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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生命观与生物艺术世界(5)

2020年7月6日  来源:美的进化 作者:[美]理查德·O.普鲁姆 提供人:heidong86......

这本书从人文科学中汲取了美的概念,并通过将美定义为欲望与特征之间协同进化的结果,而将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现在,我想把这个过程反转过来,探讨一下从协同进化的角度看,美会在人文科学尤其是艺术中产生怎样的影响。

事实上,理解大自然审美进化的过程为进化生物学和审美哲学(即艺术哲学、审美属性、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创造了一个学术交流的新机会,这也是我在新的研究中一直追求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美学”都只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的审美体验,比如,看到某一处风景,听到玫胸白翅斑雀(Rose-Breasted Grosbeak)的鸣唱,或者是预测兰花的形状、颜色和气味。但是,审美进化告诉我们,玫胸白翅斑雀的叫声和兰花(不包括风景)都是根据非人类主体的评估(在上面两个例子中分别是雌性玫胸白翅斑雀和传粉昆虫),协同进化出各自的审美形态。人类可以欣赏它们的美,但我们在塑造这种美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传统上,审美哲学并未领会到自然界在审美方面的丰富性,以及其中大部分的美都是通过动物的主观评价产生的。过去,我们总用纯粹的“人类凝视”来观察大自然的美,所以无法理解很多非人类动物在其中发挥的强大的审美主体的作用。审美哲学想要成为一门更加严谨的学科的话,就必须努力解决生物界各方面的复杂性。

这种审美生命观的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意义是,让我们认识到在协同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改变,是包括人类艺术在内的所有审美现象的基本特征。在这本书中我反复提到,像雄孔雀尾屏这样的性装饰器官的进化,离不开雌孔雀相应的认知审美偏好的协同进化。择偶偏好的变化改变了尾屏形态,尾屏形态的变化又改变了择偶偏好。在艺术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协同进化过程在发挥作用。比如,莫扎特创作的交响曲和歌剧,改变了观众对音乐及其影响力的预期。这些新的音乐偏好又会对未来的作曲家和表演者产生影响,从而推动西方音乐古典风格的发展。同样地,马奈(Manet)、凡·高(Van Gogh)和塞尚(Cézanne)的画作使欧洲绘画的风格突破了之前的界限。这种变化后的审美偏好又对新一代的艺术家、收藏家和博物馆产生了影响,最终引发了20世纪早期的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和其他的现代派艺术运动。在人类艺术中,这种审美变化的文化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协同进化过程。

一旦我们理解了所有的艺术都是观众与艺术家之间协同进化的历史过程(即特征与欲望、表达和品位之间的协同进化)产生的结果,就必须扩展我们对艺术是什么和艺术可以成为什么的概念。我们不能用一件艺术作品的客观品质来定义艺术,也不能用观察者的个人体验(艺术不应该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定义艺术。成为一件艺术品,就意味着成为审美协同进化历史过程的产物。换句话说,艺术是一种与其自身的评价标准协同进化的方式。

这种定义意味着艺术必然出现在一个审美共同体,或者由创造美的人和审美者组成的群体中。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1964年写了一篇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的审美哲学论文,在文中他把这种创造品位的审美共同体称为“艺术世界”。艺术的协同进化定义打开了进化生物学和艺术之间全新的联系。

也许这种定义产生的最具革命性的结果是,它意味着鸟类的鸣叫、性炫耀、依靠动物传粉的花朵和果实等也都是艺术。它们是在无数个“生物艺术世界”中出现的“生物艺术”,每一个审美共同体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完成了动物审美特征与偏好之间的协同进化。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任何艺术定义都应该遵循我们在人类艺术世界中看到的思想文化传播的原则。人类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会因为社会网络中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审美观念而转变,这就是审美创新和审美影响的文化机制。如果我们接受了一种文化层面的艺术定义,可能就意味着审美协同进化的遗传实体不可能是艺术品。但是,这个定义并不会消除生物艺术。比如,地球上近一半的鸟类都是从它们物种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学习鸣唱技巧的。这些鸟类拥有超过4 000万年的欣欣向荣且多样化的鸟类文化。因此,它们学到的鸣叫呈现出地域性差异(方言),文化传播也可能促使这些鸣叫快速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现象在人类艺术中也时有发生。类似的审美文化过程,还发生在鲸鱼和蝙蝠身上。

简言之,当我们走出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仔细观察大自然的审美复杂性,并思考这一切都是如何形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难以任何方式来定义艺术,因为没有一种方式能涵盖被我们视为人类艺术的一切,而不包括任何非人类动物的审美产物。

一些审美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家可能会发现,接受无数新的生物艺术形式对他们所处领域来说,与其说是贡献,不如说是烦恼,甚至是冒犯。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把这种更具包容性的、“后人类”的艺术观点当作一次发展审美学的真正机会。一开始,人类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太阳和星星都围着我们转。然而,在过去的500年里,科学发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宇宙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伴随着每一项发现,人类离宇宙中心的位置越来越远。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太阳系里,太阳系又位于一个闭塞无趣、极其普通的星系中。尽管地球的大小及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很特殊,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是完全随机、不可预测的,而且一点儿也不特别。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种认知上的改变令人不安,但我认为这些知识有助于提升我们的领悟力,让我们对生物界、人的存在、人类的意识经验以及技术和文化成就中令人震惊和出人意料的丰富性,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同样地,我认为把人类从审美哲学这个学科的组织中心移走,使其完全涵盖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审美产物,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人类艺术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复杂性、审美丰富性和社会功能多变性的欣赏能力。后人类的审美哲学能将我们、我们的艺术世界与其他动物置于同一背景之下,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对人类形成的过程,以及作为人类的真正特别之处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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