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右文，修纂图书。
清廷还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以显示“稽古右文”。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顺治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工作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无不涉及，编纂的重要典籍如雨后春笋般，纷然而出。
《清宫藏书?前言》中指出：“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据统计，仅台北及北京两个故宫博物院遗存即有五十多万册，其中十五万余册收藏于台北，另三十余万册存贮于北京故宫图书馆。”
《四库全书》书影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型图书，就是当时书籍编纂的代表性之作。
《古今图书集成》启动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原为陈梦雷想报答康熙帝，特别是皇三子胤祉的知遇之恩而作。
在侍从胤祉期间，陈梦雷多次听胤祉谈到，像《三通》《太平御览》等书，要么“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要么“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都不能令人满意；期望能看到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的书，才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经胤祉这一指示，陈梦雷很受鼓舞，遂以一人之力，开始进行编纂。从第二年十月起，从胤祉处领银，雇人缮写。
由于陈梦雷本来就有不少经史子集方面的书籍，加上胤祉慷慨地允许他利用王府协一堂所藏典籍，所以，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书稿就编成了。这次成书，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计万余卷。
书成之后，陈梦雷曾向胤祉上《进汇编启》，期待能得到皇三子和康熙帝的指示，以做进一步的存、去、分、合；并希望利用内府秘藏，补其未备；广聚江南等地别本书籍，加以校雠，以臻完善。
但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进汇编启》才得以正式进呈康熙帝。康熙审阅后，赐书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进一步修改润色，并负责印刷事宜。
五十八年（1719年），编定成一万卷；第二年开始印刷。但印刷尚未完工，康熙帝就去世了。
雍正帝继位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把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但雍正帝并没因此中断《古今图书集成》的完善、印刷工作。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五，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等担任该项工作。
蒋廷锡等除了对已经印刷的九千六百二十一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外，还将未刷印的三百七十九卷重新审核、刷印、装帧。至于体例，仅把原来的志改为典，其他未做更改。
雍正四年（1726年），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计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最终完成。该书用铜活字共印刷了六十四部，其中十九部为绵纸、四十五部为竹纸。
雍正撰《古今图书集成序》，认为：“是书亦海涵地负，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也说：“本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富，实艺林之巨观，为从来之所未有者。”大学士张廷玉也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称誉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
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实事求是地说，《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于此书已初见规模。
此后，《四库全书》的编纂，更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就曾责成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他再度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他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一年之内连下两道谕旨，可见乾隆对访求遗书的重视和迫切心情。
在此情形之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在所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中，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事宜，提出四条具体意见。
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引起廷臣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做出指示，基本上采纳了朱筠的看法。
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六，乾隆选派总裁官；十二日，又决定：“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至此，以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为契机，清廷大规模的征书之举，遂演变为《四库全书》的开馆纂修。
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起，一支队伍庞大的人员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即有三百六十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到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82—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盛京文溯阁，称为“北四阁”。
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这七阁的命名，并非任意取的，而是有深意寓于其中。乾隆在《文源阁记》中这样解释道：“文”具有经世、载道、立言、牖民的重大意义；而经是文之源，史是文之流，子是文之支，集是文之派，派、支、流皆自源而分，集、子、史皆自经而出。所以，“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计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若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其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
由于铜活字毁于乾隆初年，为解决《四库全书》应刊书籍的刊刻问题，金简发明了枣木活字办法，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式。计刻大小木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合计其他相关用项，共用银两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
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评价纂修《四库全书》之意义，称：《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它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