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生物学审美观点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与20世纪反映政治弊端和道德弊端的优生学的痛苦历史有关。优生学是一种主张人类种族、阶级在遗传、身体、智力和道德品质上都进化出了适应性差异的科学理论。优生学也是一项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目的是利用这种有缺陷的科学理论，通过对配偶选择和生殖过程进行社会和法律层面的控制来“改善”人口。由于优生学特别关注配偶选择的进化结果，所以它仍然与人类的性选择和审美进化过程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出于多种原因，就连进化生物学家也不愿意讨论优生学问题。首先，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欧洲所有专业的遗传学家、进化生物学家要么是优生学的热情支持者，要么是优生社会项目的忠实参与者，纯粹的支持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面对这种难堪、可耻而且发人深省的真相。其次，优生学为对人权的各个层面的侵犯行为（从常见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残疾人的偏见、强制绝育、监禁和美国的私刑，到纳粹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以及在欧洲对智障患者和同性恋者的大屠杀）提供了一个伪科学的理由。优生学是人类历史上对科学的滥用造成最恶劣后果的例子之一。科学变质了，而且很严重。
最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当代进化生物学大部分的知识框架都是在整个领域疯狂追捧优生学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都愿意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优生学就不再属于进化生物学了，因为从那时起进化生物学家便不再承认主张种族优越性的优生理论。但令人不安的是，优生学的一些核心和基础部分已经“融入”了进化生物学的知识结构，而且正是它们构成了优生学的错误逻辑。在这里，我不会就这一点进行详细分析，我只想说明审美进化将如何在纠正这段被误导的学术历史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优生学和种群遗传学产生的时期，配偶选择理论要么完全被人们拒绝，要么被视为在本质上与自然选择完全一致。也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主义中的“适合度”被重新定义，并且涵盖了所有的性选择过程。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说的“适合度”指的是个体完成有助于生存和繁殖的任务的能力，与身体素质的概念差不多。在20世纪早期，适合度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即个体基因在后代中的相对成功率。这种新的定义将生存、繁殖能力和交配/受精成功率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概念，模糊了达尔文主义中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概念之间的差异。尽管经过了重新定义，但适合度这个词与适应性之间的最原始的关联仍然存在。就这样，现代进化生物学为了推翻达尔文的随意的审美配偶选择概念，利用自己领域内的术语对其进行改头换面，使得我们除了适应性之外，几乎无法谈论有关繁殖和配偶选择的话题。
广义的适合度意味着所有的选择过程都能提升适应性。随意的配偶选择则被视为是不存在，这就是随意的配偶选择理论从那时起就在这个学科中举步维艰的原因。这种学术立场直接赋予了优生学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如果一个人接受人类种群内部和种群间自然选择、人类进化和可遗传变异，以及人类“适合度”和“素质”有差异的事实，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优生学的逻辑。事实上，在整个领域中没有一个人例外。优生学框架和所有进化生物学都没有涵盖的就是随意的审美配偶选择的可能性。
虽然我认为当代的性选择理论或研究实际上不是优生学，但进化生物学并没有因为在20世纪否认宣扬人类种族优越性的理论而完全摆脱被优生学控制的那段历史，或者说是我们的优生学历史。在思想方面，优生学与当前的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存在着明显且令人不安的相似性。优生学理论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项目都关注后代的遗传素质（即优良基因），并把家庭的文化、经济、宗教、语言和道德状况作为人类繁殖过程的控制点（即直接好处）。优生学对基因品质和环境质量的双重关注，在今天有关适应性配偶选择的论述中仍然存在。现在我们说的“优良基因”（good genes）实际上与“优生学”（eugenics）有着相同的词源，它们都源自希腊语中表示出身名门或者贵族的词语“eugenes”（eu代表好的，健康的；genos代表出身）。优生学也明确地反对审美学，并对性欲的诱惑力造成的不良后果感到焦虑。总的来说，优生学中认为所有配偶选择过程都是能改善适应性的观点，仍然存在于今天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的术语和逻辑中。
图12–1 这幅图来自阿姆拉姆·善菲尔德（Amram Scheinfeld）于1939年开展的著名的优生检测项目“你与遗传”，从中可以明确看出优生学社会项目的反审美目标。这幅图对比了“社会角度和优生学角度下的女性理想特征”。与性有关的激情和欲望都被视作失控的配偶选择造成的适应不良的后果
现在，大多数研究人员对适应性理论的信奉，使得对人类装饰性特征差异的研究变得很困难，因为要完成这样的研究需要从遗传素质和物质条件的角度对各个人类群体做出判断。进化心理学之所以关注人类共性（所有人类在行为上都具有的适应性）进化，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用同样的适应主义逻辑来研究人类群体间的差异，显然会唤醒人们对优生学研究的记忆。
为了从根本上永久地将进化生物学从优生学中分离出来，我们需要接受达尔文的审美生命观，并充分考虑到性选择推动的非适应性的、随意的审美进化过程的可能性。这不仅需要默认像费希尔的失控理论这样的数学模型的存在，还要消除华莱士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的篡改，并放弃所有配偶选择都有内在适应性的期望。为了切断我们与优生学之间的历史联系，进化生物学家应该通过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定义为不同的进化机制，并将适应性的配偶选择作为这两种机制之间具体又特别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恢复达尔文的观点。所以，进化生物学应该采用性选择推动的择偶偏好和炫耀特征进化过程中，非适应性的“总有美会发生”的零假设模型。
审美进化与进化生物学的再次联手，可以永久性地避免这一学科受到过去的优生学谬误的影响。采用“总有美会发生”的零假设模型，可通过形成对无适应性甚至不利于适应环境的进化结果的预期，打破优生学思想在逻辑上的必然性。这样一来，真正的达尔文进化思想会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在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动物身上进行适应性配偶选择研究，但是适应性配偶选择的举证责任将会适当地重一些。进化生物学将会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