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提出人类的同性性行为和比前三章中讨论的很多性特征和性行为一样，有可能是在女性配偶选择的驱动下进化而来的一项机制，目的是促进女性性自主权，缓解因受精过程和亲代抚育问题而产生的两性冲突。根据这种审美假说，人类同性性行为的存在是另一种应对雄性灵长类动物实施性胁迫的这个痼疾的进化反应。虽然我认为人类所有同性性行为的进化目的，都可能是为女性的性选择带来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但我会分别阐述女性同性性行为和男性同性性行为的进化过程，因为我认为两者的进化机制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我们要知道，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和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即哪种性别的个体在达到性成熟的年龄后会离开自己出生的社会群体。年轻的成年个体从一个社会群体到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迁移，对防止近亲繁殖很有必要。许多灵长类动物都是通过哺乳动物惯用的模式来避免近亲繁殖，雄性在性成熟后会分散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而雌性动物则继续待在原生群体中。不过，非洲猿和其他一些旧大陆猴进化出了完全相反的模式，即雌性在性成熟后分散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雌性分散的模式从人类祖先生活的时期就有了，在当今世界的很多人类文化中还在延续着。雌性分散模式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年轻的雌性类人猿在加入新的社会群体时，必须切断与原生社交网络的联系。因此，在雌性分散的群体中，所有的雌性灵长类动物都是在社会群体中处于极度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性生活，原因在于没有成熟的社交网络帮助它们抵抗雄性的性胁迫和社交恐吓。分散后的雌性必须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以帮助它们减少性胁迫带来的各种危险。
雌性即使留在原生群体中，也必须建立保护性的社交网络。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芭芭拉·斯玛茨（Barbara Smuts）和其他研究人员已经证明，雌性狒狒在群体中的雄性朋友会帮助雌性保护其后代免遭其他雄性杀害。最近，生物人类学家琼·西尔克（Joan Silk）及其同事发现，雌性间的友谊有助于保护它们的后代免遭杀害和其他威胁。
由于雌性灵长类动物通过友谊来构建这种相互支持和保护的社交网络，所以我推测女性的同性性行为是作为一种构建和加强女性间新的社会同盟关系的方式进化来的，以弥补女性在离开她们的原生社会群体时失去的社交网络。以女性对同性性行为的偏好为目的的自然选择，会使女性间的社会纽带更加紧密，从而更有效地抵御男性的性胁迫，包括杀婴、性暴力和社交恐吓等。根据这一假设，女性的同性性行为是为了应对男性对繁殖过程的强行控制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伤害，而产生的一种防御性兼具审美性和适应性的进化反应。它的防御性体现在能够直接降低性胁迫对女性繁殖成功率的不利影响，它具有审美性是因为涉及女性性偏好的进化，它具有适应性是因为它是通过对女性偏好的自然选择进化来的，从而将性胁迫造成的直接伤害（以暴力和杀婴行为的形式存在）和间接伤害（以限制女性选择配偶和强迫受精的形式存在）减至最小。
男性的同性性行为也有可能是为了促进女性的性自主权而进化来的，不过我认为它的背后是一种不同的进化机制，即男性审美重塑过程的延伸。这种审美进化的观点认为，女性的配偶选择不仅影响了男性的身体特征，还影响了男性的社会特征，并以这种方式重塑男性的行为，也改变了男性间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女性在择偶时对男性的亲社会人格特征的偏好，促使男性性欲朝着更多样的方向进化，包括男性的同性性偏好和同性性行为。
一旦男性的同性性行为在一个种群中产生，就会以多种方式促进女性的性自主权。首先，即使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较少的男性会被同性吸引，也可能引发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当一些男性进化出对同性的性偏好时，男性满足性需求的渠道被拓宽，这可能会减少男性在性和社交方面控制女性的意愿和投入，同时减少男性间性竞争引发的暴行。因为男性在性方面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自己的性伴侣，这可能会进一步缓解男性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他们的繁殖成功率遭受损失。事实上，我认为男性性偏好在进化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具体原因是，女性在择偶时偏爱那些具有同性性偏好相关特征的男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男性的繁殖成功率会受到损害。一旦人类大多数的性行为都摆脱了女性短暂的育龄期的限制，变得无生殖力，同性间的吸引力就可以被看作对性行为及其社会功能的进一步拓展。
其次，男性的同性性行为可能促进了男性在性行为之外的后续情境下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减弱、合作性增强的社会关系的进化。这种同性关系也可能促进了合作狩猎、协同防御及其他对彼此和群体都有益的行为的发展，这正是人类“自我驯化”假说想要解释的一系列社会行为。
再次，由于女性的审美偏好会与男性身上那些体现性偏好多样化的特征继续协同进化，所以审美重塑的过程可能会使少数男性对同性的性偏好超过对异性的性偏好，甚至变得只喜欢同性。这些男性接下来会与女性建立起以支持和保护为目的而不涉及性的关系（当然，在性身份的概念出现之前，性偏好的排他性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如果和人类其他复杂的特征一样，在基因层面对性偏好的影响是很多不同基因的很多微小变化产生的结果，那么一些男性后代就会比一般的男性后代继承更多与女性偏好的社会行为特征有关的遗传变异。这些更喜欢或者只喜欢同性的个体最终会落在性取向连续统一体的一端，并且可以在社会群体中与女性结成无生殖力、无竞争性和非强制性的社会同盟。在狒狒的群体中，雌雄之间的友谊就是以这种方式发挥着保护雌性免受性胁迫，阻止杀婴行为和在群体中提升雌性及其后代利益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更喜欢同性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社会同盟关系，可能并不是在人类性偏好多样化的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或者纯粹与文化因素有关的特征，而是在人类性变异的过程中逐步进化出的一项功能。
同性性偏好的进化对男性繁殖成功率造成的任何损失，都不会导致进化过程陷入困境，因为女性配偶选择势必会使男性间的繁殖成功率存在差异。在配偶选择的游戏中，总会有赢家和输家。男性繁殖成功率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只能说明，男性同性性偏好的进化并不是为了让男性更适应环境，而是为了促进女性的性自主权。
我在上一章中提出，人类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女性对男性进行的审美重塑的影响，因为这个过程促进了女性的选择自主权。我在这一章要说的是，男性的同性性行为是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延伸进化来的。同样地，这个假说并不意味着男性同性性行为的进化是因为女性偏爱那些她们能在社会和身体方面支配的比较虚弱、恭顺、女性化或者缺乏男子气概的男性，尽管这些女性的择偶偏好确实会降低男性后代支配女性的能力。更确切地说，这种女性选择机制会降低男性性胁迫行为的整体破坏性，从而使配偶选择决定的受精过程在未来占据的比例更大。越来越低的性胁迫发生率将使女性选择的成功率越来越高，性自主权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男性同性性行为进化的审美理论，并不意味着更喜欢同性的男性有任何不同于其他男性的生理特征或者社会人格特征。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假说认为，喜欢同性的男性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伴随着同性性偏好进化而来的特征已经成为人类男性普遍具有的典型特征。因此，只喜欢同性的个体只是因为性偏好的排他性，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同性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