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检验某种科学假说时，我们必须比较一种猜想（即某个特定的机制创造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和另一种更普遍的认为没有什么特别机制存在的猜想（即不需要用具体或特别的解释来说明我们的观察结果）。在科学和统计学领域，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机制存在”的假设被称为零假设或者零模型。一个非常令人愉快且不会对我的论据有效性产生任何影响的巧合是，零假设的概念实际上是在1935年由提出失控选择模式的罗纳德·费希尔建立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假设称为‘零假设’，应当注意的是，零假设永远无法被证明或者确定，但有可能在实验的过程中被推翻。”
因此，在断言某些特定的过程或利益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之前，我们必须先推翻认为没有什么特别机制存在的零假设。推翻零假设就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即的确有某种独特的机制在运行。但是，正如费希尔所言，零假设是知识不对称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推翻零假设的证据，但永远无法真正证明它。考虑到科学推理的逻辑结构，我们有可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有某种特别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但却不可能明确地证明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存在。
当然，零假设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完成科学工作的临时性知识工具。有时候，它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即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存在”！当零假设成为对世界的一种准确描述时，它的作用就是防止科学陷入毫无根据的幻想之境。实际上，零假设可以使科学免受疯狂的猜想和基于信仰的幻想的影响。
遗憾的是，包括专业科学家在内的人类倾向于认为一定存在某种特别机制，这种偏见背后有根本性的原因。在感官信息和认知细节的传递方面，人脑会因为探测到难以发现的模式而得到很多报酬。能够在不明显的情况下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是智力最基本的优势。比如：“我看到湿地里有水牛刚刚留下的足迹。我注意到它们每天早晨都来这里喝水。所以，如果我明天早点儿来，躲在灌木丛后面，就能杀死一头水牛作为食物了！”但是，这种将世界解读为充满意义且受到理性的因果关系支配的认知能力，也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结论，让我们在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的时候，确信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鬼故事、奇迹、巫术、占星术、阴谋论、体育比赛连胜、幸运骰子或者家族诅咒，这些都是人类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无止境地渴望理性和逻辑的例子。
很多人沉溺于他们非理性的欲望，妄图给这个混乱的世界找到有意义的解释，这些解释如此主流，以至于我们从不怀疑它们的正确性。比如，商业新闻行业不断地解释经济市场中发生的事情，而大多数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商业新闻频道无休止地播放有关全球金融市场“事件”的财经报道。它们自信地解释道，恒生指数上涨、英国富时指数下跌或道·琼斯指数没有变化，这是由于最近的失业报告、协商后的主权债务结算方案或季度利润报告。当然，这里的零假设是，市场活动是由人们做出的数百万个独立决定产生的聚集效应的结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明确指出，“深思熟虑总比盲目从众要好”。但是，描述市场波动缺乏共同的或可归纳的外部原因的零模型，从未出现在商业新闻中，这可能是因为商业新闻本身毕竟也是一桩生意。零假设描述的事实将不利于它们的净利润，观众们不太可能收看没什么爆料的新闻。“今天，华尔街发生了一些随机事件！详情请关注12点20分的新闻播报！”商业新闻记者认为，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有某种理性和逻辑，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当作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即使它们是被捏造的。
零假设对科学来说至关重要，哪怕它们错得很离谱儿，因为只有在试图找到推翻它们的证据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比如，“香烟不会引起肺癌”是一个零假设。根据这一假设，肺癌有多种致病因，而吸烟与患肺癌的风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尽管有很多人吸烟，而且他们中确实有些人患有肺癌，但这其中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有趣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罗纳德·费希尔积极、热情地向公众宣扬这种特别的、完全错误的零假设，它最终被证明是错的。还有一个近年来的零假设是：“全球变暖并不是由大气中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因此，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收集能推翻这个零假设的证据，从而证明它是错误的。换句话说，科学的举证责任总是由那些想要证明发生了某个特定事件的人来承担，而不是那些认为没有特定事件发生的人。
经过多年与格拉芬的充分证明标准的斗争，我逐渐意识到进化生物学领域已经变得跟金融市场的新闻报道类似了。进化生物学家确信，有一种特殊的理性和逻辑——适应性配偶选择——随时随地在发挥作用。他们为什么如此深信不疑呢？当检验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多半只是一种认为世界就应该如此的信念。别忘了，在反对达尔文的配偶选择理论时，华莱士声称“自然选择一直在起作用，而且规模巨大”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个理由没怎么改变。
尽管兰德–柯克帕特里克的性选择机制在很多人看来一直很奇怪，但它不只是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的一种替代假说，还是性炫耀特征和择偶偏好进化的一个恰当的零模型。它描述了在没有特别机制存在（即个体选择自己喜欢的配偶）的情况下，配偶选择如何推动进化。由于进化要求遗传变异的发生，所以兰德–柯克帕特里克模型假设控制特征和偏好的基因发生了变异。但它没有假设配偶在素质上有差异，或者任何炫耀特征都和这种素质相关联，又或者择偶偏好在自然选择下会更偏爱这些特征。它是零模型的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兰德–柯克帕特里克机制是特征和偏好进化的恰当的零模型，它就无法被证明。格拉芬要求看到关于费希尔–兰德理论的“充分证据”，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他的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彻底失败了！当我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让审稿人满意的时候，我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出版近150年之后，也就是格拉芬于1990年发表那篇论文的25年后，仍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关于随意的配偶选择的教科书式案例。格拉芬的策略成功了。
当代的配偶选择科学是一个处于知识陷阱中的案例研究，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一门不包含任何零假设或零模型的科学。在缺乏零模型的情况下，适应性配偶选择就会受到不科学的保护，无法被推翻，从而变成所有关于审美特征的进化和功能问题的既定答案。如果某种特征被证明与优良基因或直接好处相关联，适应性模型就会被视为正确的。如果没有发现这种关联性，这个结果则会被解读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探究适应性模型成立的原因。在这个框架下，每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或者研究生的终极研究目标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前所未有的新方式证明人人都知道的结论是对的。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被大家接受的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令人安心的理性和逻辑，所以关于这个理论的所有研究已经沦为一种基于信仰的经验主义程序，即不断形成证据来证实一个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事实。而零模型的作用则是防止这种基于信仰的证实主义取代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