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头条：“有iPod，所以我才是我。”
MTV新闻的广告词：“嘿，伙计，我刚刚入手一个免费的iPod！”
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狡黠地笑着说：“用iPod听莎士比亚？用iPod学微积分？这可能吗？”
美国在线学术发布媒体《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开始担心杜克大学的声誉：“作为全美最好的高校之一，杜克大学入学标准严苛、入学率稳定且资金充足，怎么突然堕落成了媒体的笑柄？”
《杜克纪事》杂志（The Duke Chronicle）上的评论更加尖锐：“杜克大学似乎要把iPod变成一个学术的设备，但iPod是用来听音乐的。它只是昂贵且不实用的玩具，把它扔到课堂中去它也不会因此而变成学术工具！”1
这些专家为什么都如此激愤？2003年，苹果公司与杜克大学商议，要将杜克大学打造成为六所“苹果数字化校园”之一。六所学校均可以选择一项苹果公司正在开发的技术在其全校范围内使用。从各个角度来说，这种商业与教育的合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所学校选择了苹果的笔记本电脑PowerBook，上面安装了苹果软件iLife，这是一款可以整合音频和视频的产品。另一所学校选择了电子档案袋（e-portfolios）的软件，这是一个在线的工作空间，学生可以进行多媒体项目的开发和存档。还有一所学校选择了一个音频软件来创建音频档案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杜克大学因为选择了时尚的音乐播放器iPod而成了舆论中心。这个小玩意儿在青少年中非常流行，但令大部分成年人困惑。
2003年，iPod还没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应用软件，当时以古板、冷漠、高价和高端而出名的信息技术行业，也没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软件或者教学的技术。随处可见的巨幅广告电子屏上，是听着iPod舞动的年轻人，他们动感的剪影与鲜亮的背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样的iPod可能会有什么教育功能呢？没有人考虑过它在学习上的潜能，因为它明显是针对年轻用户的，而不是信息技术产业的中年管理者。正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激发了杜克大学与苹果公司合作的兴趣。
作为参与该项目的人员之一，我与同事当时是这么想的，大学的教育者必须严肃考虑以下时代特征：即将入学的新生大多出生在信息时代，这些学生在网络世界中成长，他们在互联网上社交，与朋友玩游戏、分享音乐文件。上一代的学生所遵循的学校和家庭、学习和玩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互联网整合到一起，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但是他们的学校仍然没有变化，在家里，他们已经可以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取信息。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应该学习什么东西，而是向他们提问呢？如果我们让互联网这种非正式教育继续发展，进入一种新的、探索式的学习途径，看看这种自我导向的方式对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孩子们的网络经历已经将他们的大脑塑造得与新智力模式相匹配，然后让他们来展现这种教学实验，可能会是什么结果呢？
杜克大学宣布，要给每个大一新生免费发一个iPod。只是要求让他们想象一下这个带耳塞的白色小玩意儿在学习方面的应用，邀请他们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学校的工作人员。如果某个教授决定在课堂上使用iPod，那么教授和选了该课程的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iPod，且不限制用途。这是一个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也没有设置任何任务的教学实验，也没有评估的表格来说明我们的投资是否明智。科学证明，将注意力导向某个方向时，就会把其他方向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尽可能以开放和开阔的视角向自己提出问题：在这个用来娱乐的小机器上，有没有让美国年轻人喜欢的学习应用？在数字时代，年轻人有没有一些学习的经验要跟我们这些教育者分享？
假如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可能会叫“颠覆传统课堂计划”。这个计划有点疯狂、有些古怪，是精心打造来进行干扰、分心和差异化的实验，是在制度中体验忘却的一课，把自己原有的模式打破，试图更多地理解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让这些新的天才们成长。我们不准备去教，而希望去学习，学习他们从校外的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那些新鲜知识。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相信学生会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无法排除失败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专业的副教务长，一个相当于在企业中负责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职位。我是负责iPod实验的人之一，我们的任务是找到iPod最有意思的运作形式。2我们的本意是想稍微挑战一下传统高等教育的某些假定，但没有想到这个行为会引起如此的群情激愤。我们以为教育者同行只会皱皱眉头，但没有想到这个新教育举措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新闻！通常教育新闻能登上刊物封面，往往是因为我们又在哪个脑力竞赛中落后。这可是《新闻周刊》的封面啊！像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大众媒体认为杜克大学在误导年轻人，通过一个白色、轻薄的塑料玩意儿将年轻人引向歧途。
