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诞生可能有许多的渊源，一本书的作者也会背负许多人情债。如果说到我本人和本书的源起，那要回到1998年。
当时我接受了南内尔·基奥恩及杜克大学教务长约翰·斯托伯恩（John Strohbehn）的盛情邀请。前者后来成了杜克大学的校长，后者成了杜克大学历史上，也可能是所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全职的专门负责跨学习研究的教务长。当时我正处于自己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正考虑去另一所大学在我原先所擅长的领域当系主任。此时，我的传真机上收到一封简短的信，他们要为我提供一个非常诱人的第二选择：留在杜克大学，与大学所有系的老师和学生进行合作，创建高等教育中也许是最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当我在那周与南内尔和约翰面谈时，我了解到这个职位其实没有任何的职责说明、规则和官方程序。令一切改变的正是这次受命之举。
我们的第一次碰面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
“我的预算是多少？”我问道。
“你想要多少预算？”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其实我并不是想要预算，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不想。如果我们是要启发一个创造性的、领袖式的学习模式，不应该先确定这个项目的价值，然后再寻找基金支持这个项目吗？”
事实上确实如此。我刚到新办公室没几天，就被告知会与杜克大学最年轻的财务托管人梅琳达·弗伦奇·盖茨（Melinda French Gates）一起工作。当时她还是慈善领域的新人，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是需要经济资助的具有创新性和原创性的本科生，以及优秀的研究生和专业学校的学生。我们一起尝试创造一个大胆又冒险的奖学金项目。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个不起眼的朴素信封，里面曾装过第一张来自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面额为1 000万美元的支票。
经过了特别无聊冗长的程序之后，南内尔将我的工作描述为：“打破一些东西并创造一些东西。”我感谢她带着大胆的挑战来委托我，许多年后，这个描述仍然弥漫在整本书中。每件事情都是全新的，一些事情被改变了。有时你必须打破才能创造。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打破的代价似乎太大，但这正是你要去寻找正确的伙伴和正确的工具的时候，如果你很幸运，也是你找到更好方式的时候。
这句话不仅适合当时的项目，也适用于大脑。在我作为副教务长的第一年，我与其他同事一起创建了第一个认知神经科学中心。这里我要感谢研究生院的院长卢·西格尔（Lew Siegel），他在每一点上都给了我非同寻常的指导。我开始自学神经科学，阅读大量的卷宗来寻找合适的中心负责人，直到杰出的神经科学家罗恩·曼根（Ron Mangun）领导中心之后，我还在继续阅读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我与罗恩的午餐交谈混合着我对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正是与梅琳达一起创建的奖学金项目所需要的。创造性地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研究和思考变成了我职责描述的新部分，很快我开始与另一位启发灵感的企业家金柏莉·詹金斯（Kimberly Jenkins）一起工作，她在去NeXT计算机公司、苹果和思科（Cisco）之前在微软开创了教育部门。特蕾西·福森（Tracy Futhey）作为杜克大学的首席信息员，是让我们的iPod实验成功的关键人物。我感谢所有这些帮助我反思教育、大脑研究、创新和新技术的人，这些正是本书的探讨领域。
我也要感谢教务长彼得·兰格（Peter Lange），我的下一任老板，我与他一起共事了7年，他现在仍然是一位任何人都想与之交往的，坦诚、机智和充满智慧的朋友兼导师。我非常感激校长迪克·布罗德黑德（Dick Brodhead）和副校长迈克·舍恩菲尔德（Mike Schoenfeld）不间断的支持。我无法列出所有对本书的想法有贡献的同事们、受托人们、院长们、教师们、行政人员和学生们，所以我只能简单地承认你们对我的巨大帮助，我无以回报。
即使冒着可能漏掉一些人的危险，我也要列出一些我要感谢的老师，是你们的帮助极大地塑造了这本书和我这个人：布罗内尔（E. M. Broner）、兰朵娜·帕特森、特里·万斯（Terry Vance）和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还有三位在本书撰写期间去世的同事：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伊夫·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和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我带着卑谦和敬爱之情在这里提到他们。
