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的认知偏差对你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好，但在进化过程中，它的存在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当我们受到长有尖牙的大型猎食者和持有棍棒的人类威胁时，这种认知偏差便会发挥作用，在我们需要快速行动时，它会极大地缩短大脑的处理时间。不过缺点在于，它存在于无意识中，这就意味着我们会有这样的错觉：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不管是认为周围很安全，还是处处充满危机——都是对客观现实完全而准确的反映。但事实远非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改变自己对未来人生的观点——比如，你所不喜欢自己满头白发、形容枯犒、早早踏入坟墓的想法——这是非常困难的。
从乐观的一面来看，神经的可塑性规律并不会因为是否有意识处理这种小事而受到影响，福克斯和其他人也在努力寻找方法，试图将伤脑筋的认知偏差朝着积极的方向引导。这听起来绝对值得一试，尤其是因为有研究表明，要想重新训练认知偏差，让其朝着乐观的人生方向发展，只需要每天玩几分钟电脑游戏即可。
这一研究领域充满争议，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它行之有效，但它能与我产生共鸣，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认为焦虑并不是你的本质，而是一种大脑系统故障。我很认同这种理念，因为老实说，那个容易担心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表面上看，我是一个勇于冒险的人（自由新闻人和不适合柔弱之人），大多数人也认为我十分乐观。有一天在学校门口，一个孩子的妈妈形容我是“超级妈妈”，我甚至没觉得她这是在讽刺。显然，在他人的印象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但只有我知道，在我平静的外表下有着许多负面情绪：爱抱怨，易焦虑，总是杞人忧天。坦白说，这让我心烦意乱。
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特质焦虑（也被称作“神经质”，虽然这么说有些刻薄）测试中得分非常高，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像我一样在该量表中得分偏高的人往往会有消极的认知偏差，在它的影响下，我们会无意识地随时扫描周围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胁，以悲观的心态对事物进行评估，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焦虑。的确，在我身上有以上这些现象。其中第一种情况——随时准备应对威胁，我认为合乎情理。19岁时，我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自那以后的20多年里，我似乎一直在360度全方位地留意着周围潜在的危险，尤其是那种随时可能将至亲之人带走的危险。
也许是因为父亲去世时我还年少，这一残酷的人生教训快速地在我大脑中扎了根。长久以来，人们认为青少年的大脑具有极高的可塑性，毕竟，青春期的少年都是从自己的错误中渐渐学会了独立。研究表明，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大脑不仅能更生动地储存记忆，对压力非常敏感，从情绪挫折中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更长2?。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19岁起，不可预测的危险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但即使在最忧虑的时刻，我也能意识到自己所感受到的恐慌与实际发生的威胁并不相称。如果我的丈夫出差时没有在飞机预定降落的时间立刻给我发短信，我就开始查看是否有空难相关的新闻，这样有用吗？如果我儿子接近路边，甚至只是朝百叶窗的方向看了一眼，我就马上变得坐立难安，这样对他有好处吗？然后我又开始担心，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这样急躁地跳来跳去，反而更可能遇到一些悲剧事故——举例来说，假如我为了保护他而急匆匆地跑过去，却不小心把他撞倒在路边，这该怎么办？
我就是这样总毫无根据地就想象着最坏的结果。去牛津大学的前一个月，我给伊莱恩·福克斯发过几封邮件讲述了自己希望改造大脑的原因，并询问她是否愿意参与我的重塑大脑计划。我给她寄去了这本书的简介，以及我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链接，文章内容与我希望她做的事基本类似，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可能她很忙，没空回复，但我的内心活动是这样的：或者，她认为我是一个怪人，完全没有必要回复，因为我发过去的那本书听起来毫无内容，也没有人愿意去读；又或者，她读过我以前的文章，认为我是最差劲的科学新闻记者；再或者，她非常鄙视我的提议，把我的邮件转发给了她的同事，现在他们正在嘲笑我这个纠缠着她不罢休的愚蠢记者。