在这个iPod实验中，我们把传统模式下老师和学生的角色颠倒过来了，而这恰好是传统教育的最根本原则：一种基于资格的等级划分。在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体系中，权威原则是正式教育的基础，从幼儿园的游乐场到研究生的课堂中均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共大学教育系统迅速扩张，一张大学的文凭是找到好工作、变成白领的敲门砖。未能从高中毕业、缺少大学文凭被认为是失败的，教育的目标是防止这种失败的结果出现。在一些城市里，教育的竞争从选择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年轻人来说，想要进入精英的私立大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入特定的轨道。首先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进入最好的初级学校，再进入顶尖的寄宿学校，你才可能在常春藤学校或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这样的精英私立大学的申请中具有竞争优势。另外一个途径是在公立学校系统，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学习中，每年的考试都得到A或A+的成绩，选择最难的课程，考试成绩获得满分，在课外做大量的练习题。这些学生把整个人生中都集中于教育上的成就。3我们很好奇，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不走这些常规路线，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会怎么做。
在科技领域，众包（crowdsouring）指的是邀请一群人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在2003年进行iPod实验时，还没有“众包”这个说法。它是《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创造的，用来指那些广泛的互联网合作行为，通过在论坛上公开发帖寻求帮助，以完成一些任务，从写代码，如开源浏览器火狐的开发，到设计商标，如花了6美元的推特（Twitter）的“小鸟”图标。4
众包的三原则
众包是将任务外包给一群人，而且当你发现这群人符合三个非等级的原则时，这种方式最有效。
第一，也是众包的最基本原则，是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专业知识和同一性解决了问题；第二，如果你对结果有预期，并试图强制解决问题，这将会限制参与者，因此也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第三，最受到问题困扰的群体应该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
在iPod实验中，我们把数字时代进行教育创新的任务众包给了新入学的学生。我们在走路中学步。众包与依赖于资质认证和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很不一样。众包是对专家知识的怀疑，因为越是专家，则越可能在对问题的知觉上受到限制，更别说回答。正式的教育通常是教在注意分配中事物的等级排序，而众包则假定没有任何个人比群体的智慧更加突出。不管一个人是多么专业，也不管他有多么聪明，都可以通过在团队中共享观点和协同工作来提高和学习。
设备准备就绪，我们决定把教育实验向前推进一步。给新生免费提供iPod后，许多二年级及高年级的学生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们也交纳了高昂的学费！所以我们向他们解释，任何在校生都可以免费得到iPod，前提是他们可以说服教授，让教授向学校申请在课堂上使用iPod，并且想出一个可以在课上使用的教育应用软件。
这一招是不是听起来很狡猾？我们绝对没有预期过这一步。但一旦高年级的学生也想要iPod，一旦他们开始怀着妒忌进行猛烈抗议，这些iPod的价值也似乎一下增加了三四倍。
如果说“iPod上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嘲笑的开始，那现在才是反讽的高潮：一年之内，我们在48门课上给学生提供的iPod数量超过了我们无条件发给1 650名新生的数量。
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但还不止如此。从这个项目中真正挖掘出来的宝藏是学生们的创新。学生与教授一起开发出了非常多的教育应用软件，比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所有人所想象的还要多。此项目之后，人们评论说史蒂夫·乔布斯非常精明，因为苹果的数字校园计划是非常成功的研究与开发计划，苹果公司是大赢家。苹果公司现在就有了一个活跃的实验室，里面的学生不断地为它创造新的应用。
将iPod作为一个潜在的学习工具也赢得了非常多的公众关注，美国的青少年应该感谢我们，让他们有更好的理由要求父母购买iPod。在iPod实验的第一年，杜克大学的学生们想到了几十种新的学习方式。最常见的是下载与他们课程相关的音频文件，这些资料可能是物理学家或诗人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麦卡锡听证会、著名的案例、国会辩论或是由T. S. 艾略特（T. S. Elio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托马斯·爱迪生朗诵的著名儿歌《玛丽有只小羔羊》，这首儿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录制下来的声音之一。很快，学生们发现他们也可以把上课内容录制下来，有空的时候听。从西班牙语入门到爵士乐入门再到有机化学的课，都可以录制在iPod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播放。你不用再去图书馆或语言教室学习。你可以在公交车、体育馆或跑步的时候听你的作业讲解，大家都这么做！由于使用了iPod，声音材料一下子在我们传统的以教材等视觉教具为主的教室文化中起到了新的作用。
