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夭折。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占据着清朝统治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既不是皇帝，也不是权臣，而是咸丰皇帝的遗孀——太后慈禧。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刻仓皇逃出北京城，前往热河避暑。然而，身体虚弱却过度沉湎于酒色的他再也没能回来，他死在了热河。在弥留之际，他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太子。他的这个决定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因为新皇帝的生母正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以后的近五十年中，慈禧将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她联手先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以垂帘听政的形式开始对整个朝廷发号施令。在朝廷与后宫之间充当纽带的，都是地位卑下但权倾一时的太监。恭亲王奕訢也正是在慈禧的帮助下，在实行一系列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措施的同时，使得总理衙门成为凌驾于军机处之上的新的政治中枢。恭亲王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但缺乏深厚的修养与气度。慈禧太后虽然需要与其合作对付外廷臣僚，但时时警惕着其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訢集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每天在其官邸外排队等待召见和拜访的官员多达几百位……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警觉，然而奕訢却没有觉察到这种危险。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借着一位翰林编修的弹劾，亲自起草了一道错字连篇的谕旨，将恭亲王奕的所有职位一概解除。后来看在众位亲王求情的分上，慈禧又恢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位，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但奕訢经此打击，对新政的热情大大冷却。光绪七年（1881年），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中的慈安太后去世，奕訢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保守派官僚对他发起猛烈的抨击，慈禧一口气摘掉了四位军机大臣的顶戴。这使得奕訢逐渐失去势力，淡出政坛。此后的中枢领导为身为海军衙门主管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人都是庸碌无能之人，从此，清朝中央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人。
慈禧太后像
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但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的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首席大学士倭仁对奕訢设立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等课程上奏抨击后，奕訢的回应很简单，就是请倭仁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立即就难住了喜欢指手画脚的保守派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守派对洋人的指责和担心在若干年后都变为了现实。从来没有哪个条约能够约束这些贪婪的外国政府对中国提出更多的索取。到了19世纪末，列强们甚至开始公然动武，划定势力范围，试图瓜分中国。保守派对现实与未来的忧虑无可指责。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向上，保守派总是倾向于关起门来、闭目不见，以获取内心的安定；而洋务派则要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种种灾难性可能，鼓起勇气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对时局有清醒而深刻的洞察，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更需要有乐观而进取的性格。当胡林翼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他百思不解，心中充满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但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显然，现代人在研究中过滤了太多当时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以致经常会做出简单而轻率的评价和判断。实际上，一个活在当时社会中的人，无论是哪一派，他面临的问题都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