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上殖民主义道路，积极对外扩张。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在日本的江户湾，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转交给幕府，信中提出开放双方贸易等要求。8月，幕府将这封来自美国总统的书信的译文转发给所有大名和重要的政府官员、学者，要求他们讨论并提出处置意见。得益于中国商船此前向日本国内传达中国遭受列强凌辱、被迫签订屈辱条约等信息，五十九位大名中，有二十二位的意见是同意与美建立贸易关系，十八位希望避免战争……而学者们大多数希望日本能汲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不要与美为敌。一年后，美日《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
兰学为日本的近代化准备了基础。被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应对西方的入侵。日本开始废除各地的分藩，设立中央政府的统治机构“县”，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68年3月，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四、打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以明治天皇为领导、集合了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的“明治维新”开始了。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社会的道路。明治维新时期，正值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弱肉强食的殖民思潮甚嚣尘上。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日本也立即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
琉球国是位于台湾岛以北的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岛屿国家，它深受中国的影响，明清两朝起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明清两朝中国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共达二十四次，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还派出以翰林院检讨赵新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琉球。但德川幕府时期，位于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屡次入侵琉球，迫使琉球也向萨摩藩主进贡。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借口两年前琉球船民在台湾被土著高山族杀害的事件向中国提出交涉。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总理衙门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居民与琉球人民发生的纠纷，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是为了避免事端，总理衙门又声称台湾虽然是中国的藩属，但中国概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所以中国不能为台湾原住民的行为负责。日本以此为借口，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立了远征军，入侵台湾。清朝得知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一万一千名赴台防守，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指出中国对整个台湾拥有统治权。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月签订条约。由于清朝的软弱，中国不但没有再谴责日本入侵，并使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五十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藩属国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因此，尽管琉球国王于次年再次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四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尚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于清朝这一没有远见的失败外交，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爵士不无讽刺地评论道：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的侵犯花钱付账，这不啻是邀请外国做进一步侵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内积极实行代议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对外也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开始在周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而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动力要远远低于对于维护他们个人政治权力的动力。他们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经常幻想着以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在近代的各种对外战争与交涉场合，外界的强大军事压力固然存在，但誓死争取与苟且偷安的态度，也对最终的局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清朝的官僚体系中，为个人利益而斤斤计较的奴才占了大多数，为整个王朝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进行规划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现象从左宗棠、曾纪泽等人对西北领土的捍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