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记得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那个经典故事《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它完成于1820年，故事内容是对傲慢自大的小学老师伊卡博德·克兰（Ichabod Crane）的讽刺。克兰是一个懦弱、愚蠢和自满的学究，对自己传播知识的角色非常有信心。他知道什么是知识而什么不是，也知道应该要给学生灌输哪些知识，并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确保学有所成。如果你蒙上克兰的眼睛，让他转几圈，然后把他带到21世纪的课堂上，他可能会因为电器而困惑、被移动的图像吓倒，对电脑和手机充满不解，但是他应该知道他的立场——他一直以来的立场。
一旦我们对比从沉睡谷的马车时代到如今世界的变化之大和美国传统课堂上所发生的变化之小，就会被两种变化的差异所震惊。2010年3月，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和全美州立学校校长协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甚至呼吁“彻底推广新教育标准，让全美国的学生都使用相同的数学和英语教材，参加同样的考试，替代州和地区的教育系统，以此来提高全国学生的成绩”。8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在美国历史上，科技、工业发生巨大革新的时代，也是教育领域发生剧变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似乎我们不是在教育学生为未来做准备，而是决心让他们为过去而准备。
本质上，当前呼吁全美统一教育标准的热情是对1787年开始的教育传统的回归。1787年，美国宪法出台。随后，技术开始改变世界。在签署宪法的时代，新发明的蒸汽动力印刷技术与机器制造的墨水和纸张，共同构成了大量生产廉价印刷书籍和报纸的条件，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印刷技术普及到了中层阶级的读者。新产生的可流通传播的图书馆机制让贫穷的工人也能够阅读。书籍、报纸发行量激增，变得随处可见。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公共教育和全美国标准诞生的时候，用来满足当时的美国政府，它需要消息灵通的公民和使报纸书籍广泛传播的印刷技术。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支持这种全国性的标准，他认为当时的美国需要进行一场“反对无知”的运动。9 1791年，当《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时，7个州对公共教育做出了规定。尽管那时在美国还没有“教育系统”这样的机构。教育工作主要是由地方、区域和州的私立机构来管理，多是一些宗教机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教育政策由各州控制，但具体工作只受到地方和区域的学校委员会和其他非中心化机构的监管。
霍勒斯·曼（Horace Mann）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锋。霍勒斯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接受教育，他用草编织物赚钱交小学学费，而每学期只上6周课，剩下的时间帮家里做农活。霍勒斯在20岁时考入了布朗大学，3年后作为1819届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演讲。此后，霍勒斯致力于创造一所“普通学校”（common school），即1840年前后出现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前身。
当时，普通学校按照耕作时间来规划学期，这样方便了农村孩子上学。学校对男孩和女孩同样开放，社会阶级不是障碍。学校由地方管理，使用当地政府规划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配置，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由各个州管理教育工作，即使在“全国教育政策”已经采用后，仍然如此。
实施义务教育的美国公立学校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并作为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公立学校教育被看作新城市化的工厂培训工人最有效的方式。教他们控制机器，让他们适应机械化、程序化的工厂劳动，都是20世纪教育的主要目标。教育的目的是把没有技术的工人培训成为具备专注力可以完成工作任务的技术工人，而学校正是训练规则和完成统一的地方。所有儿童在相同的年龄入学，通过非常细致的分级体系，针对标准化的教学大纲进行系统化的考试，不同的科目分不同时间段来教授。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模仿了工厂流水线上工人的分工及各部门间的劳动分工。
许多在今天公立教育中常见的特征最初是为了满足19世纪后半叶迅速发展的新工业模式的需要。机器需要按流程运转，流水线需要工人精确和有效的操作，学校开始非常强调时间和时效性。教学大纲的导向也要集中于一个任务，包括精通具体课程要求学习的东西。“效率”成了流行词，在工厂和学校里均是如此。学会根据要求分配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通过死记硬背和对事实的掌握来达到。学校甚至想出了快速问答的形式进行训练，例如拼写比赛或数学比赛。这是一种新的技能，与基于苏格拉底式的精英问答模式不同，与农业生产中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也与学徒式中师傅对徒弟的模仿进行指导不同。流水线则更加要求整齐划一并且受到限制。不管一个人的理由多么充分，他的延迟都会影响整条流水线上其他所有人的工作效率。对孩子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被视作一种教授基本知识，包括关于任务、义务、等级和计划的基本知识的方式。学校的铃声变成了工业时代公共教育的一个标志。10
专业化也是如此。由于流水线的出现，工作被细分。每个工人不需要完成整个工作而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任务，然后把任务传递给下一个人，再到下一个，直到流水线结束。对劳动效率的推崇代替了对产品艺术性的推崇，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个体对工业生产过程做出贡献时的速度和正确率上。集中于某个任务的注意模式成了理想的注意模式，与先前农民骑马扫视自己的农田，以找出需要照料的土地所需要的注意模式非常不同。
