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结尾，用一种充满启发性和诗意的方式感叹了“生命的恢弘壮观”。后来，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他又从审美角度洞见了生命那撼动人心的壮丽。我的目标始终是恢复达尔文的审美进化理论，并且呈现出这种审美生命观完整而独特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最后一章，我想探讨一下审美生命观如何对科学、人类文化，以及二者之间刚刚建立的相互尊重和卓有成效的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达尔文提出的“动物在选择配偶时进行的审美评估构成了自然界中一种独立的进化动力”的观点，不管是在大约150年前他提出这个论点之时，还是在今天，都很激进。达尔文发现进化不仅与适者生存有关，还与个体主观体验中的魅力和感官愉悦有关。这个观点对研究和观察大自然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让我们相信，黎明时分鸟儿的欢唱、红顶蓝背娇鹟属侏儒鸟协作完成的群体炫耀、雄性大眼斑雉光彩夺目的羽毛和自然界中许多其他的奇妙景象和声音，不仅会令我们愉快，它们还是动物自身长期的主观评估的产物。
达尔文推测，随着感官评估和选择过程的进化，会出现一种新的进化主体，即个体的判断能力可以驱动进化过程本身。审美进化意味着动物在自己的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审美主体的作用，当然，这个事实会让像刺猬一样的华莱士主义者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自然选择这个观点的影响力就在于它的全能性，即能够解释一切。然而，我恐怕要引用《哈姆雷特》中的另一段话来反驳他们了：“天地间有太多的东西……是你的哲学不能解释的。”
理查德·道金斯曾将自然选择推动的进化过程描述为“盲眼钟表匠”，也就是一种与人力无关的不可撼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通过变异、遗传和差别生存来进行功能设计。这个比喻没错，但由于自然选择并非自然界中生物体设计的唯一来源（达尔文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所以道金斯的比喻是对进化过程和自然界的一种不完整的描述。盲眼钟表匠不能真正地观察大自然，或者看到其未做过的以及无法解释的东西。事实上，大自然已经进化出了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等，还有用来评估这些感官信号的认知机制。之后，无数生物体经过进化，也能够利用它们的感官做出性、社会和生态方面的选择。尽管动物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扮演的角色，但它们已经变成了自己的设计师。它们不再是盲的了。基于审美的配偶选择创造了一种新的进化模式，它既不等同于自然选择，也不只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分支。审美配偶选择的概念是达尔文审美理论的核心，至今仍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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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由于未能认识到动物个体的审美主体作用而受到阻碍，而审美生命论则为摆脱这种困境提供了新方法。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性行为的科学研究通常都表现出对性快感和性欲等主观体验的极度担忧，尤其是在谈及女性性快感的问题时。这种担忧导致的一种现象就是，进化生物学家基本上都在竭尽全力地避免进行有关性快感和性欲的研究。在达尔文针对配偶选择提出的审美观点遭到否定之后，性欲和性快感就被解释为自然选择产生的次要结果。
不幸的是，这种急切地将性科学与性快感割裂的行为却成为科学的客观性结构，也就是科学本身的组成部分。把动物当作有自己主观偏好的审美主体的观点，则被视为一种拟人化，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我们忽视或忽略动物的主观体验。为了解释动物的交配行为和繁殖过程，有人提出了不涉及快感的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也足以解释人类性行为的进化。性快感不仅被排除在科学解释的范围之外，还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被“放逐”。结果就是，反审美的性生物学一代又一代地发展，比如扎哈维的不利条件原理，还有女性性高潮的上吸理论都完全忽视和否认了性快感这种主观体验的存在。
科学界对性快感的焦虑，在当今的很多有关配偶选择的研究中依然存在，以致性科学都是经过净化的，缺乏必要的理论和术语来研究和解释自然界中及我们自己的性快感。
这种传统框架的一个奇怪后果是，自然的合理性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反转。因为动物作为审美主体的角色不被认可，所以我们得出了动物的选择反映出自然选择的普遍性和合理性这一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当涉及性和爱的时候，人类是非常不理性的。由于动物缺乏摆脱适应性逻辑的野蛮法则的认知能力，所以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竟然表现得比我们更加理性。讽刺的是，这意味着人类的认知复杂性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失去理性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