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大规模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官僚在创办军事工业的时候，已经面临经费浩大，交通、通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他们访问西方各国后所提交的各种报告也都对列强的富裕与文明给予重要篇幅，说明发展国家经济以支持政府和军事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奏称：“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我国传统的轮船航运由于受到洋轮的冲击，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萎缩凋零到危及漕运的地步。而清朝中央囿于旧的思维，排斥华人民间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同治十二年（1873年）一月，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成立，机构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徕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而具体经营又由官方委任或者指派，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先后由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与盛宣怀等人管理经营，并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收买美国商人的旗昌轮船公司，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有轮船二十六艘，股本白银二百万两。此外，于光绪元年（1875年）设立招商保险局，次年又设立仁和保险公司，从而形成航运与水上保险为一体的现代运输企业。
19世纪70年代后，正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展开的时期。电报等通信技术在军事、商业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光绪五年（187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架设从大沽口炮台到天津之间四十公里长的电线，由于距离较短，顺利架成，使用后效果良好，促使朝廷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开始架设天津到上海的电线。次年十二月，全长两千七百二十四公里的津沪线接通。随着电报的广泛应用，李鸿章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二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俄国边界，西北到达甘肃、新疆，东南到达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
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设煤矿，以广利用。光绪四年（1878年），位于直隶的开平矿务局成立，开办开平煤矿。到光绪十年（1884年），全国总共开办十二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晚清民用工业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形式，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现代工矿业、铁路、航运等行业对于民间商人来说都是新生事物，完全采用民营需要民间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增加认识，从开始的限制到主动设局招商，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却掌握在官方手中，这就为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所以，官督商办的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虽然起了重大作用，但其发展一直处于艰难曲折之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轮船、电报、铁路四通八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来说，影响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以后，上海于同治三年（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向美国派遣三十名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则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学生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严宗光等人都成了海军的中坚人物。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大量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准确的新媒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