到1900年，美国州立和美国地区公立学校代替了地方经营的学校。到1918年，美国各州都立法强制人人必须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但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一些让步，允许他们可以创建独立于公立教育之外的教会学校系统，但需要符合各州的教育规定。现在的教会学校就是从那时候延续下来的。
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随着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教育的论调也随之变化，更加着重强调培养领袖。19世纪的普通学校关注初等教育，20世纪的学校则更关注高中教育，包括提高毕业率。1900年，大约15%的美国人有高中文凭，到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中和高等教育都迅速扩张，在1957年这种扩张更因受到刺激而加剧，因为当时苏联人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可以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即史普尼克号卫星。随着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科学方面的竞争日渐激烈，政治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是由教育的扩张所推动的。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院长罗伯特·舒华兹（Robert Schwartz）指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教育普及模式发生了改变。11自1975年起，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呈平稳甚至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市场却急需由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人才。那时，我们第一次发现教育系统面对社会需求时的疲软。
20世纪60年代，在高中毕业生占成人比例这一指标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但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调查的30个国家里，美国排名第13位。相反，韩国则从第27位上升到第1位。
最让人担心的是从1995年到2005年之间出现的问题。在这10年中，在OECD调查的国家里，美国在“大学完成率”这一指标上从第2位下降到了第15位。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排名第15位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儿。如果说考虑到美国整个教育系统是将大学预科作为理想的培养目标，但现实是大部分孩子没有继续进入大学。从这个标准来说，美国就是失败的。
这并不是说1975年之前美国关心教育但现在不再关心，美国的信念不是问题。根据OECD的2010年统计数据，在公共教育系统中，美国政府每年花在一个小孩身上的经费大于11 000美元，这比韩国的花费要多出一倍。教育经费占GDP的7%以上。12但是，OECD统计结果却显示，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只与土耳其和墨西哥相当，这些国家在其他指标上都完全不是美国衡量国力的参照对象。13
非常奇怪的是，教育者和家长们看到这种全球数据比较结果后，总是更加尖锐地要求进行标准化，但是这个问题将“高标准”与“标准化”搞混了。美国的教育政策依赖于标准化测试，但让学生得到高分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学生学得多、学得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晰。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学校太具有挑战性，而恰好相反。在排名前25%的高中生里，引起他们对学校反感和最多抱怨的是无聊和缺乏活力。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这批学生往往还因为外界的低预期导致动力不足。14学生们之所以学无所成不是因为学校的课业太难，而是因为太无趣了，那些内容根本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是让高中生待在学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学生而言。将学生们在校内所学应用于校外生活，或者反过来将校外生活的东西应用于校内学习之中，这种关联性会将学生留在学校的可能性提高许多。在美国，由于大学学费高昂，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而我们却把进入大学当作中学教育的终极目标，这种现状也导致许多高中生退学。对于高中生来说，特别是对于学业成绩较低的学生来说，老师和教导员的支持和信任，帮助他们对抗来自同伴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是他们坚持完成学业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让高中教育成功的因素——活力（rigor）、关联性（relevance）和关系（relationship），被称为“新3R”，当然学生和老师的比例也非常重要。小规模班级是学生坚持学业并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单项因素。20人一个班级似乎是一个神奇的数字。15即使从神经生物学层面来说，大脑的研究者也证实，儿童会对他们自己的技能和兴趣表现出特别的专注力，这与我们所要进行的标准化正好相反。16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于内容教学的传统课程标准与数字化、分散的工作场合所需要的新形式思维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任何工作，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需要“常规思维技能”的工作会逐渐被机器取代，或者外包给那些生活标准低于美国的国家。但是几乎所有当前的美国教育仍然是基于过时的大学教育模式，将学生当作未来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些工作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将不复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里，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的工作正在减少，要么被机器所替代，要么外包给海外的工人。现在那些流程化的办公室工作也是如此。在全球爆炸式增长的“数字工厂”中，得到最少工资的机器工人可以做一切事情，从准备出口退税到代玩在线策略游戏。
