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条约羁縻各国，赢取时间“自图振兴”。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庆幸终于摆脱了洋人要直接到北京谈判的麻烦，以把洋人的活动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沾沾自喜。战后，耆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了多大的震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如果能再接再厉，像林则徐、魏源讲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朝廷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现在很好，因此，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错过了十八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
按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的中美和中法条约，在十二年后应该重新修订合约。这是列强预留的进一步侵略的伏笔，但大清政府完全没有应对。十二年后，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共同要求修订条约的时候，道光皇帝的指令是一定要维护《南京条约》等“万年合约”的完善安排，禁止提出其他要求。仅仅过了十几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感已经一扫而光，甚至成了朝廷坚守的底线。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和葛罗率军抵达大沽口，并攻占了天津，以武力要求与清朝谈判修约。咸丰皇帝派出了七十三岁的大学士桂良参与会谈，最后达成了《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新开放十个口岸，外国人持护照可以在内地游历，限定外国进口商品的厘金不得超过2.5%，赔偿英法两国战争费，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行动等条款。两国政府批准条约后，在交换条约的地点与进京路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导致了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发动向北京的进攻。咸丰匆匆逃出首都，到位于京城东北部近三百公里的热河行宫去避难，而英国外交公使额尔金与法国公使葛罗则率联军攻进北京大肆烧杀抢掠，直至劫掠圆明园的所有珍宝并一把火将其烧为灰烬，犯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罕有的滔天罪行。十月，《北京条约》签订，规定外国公使可以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白银八百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而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不费一兵一弹，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两个省。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一带展开激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条约体系，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个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被彻底打败并遭到无情的羞辱。1840年以来清朝仅存的一点尊严丧失殆尽。四年后，完全是由于太平天国内部的原因而使得清朝得以将其彻底镇压。签订条约后，暂时的平静与内部危机的暂时消失，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层次来思考二十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其结果就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
恭亲王奕訢像
咸丰十年（1860年），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负责留京谈判的恭亲王奕訢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这个奏章是受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在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其次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夷务，以同等国家的身份来对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国家，不再以进贡、藩邦等形式来处理。这就促成了近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形成。但是，对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汉族士大夫对西洋各国的研究与知识，最高统治层显然完全没有了解。他们对自己的对手的认识，还建立在中国历代夷患的经验之上。因此，奏章将局势比喻为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认为应当借鉴诸葛亮的方法，暂时放弃敌视西方的政策，以条约羁縻各国，赢得时间“自图振兴”，最终战胜西方。它对主要敌人做的排序是：太平天国与捻军是占首位的心腹之患，俄国是占第二位的肘腋之患，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六条建议主要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办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章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对外界的茫昧无知，但他们却愿意面对现实，并且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接到奏章，咸丰皇帝随即下发各亲王、王大臣、总理行营大臣、军机大臣讨论后，批准了各项措施。随后，奕訢等人又上《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具体确定了总理衙门的设置事宜。三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设立。在未来的二十多年中，总理衙门的权力超越了外交事务的范围，而成为国家政务的中心。总理衙门下设的两个附属机构，一为同文馆，最初只教授外语，为培养外交人才服务；后来陆续增加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物理）、医学等课程，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雏形。同文馆翻译的各种西方书籍，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个为总税务司，由于一直为洋人所把持，所以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既帮清廷建立起一个现代海关与涉外税务机构，又成为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代理和工具。
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但是中国对这套游戏规则并不了解。清朝对外国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主要职责是每年元旦安排各国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这与西方的外交体制差别很大。两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都有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清朝建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以便各国的文书可以直接抵达皇帝。两次战争的直接原因都在这个问题上。直到《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各国可以在北京设立公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对于清朝来讲，它面对的是一套全新的秩序和规则，也正是在熟悉与了解这套新规则的过程中，清朝开始融入近代国际社会。同治五年（186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中国使臣访英；次年，美国公使带领中国使节团访问美、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十一国；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中国正式派出郭嵩焘为英国公使，随后几年相继在各国设立驻外公使，中国的现代外交体系才基本建立。与此同时，借助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中国开始了解当时的“国际法”。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递交总理衙门。不久，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当时正值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为战利品。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中有关国际法的知识，认为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为非法，所以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訢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赔偿金。经过这些事件，中国也开始学会用这套规则维护国家权益。总理衙门当即印发三百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