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当我从大学研究与开发的行政职位回到教学职位时，这些课堂的设置又回到了我脑海里。突然，我发现自己有机会把头脑中那些符合当代生活方式的课堂设计付诸实践。于是，我决心牢记从iPod实验中学到的知识和自主性。对那些被“直升机父母”过度干涉的孩子和那些大学毕业无法找到工作而回家的学生来说，那些知识是来之不易的。也许因为学生的年龄和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我希望我的学生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这是大学应该给予他们的。
我决定开一门全新的课程——“互联网上的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the Internet），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那本欢乐而激励人心的书《迷恋音乐的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是一本向音乐爱好者介绍大脑的书籍。25列维京认为音乐让大脑产生复杂的通路，它需要调动不同的大脑功能来进行倾听、加工和创作，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课程名用互联网替换音乐，你就知道我在这门课上想讲的要点是什么了。
由于在校学生都不了解我，所以我得广泛宣传这门新课。“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程属于哪个方向呢？它主要属于将计算机科学、人文社科和多媒体艺术结合起来的信息科学研究领域。我四处大力宣传，非常开心地看到有18个学生报名参加课程设计研讨会，其他以专业课、辅修课和学分课方式参加的还有18人。这门新课开张了！
然后，我开始设计教学大纲。这门课的阅读书单包括从专业的学术杂志，如《认知》（Cognition）、《发展神经心理学》（Development Neuropsychology），到大众杂志，如《连线》《科学》，再到小说和回忆录等各类书刊，还包括大量的网页内容。对于学习资料我都没有严格规定，这门课主要由学生主导，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研究来进行课程设计。“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一词很恰当地描述了我们是如何相互学习，一起为集体项目做贡献。还可以用“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来描述这种群体思考时形成合作性和个性化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通常带来的结果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26
我们采用一种被我称为“因差异而合作”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HASTAC组织的首要原则。HASTAC组织是我于2002年与大卫·西奥·戈德堡（David Theo Goldberg）教授一起成立的，它致力于发展数字时代的新教育形式。“因差异而合作”的方法正是注意盲视的解药。它突出了这个时代的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结的特点，这些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个人单独解决，单干无疑会忽略一些摆在眼前的主要问题。“因差异而合作”的原则是尊重和奖励不同形式和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识、视角、文化、年龄、能力和想法，将差异当作特点而不是弱点。在短期之内找到不同见地，甚至新奇稀有的意见并不容易，但是一旦有人找到且方法可复制，这种方法就是有效的。这正是我想在“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上达到的目标。
除了最基本的研究论文之外，我还让每个学生都在维基百科上贡献一个新的条目或者完善一个已经存在的条目，又或者找一个他们可以贡献自己力量的其他网站。目前仍然有很多批评指出维基百科缺乏同行评审，一些教授直接禁止在课堂上引用维基百科，这让我很费解。维基百科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梦想，全部的知识都可以通过志愿者来分享，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地获得这些知识，还可以进行编辑。在维基百科上，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被打破。所以我在课堂上不仅不禁止学生使用，反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知识让维基百科变得更好。但结果是，让学生将其研究成果写入维基百科比让他们写一篇传统的学期论文还要困难。
说到学期论文，我想讨论一下学生写作能力的问题。写作是任何一门学术课程里最本质的东西。很难通过一个学生的论文初稿对这个学生做出判断。由于我的课程是关于学习和互联网的，了解他们的博客非常容易。我把博客文章和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化论文写作结合起来。当两者都摆在我面前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的博客写作比他们的论文要好得多。实际上，即使有许多权威人士在论述互联网是如何毁掉孩子，我却发现很多优秀的博客写手在写研究论文时会变得非常笨拙和矫饰。学期论文里到处都是术语、不自然的用语、不恰当的措辞、不着边际的想法或者低级的语法错误。
这种差异让我想到，是否那些糟糕的论文并非是由于学生的写作水平或思维能力欠缺所致，而是因为学校所要求的写作形式与学生的写作风格和思维过程相违背？如果说学生总是在猜想自己要怎么写作才能得高分，那么写作最主要的交流作用就变成次要作用了。是否“研究式论文”就是要求人们使用冗长而做作的风格进行写作呢？
有研究表明，在任何年龄段，人们都把同伴的评价看得比老师的更加重要。博客是展示给同伴的，同一作者的博客文章会比学术论文更少出现字词错误和知识性错误，有更少抄袭行为，甚至会使用更加优美和更具有说服力的修辞。
朗斯福德研究
斯坦福大学著名的修辞学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Andrea Lunsford）做过一项追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使用同样的标准逐年评估斯坦福学生入学后的写作水平。朗斯福德的研究结果证实，学生们在写作方面变得更加内涵丰富，修辞使用更加熟练和流利。在多年持续使用相同评估标准的研究中，她没有发现互联网对斯坦福大学这些聪明学生的写作水平造成什么损害。但某些权威人士坚持认为，互联网上的写作和阅读让学生习惯于发短信、发微博，沉迷于不标准的英语习惯，让他们变得更愚钝了。看看真实的数据，朗斯福德研究并没有发现斯坦福的学生写作水平下降的证据，也没有为那些搓手哀叹之士找到这一代人在数字时代堕落的证据。