要想能真正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中胜任一份有前途的工作，我们必须加强全方位的创造性思考。这种思考不能是由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的，而是需要对反常事物、差异和干扰有所关注，是一种可以在特殊、不可预测的问题出现时随时转移注意焦点的能力。出人意料的是，这种不受工业自动化影响的非计算性工作，在蓝领和白领工作的各个领域的各种水平中均存在。这些工作需要能专业和熟练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人际关系技巧，但不需要一个大学的文凭。
我们的iPod实验受到很多批评。一些人认为，对于真正的学习和教育来说，iPod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然而iPod实验所展示出的基于探索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使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答案，但与电脑或那些拿着最低工资在恶劣环境下进行重复工作的第三世界工人所完成的工作相比，我们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更好。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这种改变需要从学校教育开始。学习以多种方式思考，与他人协作，并且达到一种不能被电脑或外包所取代的机敏，这些不再是奢求而是必备品质。从长远来看，考虑到变动的全球劳工格局，这个看起来大胆的iPod实验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模式。
导致当代教育高退学率的部分原因是用一个模型套用所有个体，而这种模式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把技能范围缩小，以校内测验的方式衡量学生，那么拥有测验范围之外技能的孩子就被看作是失败的。随着学习内容越来越受到标准化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以无法按此标准测量的方式学习。这是注意盲视的教训：测量的范围越窄，看到的结果越有限。也就是说，教育中的评估越标准化，失败的孩子越多。这些孩子失败是因为被诊断为学习障碍或缺陷。但是，也只有当使用一种与在线学习或数字时代所需要的技能无关的标准对他们进行评估时，他们才是失败的。
这种方法完全是错的！就像我们在流水线上培养出流水线式的孩子，却把他们送到一个变化无穷、高度混合、用户产生内容和众包的个性化世界中去。一旦把孩子成功的标准统一，我们就是在让他们的天赋流失，不但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还会导致他们离开学校。
我们应该为孩子们提供基于探索式的学习机会。这些机会不需要像iPod实验那样昂贵或激进。许多问题只需要一些想象力、一些相关学习基础和一个有智慧的老师加以引导就可以解决。这个老师要做到不去控制每个行为的结果，也不认为最好的测试方式是让所有孩子保持相同的学习进度。
我去一所中学参观时，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她染着蓝绿相间的夸张发色，一个人靠墙坐着作画，与其他的孩子相隔得很远，完全一副不会受到整个世界打扰的样子。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课堂上时，孩子们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这位不速之客的着装差异上。一个女孩对我紫色的皮夹克赞叹不已，另一个问我是不是艺术家，因为我当时穿着一件高翻领毛衣和黑色紧身短裤；一个小男孩问起我那条南非的长织绣围巾上电风扇的图案，还有一个很滑稽的小男孩用很小但清晰的声音问道：“这位女士是谁呀？”当我问他们怎么会知道艾斯利兄弟合唱团（Isley Brothers）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很得意地说：“速易洁（Swiffer）的广告上。”因为陌生人的到来，教室里一片嘈杂。蓝绿头发的小女孩也慢慢把视线转到我的方向，嘴角微微上扬，随后又恢复了她板着的脸，移回她的目光，就像没看到我一样。
我想起了赛斯·高汀（Seth Godin）的一篇博客文章《从一个讨厌的老师身上你可以学习到什么？》。高汀是一位多产的商业文章作家，同时也是很受欢迎的由用户生产内容的社区Squidoo创造者。在文章中，他列出了一个人可以从不喜欢你的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分数不重要，你的激情和洞察力更重要；知道答案不是学习的唯一目的；在权威的质疑下坚持自我是一种强大的能力；勉强服从权威只是短期策略，坚持独特才具有长远意义。”17这个离群的小女孩似乎并未被学校打败。她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坚韧的东西。我可以看到她似乎是直觉地学习到了高汀所想传达的内容，即使她可能在10年之后才会明白，但她的身体语言已经表明她已懂得这种道理。
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那儿，很少与老师或其他人进行目光接触，直到她又在上节课上被传阅的画上重新开始工作为止。这种转化之迅速和彻底，让我想到皮格马利翁第一次看到他的雕像活过来时大概也是如此。她从身体僵硬、眼神呆滞、沉默寡言和疏离的状态，一下进入了全神贯注、充满张力的状态。她仍然不与其他小孩互动，但她开始提笔创作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的身上。不像其他地方的喧嚣，她身边有一种安静的氛围，其他的小孩会走到她身边看看，但也不跟她说话或互相交头接耳，只是安静地走开。我非常想看看她的画，更想了解她在自己身上和其他小孩身上创造的那种强大的力量，一种从她作画的激情中产生的力量。为了不打扰这种专注的力量，我退出了教室。
