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达尔文的审美观点对个人产生的真正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形成了有关性胁迫和性自主权进化影响的新观点。当帕特丽夏·布伦南第一次提出要和我一起做鸭子生殖器的进化研究时，我心想：“好吧，反正我也从来没研究过鸟类的那个方面”。我想到了我们会学到很多有意思的解剖学知识，但我从未想过这个项目会如何发展，或者研究结果将会如何深刻地改变我对进化论的看法，并带来如此多令人惊讶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性胁迫和性暴力会直接危害雌性动物的身心健康。但从审美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性胁迫也侵犯了雌性个体的选择自主权。一旦我们认识到性胁迫行为损害了个体的性自主权，就会马上发现，选择自主权对动物来说至关重要。性自主权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编造的一种虚构的、漏洞百出的法学概念。更确切地说，性自主权是许多有性繁殖物种的群体进化出的一种特征。我们从鸭子和其他鸟类身上已经看到，当性自主权遭到性胁迫或性暴力的限制或破坏时，配偶选择本身就可以提供进化力量来维护和扩大选择自主权。
在这本书的最后几章中，我提出女性性自主权在人类的性行为和生殖进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人类本身进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世界上的女性没有享受到这种进化过程产生的成果（即普遍性和社会自主权）呢？在很多文化中，不断发生的强奸、家庭暴力、女性生殖器被割除、包办婚姻、荣誉谋杀、日常性别歧视、经济依赖，以及女性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似乎都在直接证明这种有关人类进化史的观点是错误的。难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行为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进化遗留问题吗？我并不这样认为，性冲突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因。
性冲突理论告诉我们，女性的审美重塑过程并不是唯一的进化动力。男性也在通过男性间的竞争（另一种形式的性选择）发生进化，还会维持和促进性胁迫。这个过程发生的原因是，女性配偶选择的力量是有限的。虽然女性配偶选择可以扩大女性的性自主权，但不能使女性权力或者对男性的性控制力发生进化。只要男性不断地通过进化机制来提升其实施性胁迫和性暴力的能力，女性就会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我在讨论鸭子性行为的时候解释过，这种“两性间的战争”是高度不对称的，根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男性进化出了用来控制女性的武器和工具，而女性却只有维护自己的选择自主权的防御性机制。这场较量并不公平。
尽管人类的审美重塑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的性自主权，但我认为人类文化的后续进化却导致新的性冲突文化机制出现。换句话说，我认为男权、性统治和社会等级制度（即父权制）等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就是为了重新确立男性对受精过程、生殖过程和亲本投资的控制权，以对抗女性不断扩张的性自主权，其结果就是引发一场人类性冲突方面的新“军备竞赛”。
更具体地说，从我们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生活的时期以来，在数百万年间（进化背景2），女性性自主权的推进受到两种出现时间较晚的文化创新的挑战，即农业及与农业一起发展的市场经济（进化背景4）。这两项发明出现于不到600代人之前，创造了第一次获得财富和财富差异化分配的机会。当男性在文化层面获得对这些物质资源的控制权时，就拥有了巩固男性社会权力的新机会。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中，相互独立且平行发展的父权制使男性几乎控制了女性甚至是所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父权文化的进化使得现代女性无法充分巩固之前在性自主权方面取得的进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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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层面的性冲突理论在审美进化、性冲突、文化进化、当代的性和性别政治之间，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且令人兴奋的新学术领域。从这个角度看，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如此专注于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和繁殖过程，同时谴责和禁止同性性行为，这绝非偶然。女性的性自主权和同性性行为的进化都是对男性等级权力和控制力的破坏，这些破坏性的影响很可能就是在文化层面创造和维持父权制的驱动力。
尽管男性在文化层面的支配地位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个观点暗示父权制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宿命”。父权制不是人类进化史的产物，也不是人类生物学的产物，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人们已经开始对男性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所产生的诸多弊端（侵略、犯罪、性暴力、强奸、战争等）做出反应：“男孩终究是男孩。”然而，这些“男孩”更可能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人类进化史的产物。通过对人类性冲突的历史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男性在进化过程中已经去武器化，但在文化层面上进行了重新武装。你一定还记得，男性和女性的体型差异比以爱好和平闻名的雄性倭黑猩猩和雌性倭黑猩猩的体型差异小。目前，男性在社会和性方面享有的优势，并不能被视为人类生物进化史的必然结果。
如果父权制是文化层面上性冲突军备竞赛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预测一下会出现哪些文化上的应对措施，来恢复和保护女性的性自主权和社会自主权，而且她们确实有这样的对策。从19世纪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女权运动开始，在文化层面上为抵制父权及重申和推进女性性自主权、选择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尽管花了上千年的时间，但成绩斐然：女性拥有了法律认可的投票权、人权，法定的奴隶制也被废除了，这些都证明对在生物学上被误以为“理所当然”的父权制，是有可能被彻底根除的。
文化层面上由性冲突引发的持续军备竞赛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和对人类性行为持保守的男权主义观点的人之间进行的斗争，其关键问题是什么。归根结底，对生殖过程的控制（包括节育和堕胎）才是两性冲突的核心。
与鸭子在进化过程中拥有的性自主权一样，女权主义并不是一种旨在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倡导选择自由权的意识形态。父权制的目标是提升男性的支配地位，而女权主义则致力于选择自由权，这种目标的不对称性是所有两性冲突固有的特点，不管是鸭子还是人类。但在当代女性争取普遍的性平等权利的过程中，这种不对称性仍然令人沮丧。
似乎是为了证明权力和特权使用的正当性，父权制的捍卫者们经常将女权主义曲解为一种争取权力的意识形态。他们声称，女权主义者试图控制男性的生活，否认他们在生物学上天生具有的特权，还将男性置于从属地位。比如，一名反女权主义的法学学者甚至错误地指责有关“性自主权”的法律原则（已经成为大多数强奸和性犯罪法的基础）包括将个人的性欲强加给他人的权利。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误解了性自主权的含义，以及它在生物学或文化层面上的产生过程。
在目睹了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避孕和生育权展开的政治斗争之后，很多有经验的观察家都指出：“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遗憾的是，如果这些事件属于文化层面的性冲突军备竞赛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女性争取性自主权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双方都在制定新的应对措施，来抵消对方之前取得的进展。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常常对美的标准、性美学和性欲的讨论表示不满。美一直被视为一种严格的男性标准，也就是将女性和女孩视为性客体，并说服女性采用同样的自我毁灭式标准来评判自己。性欲一直被视为另一种让女性发现她们处于男权之下的途径。然而，审美进化理论提醒我们，女性不仅是性客体，也是有性欲并有能力寻求满足的性主体。性欲和性吸引力不仅是征服的工具，也是社会赋权个人和集体的能够促进性自主权扩张的工具。对于理想配偶的规范统一的审美观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影响文化变迁的过程，这一点在吕西斯忒拉忒的故事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个人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性选择权来改变人类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