这种靠听觉方式的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的浪潮下，随着索尼随身听的出现已经具有了可能性。但是随身听依赖于广播和磁带而不是网络，它没有网络这种无限量的可下载的信息。
学生们比我们更早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结的。在一个由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中长大的学生们，深深地为iPod用于“集体”学习的各种方式所吸引。他们将iPod变成了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社交媒体和学习网络。
在环境学院，受玛丽·林恩·米兰达教授（Marie Lynn Miranda）的鼓励，某个年级的学生就当地住宅和学校的铅涂料问题采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家庭。每个学生都把他们每天的采访结果上传到课堂的网站上，其他学生都可以下载和评论这些采访。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他们把采访整合起来，进行数字编辑后，创建了一个音频文件在当地广播及整个网络上播放。5
一些医学生意识到，虽然有异常心律的声音库，但没法在现实的体检中使用到这些资料。他们想到一个方法，把听诊器一端放进一只耳朵，使用简单的信号跟踪技术来将他们从患者胸口听到与已经编录好的心律进行匹配。这个原则应用的价值显而易见，很快在北卡罗来纳州农村地区和在非洲学习医学和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就用上了这种技术来辅助诊断。玛莎·亚当斯博士（Martha Adams）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她意识到了这种技术对医学研究所产生的革命性作用：它可以让不在研究中心的人们获得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也可以让医生们远程报告他们在所属社区遇到的健康问题，这对于促进医学研究来说是双向的。很快，她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起，开始进行一个全美范围的iPod创新行动。同样，来自多方的注意又一次聚焦在这个项目上，不仅聚焦于结果，也聚焦于过程和互动，这种促进也是双向的。
在音乐系，作曲的学生们把曲目上传到iPod上，同学就可以听到并点评。音乐表演的学生在合奏、合唱或者交响乐中加入他们的声音或者乐器表演，就可以听到自己在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部分作为首席时的声音效果。
工程系的学生们则有一个实践的空间来拆解和组装iPod，以学习苹果公司从计算机代码到iPod原装白色塑料外壳的物理特征等一切细节。他们开始探索应用软件，在苹果公司没有给出专属代码的情况下开发出了可以添加到iPod软件库里的应用程序。换句话说，iPod可能还是原来的iPod，但是它已经变化，因为增加了一些由用户发展出来的特征和功能，而拥有了新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观念上的突破：一个商业的产品也可以被用户个性化，将互联网无限变化的开源特征拓展到更加固定的、有限的产品使用之中，混合了新旧两种观念。
在我们实验的第一年末，我们将iPod从一个音乐设备转化成了一个互动广播设备，杜克大学成为这项新计划中的一部分。2005年，我们很自豪地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学术的“播客”（Podcasting）会议。我最近看到我们当时的会议宣言，看到标在“播客”一词后的那些问号，觉得很好笑。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称呼这种把课堂录音上传到网站以供全世界人下载的现象。用iPod听莎士比亚？当然没问题。在杜克大学讲授的莎士比亚课程可以在曼谷或巴西利亚的公交车上听到。现在听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在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出现之前，在个人博客和脸书（Facebook）出现之前，在视频网站被发明之前会有“广播你自己”这样的口号。
第一次播客会议就座无虚席。会议由我带头的第一个项目所资助，叫作信息科学与信息研究项目（Information Science +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ISIS）。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计算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每个人都处在新角色和原专业之间。许多媒体汇聚在礼堂中，来见证这个跨工程、医学和应用科学等学科的时刻。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们的疑问从“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个设备对学习有用”，变成了“这个设备促进了复杂的学术研究，可能让学习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免费的”。
播客的概念性突破已经达成。虽然购买这些iPod价格不菲，但其结果是让杜克大学及杜克大学以外的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廉价方式获得信息。只需要少量的花费，你就可以把你在任何地方听到的任何东西都广播出去，你也可以下载来自全世界的东西。这些内容不是由专业人士制作的，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上传，免费下载，也可以进行混合创作后再次上传。当我们开始iPod实验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2007年出现的iTunes U上面会有超过350 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所提供的课程和其他教学音频、视频文件，这些文件都可以免费下载。
