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基因和战士基因
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如此复杂，背后肯定有很多其他基因作为决定因素，但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又称“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的无意识学习，这是无意识认知偏差的基础。
血清素转运体基因会制造出一种蛋白质，当信息在神经元间完成传递后，这种蛋白质便会回收传递过程中用到的大脑化学信使，并尽可能多地将其循环再利用。
每个人都有两个这样的基因（又称“等位基因”，alleles），它有两种类型：一短（S型）一长（L型）。令人困惑的是，L型等位基因也有两种（LA型和LG型），而LG型的作用和S型等位基因完全一样。
这非常重要，由于S型和LG型等位基因都含有较少的DNA，产生的转运体蛋白也相对较少，这就会造成更多的血清素残留在神经元之间，而神经元本身所需要的用来传递信息的血清素就会相应减少。
人的血清素转运体基因主要有以下几种：SS型（短）、SLA型（中）、SLG型（短）、LALA型（长）或LGLG型（短），其中最常见的是SL型，而SS型则较为罕见，至少在英国范围内如此4?。
研究发现，拥有至少一个S型或LG型等位基因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反应杏仁体（主要用于侦测危险）5?，同时更容易造成消极认知偏差。这些人往往在标准的焦虑测试中得分偏高，也有更高的抑郁风险。其他研究表明，拥有长型等位基因的人则更倾向于有积极的认知偏差。
表面看来，“忧虑基因”的问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但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有研究发现短型等位基因与焦虑有关联，但也有研究的结果与之恰恰相反。2003年，阿维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特里·墨菲特（Terrie Moffitt）主导的一项长期研究或许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研究中，他们不仅关注基因，还考虑到每个人都接触过哪些容易产生压力的事件。他们发现，拥有短型等位基因的人的确更容易焦虑或抑郁，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经历过至少一次能够产生巨大压力的人生大事（例如离婚、遭受虐待、亲人逝世等）。如果没有生活上的压力，他们反而比那些拥有长型等位基因的人更不容易抑郁。因此，同一个基因既可能成为“忧虑基因”（worrier gene），也可能成为“战士基因”（warrior gene），而这主要取决于你的人生经历。
这种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拥有S型等位基因的人具有超强的大脑可塑性，因此他们能以超出常人的速度学会生活给予的教训，并一直保持下去。而这样的缺点就是，如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你的大脑就会更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中充满了种种恐惧，世界到处充满危险。然而，如果有机会，大脑也会很快地学会积极的信息。
果不其然，伊莱恩·福克斯的实验室研究发现，拥有短型等位基因的人不仅能更快地产生消极偏差，也能更快地产生积极偏差。她告诉我：“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你就更容易产生消极偏差，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将其巩固。同理，如果拥有同样基因的人开始形成积极的偏差，那么他就更可能发展出积极的心态。”
至此，目前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结论是：拥有较短型血清素转运蛋白基因等位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压力的长期影响，但同时更容易学习到生活中乐观积极的一面。基于我所经历过的重大变故（5岁时父母离婚、19岁时父亲车祸身亡），加上我大脑的思考方式，我敢打赌自己拥有的是短型等位基因。至于乔里恩，我则不太确定，但我猜测如此强韧的他可能有着长型等位基因。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俩都是短型等位基因，这对他父母来说会是天大的好消息，而对我父母则是天大的打击。
基因测试结果表明，他的确拥有SS型等位基因——他的大脑天生就能够很好地通过人生经历进行学习。从他所描述的早期经历来看，他真的非常幸运：没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没有亲友离去，也没有被欺负和虐待过。这样的基因加上这样的经历，似乎让他能够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起伏，更好地抵抗压力，同时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至于我，则属于同时具有短型等位基因和标准长型等位基因的那50%。也就是说，我大脑的敏感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既不是特别具有可塑性，也不是最为敏感的。
虽然可能是我的负面认知偏差在作祟，但在我看来，这一切给我带来的可能是最糟糕的结果。拥有一个短型等位基因的确意味着我的基因更有可能被生活中的压力转变成负面认知偏差，但与此同时，我的大脑可塑性并非最强，也就是说，想改变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