感谢我的学生们，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热情和恒久弥新的学习勇气给本书写作以激励。我特别要向“互联网上的大脑”这门课上的学生致以谢意，这门课将教学内容、训练方法、教学实践和同伴学习的元素都推到了极限，并且还是在媒体质疑的目光中完成的。我非常欣赏学生们在智识上冒险的精神。与申请法学院或医学院要通过一条狭窄的求学之路相比，这段经历更像坐过山车，这些学生也最终证明了，养成终生学习的乐趣是一件值得冒险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大胆的狂奔，也需要绝对的细心、勤奋、深思、具有想象力的知识，我的学生在这方面也对我帮助很大。我无比感谢我的研究助手们，他们都是杜克大学的博士生，他们的聪明、细心、灵活、全面和专注都在本书中体现出来。我对琳赛·安德鲁斯（Lindsey Andrews）、埃丽卡·弗雷特韦尔（Erica Fretwell）、南森·汉斯莱（Nathan Hensley）和帕特里克·贾戈达（Patrick Jagoda）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的好友普丽西拉·沃尔德（Priscilla Wald）陪着我在杜克大学的森林周围一圈一圈地绕，讨论一些想法，从她那多学科的丰富知识中我汲取到了无穷的灵感。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艾丽斯·卡普兰（Alice Kaplan）和罗宾·柯克（Robin Kirk）的真知灼见和智识上的慷慨帮助让我开始创作本书。莎伦·霍兰（Sharon Holland）非常细心地阅读本书中的每一章节并提出了许多使本书更完善的意见。
我希望把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名字全部列出来一一感谢，这些朋友、同事们的对话和意见，无论是私下交流，还是在脸书、推特或博客上的交流都让我受益良多。远在意大利的博利亚斯科（Bogliasco）基金会中的同事，对你们在那些神圣而安宁日子里给我的陪伴无以言谢。感谢杜克大学HASTAC的同事菲奥娜·巴尼特（Fiona Barnett）、埃琳·恩尼斯（Erin Ennis）、谢里尔·格兰特（Sheryl Grant）、埃琳·金特里·兰姆（Erin Gentry Lamb）、马克·奥尔森（Mark Olson）、鲁比·辛赖希（Ruby Sinreich）、弗雷德·斯塔茨曼和乔纳森·塔尔（Jonathan Tarr），特别是两位每天一起工作的同事曼迪·戴利（Mandy Dailey）和南希·金伯利（Nancy Kimberly），如果没有他们的幽默、机智和在“因差异而合作”上的专业知识，本书不可能完成。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跨学科和国际研究中心与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人文研究所的同事们，你们的热心和正能量我无以回报。
除了杜克大学的同事外，我还要感谢大卫·西奥·戈德堡，我们一起合作写过《未来思维》（The Future of Thinking）这本书，在HASTAC之初有过非常好的合作。HASTAC是一个优秀的组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HASTAC会有来自100多个研究院所的5 000名网络会员，所有人都致力于研究数字时代的学习方式。从HASTAC开始到现在，卢泽娜·鲍伊奇（Ruzena Bajcsy）、安妮·巴尔萨莫（Anne Balsamo）、艾莉森·克拉克（Allison Clarke）、凯文·富兰克林（Kevin Franklin）、塔拉·麦克弗森（Tara McPherson）和凯西·伍德沃德（Kathy Woodward）就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感谢约翰·西利·布朗、霍华德·莱茵戈德和拉里·斯马最早地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也感谢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数字媒体与学习项目，特别是朱莉·施塔施（Julie Stasch）和康妮·约韦尔（Connie Yowell）富有远见的资助。更近一些，与人类学家和年轻的数据分析师们的友谊非常令我激动，这个可以从HASTAC与摩斯拉基金会的伙伴关系中得到见证。在我当了8年的副教务长之后重返教学职位时，是几位院长和系主任的支持，让我可以游离在普通的院系或标准的教学之外。我在这里一并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耐心和支持。
可爱的前编辑罗斯玛丽·埃亨（Rosemary Ahern）于2008年给我引见了黛特·马兰（Deirdre Mullane），这位任何作者都梦想碰到的人。我不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在世界是否还有第二个。我感谢她的优秀、幽默和现实而清醒的头脑。我的编辑凯文·道滕（Kevin Doughten）让本书变得更好，是他不知疲倦的工作让本书得以成功。也感谢维京出版社的团队，你们的决定和远见是无可比拟的。
我还想感谢我的继子查尔斯·戴维森（Charles R. Davidson）、他的妻子苏珊·布朗（Susan Brown）及可爱的加文（Gavin）和莫拉格（Morag），谢谢你们的爱意。我的父母马琳·法恩曼·诺塔里（Marlene Fineman Notari）和保罗·诺塔里（Paul Notari）仍然以一种快乐和精力充沛的方式来工作和爱着彼此，这一直激励着我。父亲在80岁的时候，他仍然关注环境的未来、民主生活，拥有爱好、精力和良好的幽默感，这让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充满了动力。谢谢你，爸爸！本书是写给你、妹妹莎伦（Sharon）和弟弟肯的。我的兄长和他的妻子玛丽、儿子克里斯，是本书中的真实例子。他们凭借英雄般的坚韧，战胜了人生中最严苛的挑战。
本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想法和每一点激情都由我与我的人生伴侣肯·威索克（Ken Wissoker）共同创作，他是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弗洛伊德说“爱和工作是幸福的两个关键因素”，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谢谢你，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