那我又是如何面对她的冷漠的呢？我先是存了她的手机号，有两次想要拨通时都临阵退缩了（因为她显然不想跟我交谈）。我还关注了她的推特，生怕错过了什么神经科学的最新文章。除此之外，我还不断地在多种情绪之间无限循环，时而怒气冲天（不回我的信息实在是很无礼），时而愤愤不平地假想着与她谈话，告诉她我对她的研究有多合适，同时不断练习着让自己平静面对可能遭到的拒绝。说真的，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学校，心情跟打电话约比我高一级的男孩时一模一样（有趣的是，那个男孩的名字也是福克斯）。我最终还是打给了那个男孩，但结果却让我差点心肌梗死——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不过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几年之后还短暂地交往过一段时间……
你猜怎么着？我终于鼓起勇气打通了伊莱恩·福克斯的电话，她表现得非常亲切，她为自己没有及时回复而向我道歉，并解释说这几周一直在赶项目，现在正准备为实验室搬家，忙得不可开交。她觉得我的计划听起来很不错，也同意大约一周之后跟我详谈。既然结果很顺利，那我为什么之前还会倍感压力呢？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陷在情绪的旋涡中痛苦挣扎，但其实我明明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动笔写下本书的引言。
我一向都会这样折磨自己，虽然这并没有阻止我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如果能绕过这些恐惧和自我惩罚，生活就会容易很多。话说回来，因为要联系一个治疗焦虑的人而紧绷神经，这听起来着实可笑。
当然，我的神经质倾向也有可能与所谓的认知偏差无关，因此在等待伊莱恩·福克斯回复的同时，我访问了她的网站3?，网站上有两个测试，一个用来测试认知偏差，另一个则是关于乐观或悲观倾向的问卷。出于好奇，我让乔里恩也做了这些测试，以下是我们的测试结果：
表1 乐观/悲观分数和认知变差，测试题目来源：www.rainybrainsunnybrain.com
心理学家通过一个被称作“点探测任务”（dot-probe task）的计算机谜题来衡量认知偏差，起初屏幕中央会出现一个准星，吸引你的目光，随后会有两张图片闪现500毫秒后消失，接着迅速出现一个目标（可能是任何事物——箭头、圆点等，什么都可以）。你要做的，就是根据目标（所谓的“探头”）出现的位置，按下左侧或右侧的按钮。研究表明，具有焦虑性情的人能够更快地发现和生气的面孔出现在同一边的目标（负面偏差）；不仅如此，具有负面偏差的人也更容易焦虑和抑郁。
经过简单的背景研究之后，我发现乔里恩跟我一样奇怪。大规模研究的结果表明，乐观/悲观测试的平均得分是15分（总分24分），也就是说普通人稍微偏向乐观。乔里恩和我都与平均分相差6分，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他异常乐观（因此敢于进行高风险的金融交易），而我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悲观主义者。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的无意识认知偏差测试结果为何如此大相径庭。-31分意味着当目标出现在生气的面孔下方时，我按下按钮的速度要比它出现在高兴的面孔下方时快31毫秒；而51分则表明乔里恩发现高兴的面孔下方目标的速度比另一边快51毫秒。他的大脑会自动寻找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这也许正是他总能保持异常乐观情绪的原因。
图5 点探测任务第2屏（上方）和第3屏（麦吉尔大学马克·鲍德温）
如果说让一切恢复正轨的方法仅仅是是用电脑做一些训练这么简单，那么我与乔里恩的认知为何如此不同也就显得似乎不那么重要了。然而不得不承认，我对此还是充满了好奇。简单分析了一圈我的近亲之后，我怀疑自己的神经质倾向至少有一部分来自遗传。在我父母其中一方的家庭里，如果你没有焦虑、抑郁或产生情绪波动的倾向，那是极不寻常的。在英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情绪问题，而我快速计算之后发现，在我们家里，情绪容易出问题的人数比例大约是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伊莱恩说，虽然她很希望能让我参加她的下一个忧虑遗传学研究，但她们至少要再等一年才有可能继续进行基因测试。因此，她提出了备选方案，让我为她的研究联系做分析的实验室。她警告我说价格非常昂贵（至少500英镑），但很可能一次就会得到满意的结果。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因为虽然美国的一些医疗保险公司会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基因测试，但像23and Me这样的商业基因检测公司并不会提供此类测试，至少目前不会。它们所提供的主要是针对风险基因的标准测试，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和男性秃顶等。
很幸运，我联系实验室的时候，他们很乐意帮忙，甚至允许我多送几份样本而不收取额外费用。我把测试工具包也发给了乔里恩，我们将在口腔中取得的基因样本一起邮寄到实验室，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会返回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断地往返于乔里恩家和实验室，因为他第一次送去的样本里并没有包含任何DNA，第二次邮寄的样本又丢在了途中——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有能力经营如此成功的企业。终于，我们等到了测试反馈，但结果却与我的期望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