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我来到了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退伍军人医疗协会中心医院，乔和麦克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这里运营着波士顿注意力与学习实验室（Boston Attentionand Learning Lab）。退伍军人医疗协会隶属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 Affairs），为美国士兵提供终身医疗保障服务。很多从战场归来的老兵都难以持续集中注意力，因此有源源不断的退伍军人愿意作为志愿者参与乔和麦克的研究。创伤后压力带来的问题尤为严重，长期生活在高度焦虑状态下的士兵并不会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特定事物上，而是会把注意力分散在各处，留心周围是否有危险发生。头部创伤和中风也可能引发类似的问题，因为注意力涉及大脑的很多区域，如果大脑出现问题，那么注意力很可能受到影响。另外，其他的大脑技能，包括记忆、推理甚至执行任务时的持续思考都建立在控制注意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失去注意力所带来的问题十分严重。
可以说，我在退伍军人医疗协会医院的体验十分独特。我不确定英国政府会把退伍老兵安置在哪里，但美国的退伍军人似乎大多数在这里。这里伫立着奥巴马的肖像，美国国旗在头顶迎风飘扬。这里的人年龄跨度极大，有些坐在轮椅里的年轻人似乎是在最近的战役中才受的伤，而有些老兵看起来已经达到了经历过越南战争的年龄。他们中的许多人倍感自豪地穿着老兵的T恤，戴着老兵的帽子，坐在大厅里等待预约的同时与他人交流着各自的作战经历。这家医院里的病人经历过的故事，一定比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更丰富多彩，我很想一一聆听他们的曲折经历，但一个英国人笑嘻嘻地贸然闯进来，四处询问一些他不曾了解的事情，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合时宜。
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在走廊里等候，并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幸运的是，麦克和乔很快就带我去了他们楼上的办公室。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位80多岁、说话不怎么利索的老兵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们问好。麦克说：“在这里工作十分有趣。”
“麦克与乔的表演秀”即将拉开序幕，可以肯定，我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将会非常有趣。乔总是精力充沛，积极乐观，他说话的语速非常快，喜欢欢快地走来走去，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随时准备释放。后来他告诉我，他跟其他的士兵一样，迫切需要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切的答案，”他说，“我们的工作更像是‘自我搜索’。”而麦克相对而言则比较含蓄，但他跟乔一样热情。他反复确认我在开始前已经签署了所有的免责声明，偶尔会适当制止他那位热情的工作伙伴。在这样的双人搭档中，麦克很不情愿地担负起了“唱白脸”的角色。
一旦开始研究脑刺激的相关问题，他就会变得格外兴奋。他们把我带到了进行大脑刺激（brain zapping）的房间——一间弃用的医院病房，房间里的装潢还是50年前的亮橙色。病房里并没有病床，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巨大的黑色座椅，旁边还有一台古老的X光检视器和两台显然停摆了多年的时钟。
再过一天，他们就会用经颅磁刺激机器来刺激我的大脑，而那张黑色座椅其实就是机器的一部分。麦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为我展示这台机器的功能。“真的很奇妙，”他一边把磁铁移动到自己大脑控制运动的运动皮质部位，看着自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一边说，“这是在测试机器是否正常运转。”接着他又笑着补充道：“有时候我会专门跑下来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看到机器控制了他的大脑和身体，我认为这恰恰完美地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归结为大脑的电磁脉冲。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只是亲眼目睹大脑和身体系统被机器劫持时有点忐忑不安。
很快就该轮到我接受刺激了，但需要先进行一个长达两小时的评估，以获得我目前的技能水平——或者说目前的技能有什么不足——作为这一周测试的基准线。接下来他们还需要对我进行脑部扫描，绘制出想要刺激的大脑区域。
首先进行的是我之前在家做过的在线测试的完整版本——麦克亲切地称之为“别碰贝蒂”（Don't Touch Betty）。我的任务就是在一连串的男性面孔中找到唯一的女性面孔（贝蒂），每张面孔都会显示约一秒，然后渐渐消失，换成下一张脸。当出现男性面孔时，我需要按下按钮，而贝蒂的脸出现时则不需要按钮。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其实不然，因为所有出现的面孔都是黑白的，而且都处于山川、城市等黑白的复杂场景中，在面孔变换的同时，画面的背景也在不断变化着。
测试持续了12分钟，但实际感觉要长得多。我发现，与其说这项任务很难，倒不如说它基本上无法完成。即便我能够辨别出贝蒂的面庞，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的手不要去碰按钮。12分钟的测试过程中，贝蒂脸上那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越看越像是嘲笑，而我也一直都在责备自己。我甚至确信，在看到我的测试结果后，麦克和乔一定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任务的要求，于是在我们进行下一项测试之前，我向他们保证，自己确实明白这项任务要做什么。
接下来还有几个测试，每一项测试都侧重于注意力的不同方面。在一项叫作“转瞬即逝”的测试中，屏幕上会以最快的速度闪过一串字母，而我则需要辨别出夹杂在这一串字母中的两个数字。这项测试主要针对的是大脑效率，旨在测试我的注意力网络重置已有规律并发现新事物的速度。我猜我的结果应该是“并不快”，因为很多次我报出来的第二个数字基本上是凭空瞎猜。
相比之下，其他的测试似乎并不是很难，其中一项要求我点击完整苹果的照片，同时忽略那些被咬了一口的苹果；还有一项则是要我在i Pad的屏幕上点击一个跳出来的点，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我寻思着“这也太简单了”，但是乔说了一些比较神秘的事情，指出我更倾向于使用哪侧的大脑来集中注意力。我不禁想，该不会是因为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才会觉得这些测试这么简单吧，要知道，这些认知心理学家的套路通常都让人防不胜防。
最后一项是测试我的视觉专注能力。它主要衡量我有多容易被周边视野中的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比如屏幕上弹出的新邮件通知，或者窗外飞过的一只小鸟。我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但却有点疲倦，我坐在桌前，将脸埋在双手中。那时已经是傍晚了，或许我躺下来进行半个小时的脑部扫描是个不错的主意——即使是躺在嘈杂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
我们下楼来到了有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的白色房间，接待员给了我一张只在军事医院才会看到的表格，我在表格上签字，确认自己体内没有任何弹片，眼中也没有金属。“哦，为了能进行扫描，你必须换上纸做的裤子，”麦克在一旁补充道，“希望你不会介意。”10分钟后，技术人员递给我一条巨大的纸裤子，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说的不是内裤，真是让人虚惊一场。穿好裤子之后，他们给我戴上了耳塞和泡沫颈撑，将我放入扫描仪，我一进去便打起了盹。
扫描的目的不是要追踪我的大脑活动，而是要获取我的大脑的3D图像，以此来确定涉及注意力的脑区，便于使用经颅磁刺激机器。他们主要感兴趣的区域叫作“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它负责将眼睛后侧的思维区域与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相连。顶叶皮层位于耳朵上部偏后，相当于各种感官的交换总机。
虽然大脑两侧都有类似的系统，但实时成像研究表明，在普通人中，右脑的那一部分承担了主要的工作。相反，有注意力集中障碍的人通常在效率较低的左脑有着更多的活动。
后来麦克和乔告诉我，他们的计划是用经颅磁刺激机器暂时麻痹我注意网络中左侧的活动，让我不得不使用右侧的注意网络。这样做类似于绑住我经常使用的那只手，迫使我用另一只手。然而，由于大脑总会通过最简单的路径传递信息，一旦更有效率的系统开始正常运行，日后它将有望随时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