学生们读到这些研究结论时觉得很惊奇。在多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们已经相信了老师对他们的差评。当我进一步与他们深入探讨写作的问题时，他们承认在完成研究论文上感到非常困难。很多人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学期论文的负面体验，他们承认，一般都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拼凑一些内容交作业。写作的练习量也是一方面。学生只在学校里有练习写研究论文的机会，一学期才一次。有另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每个学期每门课有42页的论文，而同时段，每个学生平均要写500页邮件。27即使他们不是用正式的方式写邮件，但仍然有大量的写作练习。结合学生在网上花的时间，就不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博客写作水平要比他们的研究论文水平高得多了。
但是学生们原本没有意料到这门课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他们选课时就假定，我和其他老师一样认为互联网是“对他们有害的”，虽然不知道这种有害指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都低估了自己在网上所精通的能力，把这种能力，尤其是游戏方面的，作为“不聪明”的表现。一个学生上课很久后才承认自己在魔兽世界里已经达到最高级别。当时，班上有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现代舞学生站起来，向我们展示动词与运动描述之间的差异。然后，另一位同学分享了他如何巧妙地应用统计学和心理学知识来赢得在线扑克游戏，并且因此赚了不少钱。在两位同学的展示之后，这位80级骨灰级玩家才承认在自己魔兽世界里的“辉煌成就”。
随着课程的推进，课堂的目标变成了摆脱老生常谈的“这是垮掉的一代”的观点，真正地来检验在线合作和思考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大脑，看看关于大脑和注意力的科学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最大程度的利用。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思考以下问题：从集体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讲，意外事件、中断事件、分心刺激和差异会如何加强我们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动机？为了找到合适的例子，我们观察舞蹈队排练新节目、爵士乐队集体即兴表演、外科医生合作手术和电脑程序员为机器人编程，我们通过虚拟现实走进猴子的大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另一个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自己站在大峡谷上空一块伸出的平台上，体验到了不敢移动半步的恐惧。但我们发现这种扣人心弦的身体错觉不是总能产生，只有当你沿着斜坡向上走，给大脑一种正在攀登的信息时才可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认为自己所了解的世界，其实是身体所体验到的世界。
这门课的阅读材料之一是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的著作《智能时代》（On Intelligence）。杰夫·霍金斯不仅是神经科学家，还是掌上电脑PalmPilot的发明者。他在《智能时代》这本书中把关于大脑功能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我赞同霍金斯关于大脑是“记忆预测框架”的观点。霍金斯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利用大脑的这种模式来创造出新一代人工智能，从而为掌上电脑增强功能和创造利润。他认为，我们要通过模式预测来重新设计人工智能的注意模式，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任务。28我感兴趣的则是如何通过对过去行为的强化而预测未来的学习，以及如何能够有意地打断这个过程来激发出创造力。当一名学生得知霍金斯恰巧最近有场演讲时，我们在课堂上就霍金斯的理论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争论。霍金斯演讲的组织人告诉了他这场争论，并邀请他到我们的课堂。当时，我正在芝加哥参加麦克阿瑟基金的一个会议，学生们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一场主题特殊的讨论会：与杰夫·霍金斯本人讨论霍金斯理论。这个场景就像伍迪·艾伦的经典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的一幕：有人在排队购买电影票时激烈地争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论，这时，麦克卢汉本人走过来解决了这个争议。
这正是“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与我先前教过的任何课都不相同的地方：没有标准的内容、练习、主题、大纲、方法或者结论，也没有标准的老师。学期结束时学生们并非掌握一大堆知识，而是开始对一些问题的简单回答产生怀疑：多任务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吗？什么是多任务？学生们已经习惯在看到各种关于事实的陈述之后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研究的认知盲点在哪儿？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注意盲视而被遗漏？什么时候是寸步之遥而非百丈峡谷？
我所受到的传统训练无法让我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有时我会因为担心自己不能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而感到紧张。但每次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学生的信心让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学习全新的注意分配方式和在数字时代的学习方式。正如戴维森女士和凯特·莎伦一样，这门课程与现实世界相连，它是在检验假设而不是接受它们。它教我们合作和辩论，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获得信心：不管在未来遇到什么挑战，我们都可以依靠学习能力去获得成功。
许多学生说这门课是他们在大学四年里学过的最好的课程。但它不仅仅是一门课，它提供了看世界的不同方法。我们不仅见识到了课堂的转变，更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转变。
一个学生短信告诉我：“杰夫·霍金斯觉得趁你不在的时候举行这个讨论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行呢？‘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就是这样子的呀。”
果然是颠覆传统课堂！我看到短信的时候非常自豪，似乎听到学生说：“戴维森教授，让开，这就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