杜克大学一向被认为是可以为这种“轻率行为”买单的“有钱的优等学府”，但是将知识民主化并非轻率的举动。当我们发现定制一台个性化的移动设备实际上等同于定制一台不算昂贵的电脑时，这种意义尤其突显。2008年的秋天，在杜克大学实验几年后，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Chapel Hill）附近的卡勃罗斯中学（Culbreth Middle School）的一群教员和学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iPod项目。他们使用iPod而不是传统的笔记本电脑，是因为iPod具备“便携性及获得信息和应用程序的快捷性”。6 2010年1月，在海地发生灾难性的地震后，七年级学生使用iPod上的各种功能来获取最近的消息。他们使用iPod来测量地震的等级和收集相关的信息，包括人口数据、人道主义援助信息的更新、海地当地的新闻播客、海地文化和政策知识等。还用iPod来进行克里奥尔语的翻译。这些学生甚至可以与一个在海地受到重伤的研究生随时保持联系。他们使用iPod来获得远方的灾难信息，并根据他们收集的信息制作自己的播客。这个实验无疑证明，如果紧急事件发生在附近，学生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新知识进行救灾和募捐。
iPod实验不仅是一项技术投资，还是一种对有关新形式注意力的投资。它不是让学生总是向前冲，从更高水平的人那里学习并记住一些特定的知识，或接受已经预先决定的知识并消极地吸收，而是对学生主导的好奇心的投资，这种好奇心不是乏味的白色塑料，而是由互动、众包、个性化学习和解决问题的驱动力所催生出的自然本性。我们最大的野心，就是希望改变远在20世纪课堂上形成的注意力的单向模式。7
iPod实验是一个开始，开始寻找数字时代中校园教育的学习范式。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婴儿与那些影响他生活的人进行的不断互动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此同时还有神经通路的削减和塑造。iPod实验承认了大脑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它在复杂互动的世界中选择、重复和映射。实验也表明，万维网已经改变了新一代学生非正式学习的模式。这个实验试图将新的注意力科学与新的数字技术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数字时代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验本身也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我不准备争论这种在网络中互动式的任务是否要比传统校园教育中主导的接受模式更好。“好”或“差”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就是注意对象不同。当我们在网络中遨游，点击鼠标浏览网页时，跟我们在看电视、电影或读书时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不一样。不可否认，当我们把自己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时候，需要发挥想象力。我们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有意思且吸引注意的网页时，需要一种不同的注意方式。我们不需要区分“好”和“差”，因为两者都有，两者都可以引起非常丰富和活跃的认知活动。浏览网页体验的这种新颖之处也在iPod实验中引起了我们的兴趣。2003年，教育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挖掘传统媒体的潜力，但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如何来控制这批生长在网络时代的学生所形成的新型注意模式。网络中的内容并不总是遵循一个清晰、线性的路径，不可能沿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一直从头走到尾。
我们大部分人所经历的校园教育和印象中的教室是基于专业知识、具体化和等级制度构建而成的。这种教育可以让人们在20世纪通向成功，因为那时专业知识、具体分工和等级非常有用。但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此时，重要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社交网络、众包、个性化和用户创造内容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和浏览信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大的百科全书不是由专家撰写而是由全世界志愿者编写，第二流行的火狐浏览器由用户共同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多角色游戏《魔兽世界》每个月有超过1 100万的用户注册，各类社交网站风靡全球。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新世界，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教育？
另一种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如何改造21世纪的课堂，将数字化的好处转化为教育的优势？
iPod的实验是一个开始，但是要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有多大，先得了解过去的价值观是如何把学校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