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他的著名诗歌《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中，用古瓮上的几句话作为结尾：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
你们知道，和应该知道的一切。
在济慈写完这首诗的几十年后，达尔文才提出进化论，尽管济慈显然对进化论一无所知，但他的诗歌结尾却异常恰当地概括了进化生物学长久以来把美与诚实等同起来的传统。的确，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简洁也最令人难忘的宣传诚实理论范文了。
尽管这可能是一首诗中不朽的名句，但很难带领我们欣赏世界的美。济慈的这句诗体现的一种平整化的态度，也就是通过摧毁这个世界在思想上的复杂度来表达所谓深刻的错误见解，在声称可以完美解决一切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损害。
相比之下，比达尔文生活的年代早几个世纪的莎士比亚却以更丰富的视角看待真实与美丽，并由此塑造出一个人物。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遇到了他心爱的奥菲莉亚，她最近一直在躲着他，而且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奥菲莉亚在她父亲的指示下，归还了哈姆雷特写给她的情书，还说她不再喜欢他写的诗了，因为“当发现赠予人心不诚的时候，再华贵的礼物也会变得轻贱”。哈姆雷特被奥菲莉亚的所作所为伤害，并怀疑起她的动机来，因为他知道奥菲莉亚的指控毫无根据。奥菲莉亚还像以前一样美丽，但她显然在说谎，所以哈姆雷特决定自己去探查真实与美丽的关系。
哈姆雷特：哈哈！你诚实吗？
奥菲莉亚：殿下？
哈姆雷特：你美丽吗？
奥菲莉亚：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如果你既诚实又美丽，那么你的诚实就应该和你的美丽断绝来往。
奥菲莉亚：殿下，除了诚实以外，难道美丽还有什么更好的搭配吗？
哈姆雷特：是的，美丽会让诚实变为淫荡，但诚实却未必能感化美貌。这句话在过去听起来像悖论，但现在已经得到了时间的验证。我曾经确实爱过你。
在这里，足智多谋的哈姆雷特对美与诚实之间“关系”的解读比济慈诗中的“古瓮”更令人难以置信。他说，美可以把诚实变为淫荡，也就是像妓女那样只付出虚伪和肤浅的爱。的确，哈姆雷特提出了一个明显的费希尔式命题，即真正颠覆诚实的是美的力量。哈姆雷特的悖论是我们所有人在协调美的诱惑力和把美视作一种更高的目标、一种绝对的优点和一种能反映一切客观素质的强烈渴望时都要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有济慈的诗，其中的诗句完美地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处渴望将美视为一种反映素质或优点的“诚实”象征。但另一方面，哈姆雷特的生活经历告诉他美并不代表真实；美就是美，没有其他意义，而且往往与诚实相悖。一方坚持认为美是有“意义”的，而另一方则认为美的力量会破坏诚实。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正是我在这本书中探讨的当代科学之争的核心。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文中探讨了这种思想上的分歧，他用古希腊的一句格言来类比这种智力风格上的差异：“狐狸知道很多东西，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根据伯林的说法，一只聪明的刺猬在寻找“和谐宇宙”的过程中，会从单一的“中心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刺猬的知识使命则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播这种伟大的视角。相比之下，聪明的狐狸对单一观点的吸引力完全没兴趣。这只狐狸并不会试图迎合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框架，而是追逐微妙且复杂的“各种不同的经历”。刺猬肩负着使命，而狐狸是为了获得快乐。狐狸像孩子一样，只要碰到想玩的，就会放下手里的玩具，开始一场新游戏。
伯林所说的刺猬和狐狸的智力风格，让我们更加了解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达尔文是狐狸，而华莱士是刺猬。他们都凭借自己的直觉认识到自然选择推动的适应性进化机制，却在如何阐述这一重要见解的问题上产生了根本性分歧。达尔文为了解决他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多样性问题，提出了关于谱系发生、性选择、生态学、传粉生物学，乃至生态系统服务（比如，他研究过蚯蚓的生态影响）等方面的生物学理论。每种理论之间都有微妙的差异，都需要新的论证、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数据。但是，尽管华莱士经验丰富，却一直试图构建“纯粹的达尔文主义”，也就是用单一万能的自然选择推动的适应性进化理论来解释所有的生物进化过程。
在进化生物学中，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最近几十年里，谱系发生学和进化发育生物学领域的那些像狐狸一样拥护达尔文理论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地恢复这些分支学科在进化生物学领域的位置，改变多年来进化生物学被像刺猬一样的适应主义者主宰甚至操纵的状况。在这本书中，我曾经提出达尔文的审美进化理论也应该被重新划归进化生物学的范畴。达尔文主义的每一个分支学科都聚焦于多样性本身，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特定实例，而不是像法律条文一样死板的对适应性过程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