之前实验的人相比，这个数字已经非常高了。在2006年的研究中，高特质焦虑之人的认知偏差时间为10-30毫秒，而低特质焦虑的人只有不到10毫秒8?。与之前志愿者的研究结果相比，我又一次站在了天平的最末一端，天啊！
他们又对我进行了一系列基准测试，其中有一项特别恐怖，我需要看一些生病的婴儿和孤独老人的照片，并尝试用积极的心态面对这一切，然后为自己所感到的烦乱打分。测试完成后，我出门散步，好让眼睛放松一下，回来时，我发现阿尔瓦罗正在房间里准备我接下来要做的眼动跟踪实验。我成功地说服了他，让我当即就尝试一下眼动仪。我玩得很开心，可惜伯纳出现并阻止了这一进程，他温和地指出，目前我正在接受他们的评估，不应随意行事，应该去休息一下。他说的没错，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之后，又直接回到了眼动实验室。
我上一次在心理学实验室用眼动仪接受测试是10年前，那时候的眼动仪看起来像是库布里克（Kubrick）的电影《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里的东西——头盔上架着一副巨型眼镜，同时有摄像头直对着你的眼睛。但现在大不相同了，眼动跟踪设备就像是连接在电脑屏幕下方的一个亮闪闪的音箱，它会朝你的眼睛发射红外线。屏幕中还有一个隐藏摄像头在实时获取瞳孔的反射。人的肉眼看不到红外线，所以要想知道机器到底有没有追踪到我的眼球运动，唯一的线索就是通过校准机器——屏幕上会出现两个白点，那就是电脑眼中的我的瞳孔。
图7 尽管愤怒的面孔让我感到不安，但我的视线在生气的脸上的停留时间比在笑脸上停留的时间多40毫秒
那两个白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好奇的小机器人在屏幕中看着我，我眨眼，它也跟着眨眼，我歪头，它也歪头，就像养了一个电子宠物——我敢肯定，一定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到一个具有类似功能的应用。不一会儿，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最后阿尔瓦罗回到工作状态，叫我保持不动，好让他完成机器校准。我乖乖地听话，双眼注视着在屏幕上移动的红点，让眼动仪追踪我的眼球。
首先，阿尔瓦罗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荷兰语训练测试。屏幕上出现了六个词，他们告诉我每次出现的六个词中，只要选出其中五个就可以组成包含情感的一句话。例如，面对“我、一个、人、是、无用的、有用的”这六个词，由于认知偏差的不同，有些人会组成积极的句子（“我是一个有用的人”），而有些人的句子则比较消极（“我是一个无用的人”）。眼动仪可以发现你的眼睛最先看向哪里——因此，即使有人最后得出的是积极的句子，电脑也会知道你先看到的是消极的词语。真精明。为了达到训练的目的，在眼动仪测量眼睛移动偏好的同时，不同的词会有不同的颜色：绿色代表积极的词语，红色代表消极的词语。你的目标就是直接看向积极的词语，同时避免红色的词语。荷兰语里，我只认识两个单词，而且都和骂人有关，所以我显然没法正常完成这项测试。屏幕上闪过几组示例之后，我跟阿尔瓦罗都笑了起来：即使是一门外语，我的眼睛也会像被磁铁吸引了一样，不由自主地先看向消极的词语。这样的结果我早就猜到了。
随后，阿尔瓦罗把我送回另一个房间，让我和伯纳进行工作记忆训练。我需要完成两组训练，每组20分钟，之后再去完成那个恐怖的照片测试——这是目前为止我最不喜欢的测试——看看结果是否有改变。我有些怀疑，仅仅40分钟的训练，恐怕根本不会有什么变化，但伯纳告诉我，他们在实验中见过的大多数人会有所变化，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她还说，认知偏差越消极的人，训练之后的得分提升越显著。
在完成了两组时长为20分钟且更为复杂的工作记忆训练之后，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那些痛苦的照片。根据屏幕上随后弹出的“评价”或“重新评价”，我需要在30秒内对照片做出最悲惨的解释，继而根据推测给出积极的结果。例如，如果照片上出现的是一个孵化器中的婴儿，我需要先关注婴儿及其父母所承受的痛苦，之后想象宝宝茁壮成长之后充实、快乐的生活。在对每一张照片进行想象之前和之后，我都需要对自己的感受打分，给出从0（还不错）到9（非常痛苦）的分数。我觉得这项测试很有难度，每张照片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足以产生真情实感。不仅如此，对自己感受的打分也相对单调：在对一张悲伤的照片做出积极预测之后，又有谁不会认为自己的心情得到了好转呢？虽然这看起来很牵强，但我还是很想看看我的得分与训练之前有没有变化。
图8 Dual N-back工作记忆训练 可以在http：//brainworkshop.sourceforge.net下载此游戏（保罗·霍斯金森和乔纳森·托米姆）
经过快速的工作记忆训练，我计算不同选项的能力的确有所改变（见图9），我的得分甚至还头一次超过了普通志愿者的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