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巡幸——南控中原，北连朔漠

两都巡幸——南控中原，北连朔漠。

两都制确立后，两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大体可分为驿道、东道与西道三条线路。

驿道是一般元人走的路线，从大都健德门出发，途经昌平等约十一处驿站，抵达上都。这条路线也是大都至岭北和林的“兀鲁思两道”（帖里干道与木怜道）的南段。元朝派往漠北地区的使臣、官员、军队以及物资调配，都要通过这条驿道运输北上。

银腰牌

五体文夜巡牌

东道又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出黑谷上行的辇路，沿途设有十八处捺钵，是专供元朝皇帝巡幸上都的路线，其中南北两端与驿道重叠；另一条是出古北口的御史按行路线，主要供监察御史与军队北上使用。

西道主要是供元朝皇帝自上都返回的路线，沿途设有二十四处捺钵。

元朝皇帝每年由东道辇路北上上都，再由西道返回大都，往返时间虽不十分固定，但基本上是秋冬季节在大都，春夏季节在上都。

元朝皇帝每次出行时，除后妃、太子、蒙古诸王及皇帝的禁卫军——怯薛与侍卫亲军外，中央各机构的主要官员，乃至备顾问的宗教首领、儒臣文士等，都要扈从，从而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阵容蔚为壮观。有的记载说，皇帝进入上都，“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这虽是夸大之词，但从中也可看出皇帝扈从人数之多，已难以统计。

元朝皇帝出巡后，大都虽然也留下亲王与官员留守，但重要政务往往要呈报皇帝批准，于是，一年中，元朝的决策集团实际上是在流动的，或者在大都，或者在上都，或者在往返二者之间的路途上。

元代两都巡幸体制，实际上是游牧民族王朝政治制度的一种体现。这种制度并非元朝所独创，辽朝的五京制与四时捺钵制度，在元朝政治文化中都可见到它们的影子。

由于元朝皇帝一年定期往返于两都之间，元朝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实际上不是发生在京城，而是发生在两都之间的路途上。

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当年的上都巡幸后，开始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晚，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的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失和英宗的两位怯薛长失秃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最亲信的大臣——中书右丞相拜住。

六年后，天历二年（1329年）八月初一，新即位的明宗踌躇满志地南下抵达旺忽察都，第二天，已经退位并从大都北上迎接他的弟弟文宗也来到此地，二人在行宫举行盛大宴会。初六，明宗暴死。文宗在严密保护下疾驰上都，并在十五日于上都大安阁举行复位仪式。兄弟之间发生的骨肉相残的悲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成燎原之势，愈演愈烈。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一支红巾军由山西大同攻入上都，上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城内宫殿建筑被焚毁殆尽，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度就此停罢，而元朝统治离覆灭也为时不远了。

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十年后，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北上，攻占大都，更其名为北平。因大都城区面积过大，不利于防守，明朝将大都北段城墙南移，重点防守南半部。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北京城又逐渐向南发展，从而奠定了此后北京的城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