在当天下午学校放学的时候，我看到她在等车回家，又是那种疏离感，有种“我不在这里”的感觉。
等所有小孩都走了以后，我向老师询问起她的情况来。她被诊断为严重的学习障碍，并伴随注意缺陷，她在家里唯一享受的事情就是乱涂乱画。在被其他学校拒绝之后，她的父母把她送到这所公立艺术学校。因为在美国的标准化测验体系中没有艺术课程的年终考试，再加上艺术是很多公立学校无法承担的课程，她所在的原小学的艺术老师被裁员了。只有在这所艺术学校，她的艺术天赋才能得到认可，她很快从班上的后进生变成了班上的艺术家。此外，她还掌握了在电脑上编辑图片的技能，让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电脑上实现，这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崇拜。
“学习障碍”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再次陷入思考。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即DSM）中，注意缺陷障碍的特征是注意力分散、频繁地转移注意力、短时间内就会对一件事产生厌倦、完成一个任务时有困难，或很难专注于没有兴趣的任务。
最后7个字是关键。注意缺陷障碍不是在所有的活动上出现，只会在那些儿童没有兴趣的任务中才出现。所以，这不是一种生理的或认知上的缺陷，而是一种易受到环境改变影响的倾向。让孩子做他们有兴趣的事情，注意缺陷障碍就不存在了。
蓝绿色头发小女孩的独特技能在年终测试上完全无法展示出来，所以她常年得低分。工作的价值不仅仅是与标准答案保持一致。这个女孩的天赋在年终测试中没有得到体现，但是她有着非常特殊和稀有的、不能为电脑程序所取代的能力。可问题是她的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由她在年终测试的成绩所决定，除非老师和父母这些大人们决心引领她走一条让她的价值得以体现的路，而这条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我与这个小女孩有相似的体会。我小时候擅长数学和写作，是施密特老师看到了我的这些优点，尽管我的考试分数很低，尽管我不能记住美国宪法的序言和《葛底斯堡演说》的内容，并因此不能从八年级毕业。我不断尝试，又不断失败，为此我也用过很多方法，包括放学之后留在学校继续练习，大声朗读出来，但都失败了。施密特老师察觉到我不是真正地尝试，而只是出于“倔强”。有一次她在布置非常令人痛苦的课后作业时，似乎有了灵感，她让我写作文，就写关于我不能记住的那些短文。我熬了一夜写那篇作文，第二天把作业交给了她。我潦草的字挤满了一本小册子，那是整整200页。
我还记得当她从我手里接过那本脏脏的、破旧的小册子时，眼睛睁得有多大。她怀着惊讶和困惑的表情浏览着我那勉强可辨认的手写文章，我甚至在里面加了脚注。“你仍然记不住那些短文，是吗？”施密特女士问我，我摇头表示确实记不住。一会儿之后，她拿出特殊情况证明，在我的名字旁边加了一个勾，这正是我从中学毕业所需要的。我就这样通过了。
有时候，从好老师那里你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一个好老师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得的。那个蓝绿头发的小女孩能找到一位欣赏她才华的老师就是非常幸运的。在我离开教室之前，我告诉这位老师，如果他觉得妥当的话，请告诉小女孩，那位陌生的访问者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发现了她漂亮的作品并且非常喜欢。其实我还想告诉她，当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头发是紫色的。
正如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在《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Shop Class as Soulcraft）(6)一书中所提到的，以及他在有关制造和修理的重要性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全美的中学教育标准将错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不管是否公开说明，现在的美国高中就是为大学预备的。这些学校的重心是培养20世纪的白领中层管理人员。18标准化的教育不仅让孩子们感觉无趣，而且让他们为一些即将不存在的工作而做准备。这又是一种注意盲视。一个模型套用所有个体的教育模式使我们毫无知觉地只关注过去而不是未来。
太空时代是值得美国教育骄傲的时代，当时美国处于第一的位置，已经实现了月球漫步的壮举。那时涌现出很多教育理论，包括进步主义教育理论（Progressive Theory）、自由学校（Free Schools）、蒙台梭利学校（Montessori Schools）、科技学校（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s）、新数学、老数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当时，美国认为人类在面临一个全新但又未完全理解的科技世界，教育领域也迎合了当时的热潮，像膨胀和无畏的太阳系一样进行创造和实验。
现在，到了数字时代，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进行学习和交流，这种方式是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说“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句名言时都不曾想过的方式，但教育的视野却缩小到多选题的几个选项框里了。我们对知识的新标准缩小成了对错之分，在ABCD之间进行选择而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但是，ABCD可能都是错的。
我讨厌这种教育，我承认自己是有偏见的，所以在对待现代教育的问题上不用问我。试问任何一个成年人：你在学校中经历过的对你人生最有影响的事情是什么？我猜想你不会听到“我在五年级的年终考试中得了94分”这样的答案。当我问别人这个问题时，无一例外听到的故事都有关一位坚守信念的老师，他启迪和激励学生去尝试自己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伊卡博德·克兰可能会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政策表示满意。这种形式正合他的胃口。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很清楚自己是如何受到启发、知道自己应该注意什么的人来说，那些实验性的、大胆的和更有意思的事情才是兴趣和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