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航海技术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独木舟及其附属器具的发现。1979年在山东庙岛群岛大黑山岛发现的木舟船尾残迹，距今已有四千多年。
海上运输图景
早在指南针发明前，中国人在航海实践中就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与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导航技术。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的“广州海夷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的情况。
11世纪指南针的发明，是航海技术的一次巨大变革，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标志着航海新时代的来临。宋代《岭外代答》与《诸蕃志》是反映宋人海外地理知识的代表作。进入元代，海外贸易更加繁荣。
蒙古帝国分裂后，以今伊朗、伊拉克为中心的伊利汗国，因开创者旭烈兀与元世祖忽必烈同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两国关系密切。伊利为“从属”之意。伊利汗国奉中国的元朝皇帝为宗主，早期历任伊利汗大都要等到元朝皇帝的册命，才正式加冕即位。
合赞汗时代，命宰相拉施特组织编纂了前近代最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集》。这部著作共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分册，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史集》各卷已被陆续翻译成世界许多文字，其中《蒙古史》部分，因史料价值极高，早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熟悉；《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束奇葩。
《史集-中国史》首先介绍了辽（契丹）与宋的历史，比成书于元末的《辽史》《宋史》还要早。其后《史集-中国史》详尽罗列了从盘古时代到宋三十六个王朝的帝王世系，其中南北朝时代，以南朝为正统，北朝分五组，分别为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最后一部分介绍了金太宗及其后裔的情况。《史集?中国史》尽管有少许错误，但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
元朝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系后王交恶后，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中国福建地区的泉州，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是连接两大地区的重要港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即是沿着这一航线踏上归乡之路。
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七百多年前的一次海上旅行的全过程：
（缺）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缺）。
上文中的火鲁没思（Hormuz），即忽鲁谟斯，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即因此得名。因碑文残缺不全，我们无法获知此人姓甚名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先是在大德三年（1299）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合赞汗处，受到合赞汗奖赏，回国后将合赞汗赏赐的宝物进献朝廷，又得到元朝政府的嘉奖。五年后去世。
景教瓷墓志
泉州，在宋元时代，是中国乃至东亚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城市，因城市内外遍植刺桐树，泉州在西方以“刺桐”而闻名。泉州繁荣发达的海外贸易，招徕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到这里定居或旅游，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塔都曾旅居泉州，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这座城市。直至今天，我们在泉州仍然能感受到浓厚的多元文化交汇的气息。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与天主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长眠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叙利亚文景教碑
伊斯兰教墓顶石
元朝灭亡南宋后，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年）、延祐元年（1314年）先后两次颁布《市舶司则例》，对舶船出海与回港手续、抽分与舶税、禁止出口货物等做出了详尽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