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统治，大兴文字狱，查缴禁书。
与注重文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廷为消弭广大汉族臣民尤其是知识人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又利用种种手段，实行高压统治。
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典，和广大读书人施展抱负的进身之阶，科举取士制度相沿已久。清王朝建立之初，多尔衮即以顺治帝的名义，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下诏恢复科举。顺治二年（1645年）、三年（1646年），先后举行了乡试、会试。
然而，十年之后的顺治十四年（1657年），一场几乎蔓延全国的科场案却爆发了。牵连所及，不少主考官及其家人、中式（科举时代称考试合格）士子等，或被处以极刑，或被流放，或被取消中式资格。
科场舞弊并非罕见，清廷何以用如此严酷的手段加以处理？
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这样揭示道：“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兄弟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
显然，清廷的用意在于借科场案来震慑、打压广大读书人，以收“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效。
吕留良像。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杰出学者、诗人，支援反清义军，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曾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吕留良过世后，“反清复明”代表人物之一曾静崇奉其民族气节，为其广播，被告发下狱。吕留良死后四十九年（雍正十年，1732年）被雍正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首之酷刑，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孙、亲朋、弟子广受株连。此案被称为清代以来最大的文字狱。
清廷不仅对读书人不放心，对汉族臣僚也心存疑忌。
为防他们对朝廷有二心，皇帝曾借讨论“理学真伪”问题，有意识地警诫或压抑理学名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与讲官牛钮、张玉书、汤斌，就“理学”话题做了一番讨论。康熙特别强调，如果“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相反，“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就是“真理学”。这无疑为臣僚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
后来，康熙又于三十三年（1694年）闰五月初四，在丰泽园考试翰林官，出的题目就是“理学真伪论”。无独有偶，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南巡召试江南生员时，也出了同样的题目。可见，清最高统治者对官员、士人的思想动向是非常关注的。
官员结党，是令皇帝深感不安的一块大心病。对此，雍正颇费了一番心思。
雍正四年（1726年），江南武进人钱名世作诗赠年羹尧，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据钱名世自注，意思是年羹尧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帝平藏碑之后。
这下惹怒了雍正，他认为钱名世“钻营不悛”“悖逆已极”。实际上，他担心的是钱名世与年羹尧结党。
《大义觉迷录》。雍正编纂，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写作起因是汉人学者曾静、张熙受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失败被捕。书中包括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并附曾静《归仁说》一篇。
于是，为惩戒钱名世，并借此警示其他官员，雍正做了特别处理。他将钱名世革职后发回原籍，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钱名世悬挂在大门上；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京大小官员，作诗讥刺钱名世的罪恶。
最后，三百八十五名官员的诗作，雍正认为满意，汇在一起，令钱名世刊刻。
不过，也有人因“作诗谬妄”，受到了严厉处分。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兄弟，被革职。
雍正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表达了他对朋党问题的态度。与宋代欧阳修的看法完全相反，雍正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所期望于臣僚的是“惟知有君”，这样的话，“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从而达到“一徳一心，而上下交”。
查嗣庭像。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出了如下题目：首题《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认为查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二题《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认为查居心叵测；次题两道：《易经》“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认为这是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所说“正”有“一止之象”，都是指雍正年号，暗喻斩雍正帝之头；策题《易经》“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说查不尊君为“元首”，有辱君威。雍正帝认为他所出试题“讽刺时事，心怀怨望”，遂抄其家，查出其日记中“语多悖逆”，乃大兴文字狱，将其逮捕。查狱中病死后，仍遭戮尸枭首，亲族、弟子多人受株连。
说白了，雍正希望看到的是，臣僚绝对效忠、俯首听命于他，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
更为恶劣的是，为高度强化统治，清廷还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为最。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二十起，乾隆时则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
文字狱的发生，虽然有的缘于诗文、著作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或讥讽，但更多的是因清统治者过于敏感，或者刻意引申而导致的。像“一把心腹论浊清”，“莫教行化乌肠国”，“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都被认定为心怀叵测。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更助长了文字狱的泛滥。
鲁迅先生曾反思清代的文字狱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如此氛围，无怪乎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慨叹了！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廷掀起禁书、毁书狂潮，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
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1793年），近二十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前所未有的图书浩劫。
据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等的统计，清廷禁毁的图书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版在八万块以上。
孟森先生曾沉痛地感慨：“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祖武
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纂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章太炎先生论清儒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实在发人深思！
民族狭隘心理的作怪，使清统治者无端猜忌；帝王独尊的虚幻光环，令清朝有些皇帝忘乎所以。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又岂可忘记？宽、严如何相济，并非仅靠说说而已。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表明清朝的统治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时代在变，国际形势也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