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开“博学鸿儒”科，一开“经学特科”。
为了将“崇尚经学”落在实处，清廷曾采取了一些举措。
康熙十七年（1678年），鉴于“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康熙帝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送至京师候试。
经过一年筹备，内外官员所荐近二百人，陆续进京。这些人中，既有因“旷世盛典”而歆动者，也有在地方官员软硬兼施下而被迫就道者。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考试大典在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于体仁阁隆重举行。试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
四月初六，公布考试结果，取中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皆令供职翰林院，从事纂修《明史》工作。
陈祖武先生在《清初学术思辨录》中指出：“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其意义远远超出五十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而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还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后来，雍正也想效仿其父再开“博学鸿儒”科。但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颁谕后，内外官员并未积极响应，直到雍正去世，也没能举行。
乾隆继位后，于元年（1736年）二月再下令，督促地方官员抓紧时间将荐举的人汇送来京。一切就绪后，九月二十八日，在保和殿举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七十六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被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
第二年，又举行了一次补试，录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
两次“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尽管显示了政策的连续性，但意义并不一样。如果说康熙所举意在收拾人心、稳定时局，以及鉴于形势发展，确实有求贤纳才的意图，那么乾隆对荐举之人资格限制之严、录取人数之少，则更多地体现为虚应故事、装点门面。
不过，乾隆所举“博学鸿儒”科效果虽然不理想，但他十几年后的另一举措，则贯彻了康熙“以经学为治法”的精神。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鉴于“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颁布了一道上谕，命令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的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而不论其是进士、举人、生员，还是退休闲废人员。
对乾隆此谕，大学士、九卿积极响应，踊跃推举，并建议由礼部来制定考试事宜。
但乾隆的反应出乎大臣们的意料。乾隆训示道：所举人数未免过多，如果真的有这么多淹通经学之士，也就不用“特诏旁求”了。而且，他也不赞同由礼部议定如何出题考试，认为这样会开启“人人皆得豫为揣摩”的弊端，而且也脱不了“举场应考习套”，又怎能考察被荐举者的真才实学？
这一态度，令官员们有些无所适从，所以迟迟不能响应。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也只荐举了四十余人。
乾隆十六年（1751年）闰五月，乾隆帝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声明之所以召开“经学特科”，目的在于“务得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并非注重“工射策、广记问、文藻词章充翰林才华之选”，更不是想借此“授以政事、责其当官之效，如从前各保一人故事”。并命令大学士、九卿对所举人员“再行虚公核实，无拘人数，务取名实相孚者，确举以闻”。
最后，经过严格审核，乾隆仅选定了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六月，授吴鼎、梁锡玙国子监司业；八月，因陈祖范、顾栋高“年力老迈，不能来京”，授予二人国子监司业衔，以鼓励绩学之士。
江南经师惠栋曾感慨：“历代选举，朝廷亲试，不涉有司者，谓之制科，又谓之大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
对于乾隆帝此举，陈祖武先生在《乾嘉学派研究》中评价道：清高宗以其举荐经学的重大举措，纳理学、词章于经学之中，既顺应了康熙中叶以后兴复古学的学术演进趋势，又完成了其父祖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夙愿，从而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
